书城灵异千古探秘:消失的神秘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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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古蜀最后的征战

一部古蜀邦交关系,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曾经如此不遗余力地与夏人、商朝人、秦人、楚人、巴人奋战,两国交好只是战争间隙的暧昧时光。蜀人与夏,有确切记载的战争或许只有两场,却一度改变了古蜀国的面貌;蜀人与商,大小战争多如牛毛;周人是蜀人的同盟,却经常在背后对蜀人下黑手;秦、楚是古蜀国的试金石,蜀人最终亡国,只有经受住战争洗礼的民族,才有资格逐鹿中原。

公元前451年

公元前451年,世界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生活在爱琴海边民主的雅典人投票通过法律,使双亲中有一方不是在雅典出生的公民全部丧失了选举权,这一法律使雅典公民的人数大大减少。而公元前451年中国已是战国早期,奴隶制尚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年,史官颇为清闲,全年并无大事可记载。唯一不安定的是成都平原上的蜀国和渭水一带的秦国交恶。此时的中国并未统一,诸侯国之间争夺土地的战争从未消停,人们对战争早已司空见惯了。

这一年,成都平原上的蜀人遇到了点麻烦,他们必须迎战邻国秦人的攻击。当时两国国力相差并不大,双方在一个叫南郑的地方展开激战。南郑即今天的陕西汉中,其实直到三国,此地仍是不毛之地,并无多少经济价值。不过,公元215年,刘备和曹操却亲率大军争夺汉中,历经4年的鏖战,刘备才艰难取胜。究其原因,刘备其时已占有了益州,汉中是入蜀的咽喉之地,扼守在汉江和嘉陵江上游之间,进可出蜀入关中,退可固守,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因此,蜀人、秦人的南郑之争,从战略上说,与曹刘之争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南郑虽邻近秦国,不过早在开明王朝建国初期,鳖灵之子卢帝便率蜀人北上,一度“攻秦至雍”。雍的位置,大约在今天陕西凤翔一带,已经越过了渭水,南郑也自然成了蜀王的囊中之物。公元前451年,秦人决意夺回南郑,他们猛烈的攻势一度让蜀人手忙脚乱。秦人偷袭得手,如愿攻取南郑。蜀人自然不甘心,又集结兵力反扑。不过,“秦左庶长城南郑”,秦人早已经在这里筑起了城墙。果然,经过10年的鏖战,蜀人才将南郑艰难收复。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南郑反”。

这以后的蜀人似乎沉浸在了胜利的喜悦中,他们在成都平原上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走出来。南郑收复后,蜀人似乎无意将其作为前哨,只当作一片领土,准确地说,只是一个摆设。他们并未曾想以此为据点,一举歼灭邻国秦人。同样是公元前451年,奴隶制发展到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不仅是蜀、秦,整个中国大地都呈现出一派老态龙钟之势。

变法图强与原地踏步

内忧外患之下,公元前359年(一说公元前356年),卫国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变法。商鞅的变法招来秦国领主贵族的一致反对,秦国一度混乱。蜀人却依旧按兵不动,失去了进军秦国的最后机会。

商鞅命人在咸阳南门放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贴出告示:有人搬到北门便可得百金。众人皆不信,后来有人一试,赏金果然有百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徙木立信”,商鞅由此确立起自己的威信。商鞅重编户籍,奖励军功,变领主为地主。这些措施使秦国完成了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化。公元前350年,商鞅继续改革,开辟阡陌,实行郡县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全国秩序井然。一时间,“兵革大强,诸侯畏惧”。不过,“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秦孝公死后,太子秦惠王上台,第一件事便是车裂商鞅。这位秦王虽因私仇杀商鞅泄愤,却又为商鞅的新法拍手叫好。他将是日后蜀人的主要对手。

而早在公元前382年,吴起即在楚国变法。此前的楚国接连受到魏、赵、韩的夹攻,大片国土沦丧,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更有甚者,楚声王竟然在路中遇盗被杀。楚悼王上台后,任用吴起为令尹,开始变法。吴起废除贵族爵位,整顿吏治,加强王权,楚国慢慢强大起来。楚悼王死后,旧贵族反叛,杀死吴起。不过,吴起的变法早已经为迟暮的楚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封建制在楚国逐渐萌芽。“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兵力陡增。公元前381年,魏国伐赵,赵求救于楚,楚人“围魏救赵”,这场经典的战役吹响了楚人复兴的号角。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心秦、楚的变法,是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会是蜀人的主要对手。在商鞅变法前,秦人与蜀人还有过一次交锋,地点仍是南郑。公元前387年,秦人又攻取南郑,司马迁称之为“伐蜀,取南征”。蜀人依旧不依不饶,又纠结大军硬是把南郑夺了回来。司马迁只得又记载“蜀取我南郑”。此时的蜀,势力已经远远伸出了成都平原。对于古蜀人来说,庞大的地图似乎带给过他们难言的幸福和快感。

这种快感在他们与楚人的战争中依旧得到延续。10年后,即公元前377年,蜀人东征伐楚。此时吴起虽死,新法却已深入楚国的五脏六腑。许是突袭得手的缘故,蜀人一路高歌猛进,并很快占领兹方。兹方距楚都江陵,只有不到200公里的距离。这场战争的胜负,史料并无记载。不过,此后楚人却马上“为?I关以拒之”。?I关的位置,在今天湖北奉节,由此推断蜀人东征受挫,不得不退兵,楚人才得以在?I关设防。

蜀国与变法之前的秦国、甚至是变法之后的楚国交战,并不吃亏,甚至还一度占优。我们不禁要问:成都平原上的蜀人并没有变法,也没有走上封建制的道路,为何他们在与新兴的楚国交战中,竟能旗开得胜,并一度咄咄逼人?其实,蜀人固守南郑抗秦,东征楚国用的战术是偷袭,都没有正面交锋的痕迹。况且,从地理位置看,楚要防御韩、赵、魏的进攻,秦人要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偷袭,很容易顾此失彼。此时的战争,当不能说明蜀人的强大和竞争力。

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窥探出蜀人当时在国内的动静。2000年,成都商业街出土了一处大型船棺葬,这处船棺葬属于开明王朝已经死去的诸位蜀王,他们原本已经入土为安,却又迁到了成都。船棺葬上面,还曾经有过豪华的宗庙。由此看来,此时的蜀王正忙着迁祖坟,而非励精图治,以求逐鹿中原。更值得一提的是,船棺旁的独木棺中还有一些一次性埋葬的尸骨――显然,这是蜀王用来殉葬祖先的人牲。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在中原早已销声匿迹了,古蜀王却仍旧乐此不疲。

当秦楚庞大的战车队在平原上冲驰酣战时,在三峡的峡谷沟壑间,巴国军队却仍然依靠他们强健的四肢翻山越岭,跨江涉水。与生机勃勃的秦、楚相比,推行奴隶制的巴国已经走到了它的晚年。在与秦、楚的交战中,巴人显得首尾难顾,巴国勇士更多的是用血腥的搏杀来延缓国家消亡的时间。历史上,巴人在江关(今重庆奉节)、阳关(今重庆长寿)、弱关(今湖北秭归)一连布置三道防线与楚军对峙,却终究没能阻挡楚师西上的步伐。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奉节以东尽入楚之版图,巴人的东方大门完全向楚敞开,无险可守。而向北,面对着雄踞关中的秦国,巴人不得不向秦人朝贡,以获得苟延残喘的时间。巴人的衰落并没有让蜀人警醒,相反,他们觉得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战国早期,蜀国军队不断在山峡与成都平原一带来回穿梭,不断蚕食巴人在川东一带的领土。纯粹是小家子气的手笔。  巴、蜀国灭

公元前316年已是战国尾声。这一年,巴蜀风云再起,末代蜀王率大军攻巴。巴人节节败退,眼看就要亡国。无奈之下,巴王遣使求救于秦。

秦惠王欣然出兵。早在几年前,他跟蜀人已经有过两次交道。末代蜀王有一次想调侃秦惠王,就写信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军事演习,没想到秦惠王大胆赴约,蜀国军队的兵制在演习中被秦人一览无余。几年后,秦惠王宣称得到了可以便金的神牛,末代蜀王遣使来求,为此还劳民伤财开凿金牛道,结果发现所谓便金的神牛只不过是些石牛而已。他的无知和贪财,无疑加速了蜀人亡国的进程。

秦惠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师伐蜀。此时的秦师,再也不是前两次与蜀人不相上下的军队了。果然,秦师一路高歌猛进。蜀王不得不从巴国退兵,迎战秦军。这场大战并没有持续太久。此前的演习中,蜀人的兵制??经暴露;金牛道既通,蜀国已无险可守。蜀军溃败,末代蜀王也在战场上丢了性命。秦师攻占成都。同年冬,张仪移师东伐巴国,俘获巴王,巴国遂灭。历史的天平,最终开始向强大的秦国人倾斜。蜀人连国家都守不住,更何谈逐鹿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