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在中国汉朝的时候隶属西羌国，唐代属吐番国，明为乌斯藏。历来信奉佛教，最初流行红教，相信各种苦修、符咒和吞刀吐火之术。期间有著名的活佛宗喀巴，独自进大雪山苦修念佛，悟道之后，就校正颁布各种教义戒律，排除幻术，创立了西藏历史上著名的黄教，其教义传遍藏地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且深入穷苦牧民和各地信徒的心灵，至此，历史更为古老悠久的红教开始衰亡。这一变更的情形，有点类似德国著名的宗教改良家马丁·路德的影响之于基督教。宗喀巴大师——这位青藏高原上的马丁·路德——身旁有两名高足徒弟，一个叫达赖，即当时的西藏王，平时住在拉萨城里，掌握全西藏政教大权，地位跟显赫的罗马教皇相似，另一个名班禅，驻后藏，仅负教皇之名而已。清朝初年，北京的中国满族皇帝为了更好的管辖各地边境，特往遥远的，对当时的交通而言路途迢远的西藏境内设立一名驻藏大臣，长年驻住在拉萨城内，往返于拉萨北京之间，加强藏地和内陆之间的监督管理，此后不久，与西藏毗邻的佛国印度，一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陆军部派驻的部队直达喜马拉雅山麓。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俄国武装势力，也屡屡入侵位于中国版图上的中亚边境，企图翻越世界屋脊的门户帕米尔高原，侵占中国领地；英，俄双方争夺加剧，只为了各自不可告人的私利。英国人是想假借西藏这块天然广漠的牧场，进而垂涎于中国内陆的四川省，以完成其谋略多年的扬子江势力范围。俄国人只是想通过西藏天险，再加上其远东军事战略上印度那一块地盘，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一举而夺取牧草肥沃、幅员辽阔的新疆省，再进一步染指塞外蒙古，在这个过程里，由于美国的“独立战争”使得大英帝国失掉了其在海外最为肥沃的一块殖民地，负痛而走的英国军队从此就把其占领下的东方的印度视为心爱的“天府”之国，英国和西藏的关系，无形中更加紧张，一方面，英人害怕俄国在西藏的问题上捷足先登，于是在一切军事外交政策上展开先发制人的手腕，利诱当时的达赖喇嘛，认西藏为独立主权的国家，与唐古特政府直接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英藏新约，而当时北京派驻拉萨的汉人特使某，也就在英国人的反复利诱下糊里糊涂在条约上签了字。之后国势衰亡的清政府逐不能再过问西藏的政务。达赖既入英人彀中，余下的驻藏大臣，一个比一个更昏庸老朽。鸦片战争以后，北京的清政府自己也已到了日落西山，“泥菩萨过河”的境地，根本没有心思再去考虑，原来强大的毗邻逼近，是要再三巩固自己家的藩篱，一刻也不能够放松的！又过了几年，达赖也慢慢知道了英国人心里的阴谋，可是，其属下有一位名叫边觉夺吉的藏王，因为对沙俄有了好感，且心存幻想，竟轻率地举兵要求联俄抗英，并且借口要以参加俄国皇帝举行加冕礼的名义，远赴莫斯科以施展其纵横捭阖以夷制夷的战略，有点像现代战争的大战之前军队的操练演习，这就激怒了原先虎视眈眈良久的英国人，立即有英国军队的精兵数千，越过印度西藏边境的雪岭，向遥远的拉萨进军。闻讯色变的达赖喇嘛，一筹莫展。只好依据古老的旧法请一些高僧问卜，以卦吉凶。一名护法僧回答他说：“佛能佑我，敌可虏而收其器械，请决战。”意思是这一仗可以打，藏兵有佛祖保佑，可以战胜。满腹狐疑的达赖就相信了他的话，立即下令调动藏兵数千，图谋抵挡英国军队于庆喜关外；英国军队虽然没有高原作战的心理准备，凭借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冒险涉猎的战争经验，也借助了当时最先进的陆战武器，涉险深入；双方第一次的遭遇战，英人仓促应战，顷刻间死亡一百多人，英军只好后退，藏兵大喜，以为神言已经应验。没等高兴多久，英国人重又整顿队列，循序前进，这一次，素来缺乏实战经验的藏兵大败，战场形势若风卷残云，转眼间藏兵阵脚大乱，丢弃下一千多具尸首望风而逃。这下，苦了镇守拉萨城的达赖，他再三权衡，知道局势的变化对整个西藏不利，就痛下决心叫手下人逮捕了那名战前献卜的建亭寺护法僧人，以最残忍的刑法割下他的头颅；而后，囚其母于工布之头波沟，携带无数金银珠宝，用数百匹马驮装，又亲自率领千余名当时西藏的政教要官奔赴哈喇乌苏，即中国的青海方向，要去当时的北京向清廷求救。因为出行队列过于庞大，行速迟缓，达赖又生怕英国军队得到传闻，从后面追赶，就把随身携带的一部分珍贵宝物，秘密藏匿于一喇嘛寺，留官兵守卫，自己仅带百余人过昆仑山，为当时的慈禧太后诵皇经祈福，慈禧素来信佛，听说此事，立即大怒，命令当时的四川省总督派遣军队，取道川藏线赴援。那一年，我正好担任四川陆军第六十五标队营长官，于是随大部队即日开拔，进军西藏，由此……开始了我下面这一段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
1908年，我从长沙军校毕业后，担任湖南新军第一标队官。湖南新军，由当时的湖南总督端方首创，以旧有巡防军改编为一、二两标营，士兵大多是农家稚子，领兵的将校大多出身行伍，惟独我所在的部队士兵，新近招募自湖南老家，一式的青年学子，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操练时吃得了苦，战斗作风也很顽强。其时革命思潮已萌芽于全国各地，湖南境内，响应者更多。当时的几次革命行动，虽然都遭到了失败，但他们都逐渐知道了，如果不设法联络军队共同革命，不足以颠覆当时顽固的满清，于是设立同盟会支部于长沙。我因为对清政府内扰外乱日复一日的不满，所以醉心于新的政治革命，并为自己部队属下有很多有思想的青年俊秀而暗自庆幸。平常，在枯燥的训练之外，我也从地方上延请来了有名望的老师，在军营里对官兵讲解些国文史地测算课程，几年下来，众人思想为之一变，且大半加入了同盟会，有时，我们还尝试着弄些秘密集会于当时长沙的天心阁，属下士官，一时士气高涨，到湘江上乘船，到野外远足，激昂奋扬之情状，不可复制。在这乱世动荡之际，我的心里时常也苦闷抑郁，矛盾重重。既想谨守古训，鼓励激撮，以为清政府即日可以被推翻，但又害怕开场容易收场难，往往救国者，日后必将误国，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内的反反复复，简直太多了！想来思去，拿不定主意。有两天简直要想到上师那里，恳请他们允许我解职归里，回老家种田为业算了，第二年，一名要好的同学到军营来约我赴当时的湖北总督赵尔巽处会面，这之前，我听说过赵尔巽的赫赫大名，他在清朝那么多代封疆大吏中，做官为人的名声最好，回湖南后又老当益壮，锐意进取，常年兴学练兵，像我当时这样的年轻辈官兵，几乎都受到过他的教益。他的弟弟赵尔丰，是四川总督，我知道川军那边将要有一次川边之行，急需年轻将材。我们的会面，交谈甚欢，未了，赵尔巽表示愿意出资派遣我及手下进四川腹地，到他弟弟那里去干一番事业。我欣然答应。很快，我就起行了，但到了成都，发现他弟弟赵尔丰竟怀疑一切湖南来的人皆有可能是革命党，一概不予重用。过不了多久，大哥尔巽又新任四川督军，弟弟尔丰被朝廷授予即将进藏的川边大臣，任命了我为六十五标营队官，隶属协统钟颖部管辖，并且分派防驻百丈邑。这一段时间，我有很多空余，也听说了英国军队在西藏境内的行动，我部下有从西藏一路涉险归营者，我就立即派人叫他来，打听西藏山川风俗的情况，并一一参考手头仅有的一部分地图史料，对于西藏的情况，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这一天，正好逢到我的上师钟颖奉旨援藏，暗自兴奋，立即草拟出一份进藏西征的计划书，详尽历举了部队行军打算，钟颖读后，大加称赞，立即召见我赶赴成都总部，委任我做一标三营督队官。我以自己的家属亲人都留居成都，无依无靠为由，力辞不就，管带林修梅却在一旁不停地劝我听命，师长钟颖又再三馈赠作为家用的金子，且许诺每月的饷金加倍，使我感激莫名，我才最后答应了带部队赴藏这一路途艰难的使命。
当时在中国的南方，革命思潮处处遍及。四川已经算僻在边隅；但那一年里，捕杀革命党破获机关的事情，也不断听说。青年志士，成群结队地走向街头，走上革命的道路，排满运动，如烽火燎原。我入藏决心虽然定下来了，但家里一名侄儿病了，妻子年龄又小，凄凉异地，形影相吊，家里人听说我要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个个抱头痛哭，就好像给死人送葬一样，我自己，一时也感觉到和亲人难分难舍，想起古人说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不禁仰天长叹。考虑再三，想起官长钟颖待我如晚辈，又念革命潮流，国家动荡，无论男女老幼，终难避此劫，更何况平时自己在军营里奉公守法，其实什么也没做，四川当局却也已经当我是危险的革命党人了，这样在异乡做客，生活下去，一定不是长久之计。西藏地方僻远，风俗原始，何不借这次的部队援藏，到那边去散散心，玩乐一遭，漫作避秦之游？于是就定下心来，百般劝慰家中老小，把余下几年的家事安顿吩咐停当，就挥泪和妻小话别，那一日，正是1909年七月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