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援藏部队的出发计划，经过很长时间多方面的筹备，可以说周密详细，十分完备，但却想不到一踏上征途，没走几日，就障碍横生，弄出来很多事情和意外，尤其部队上征集的士兵马夫逃亡一事，沿途简直不断，最是让我头疼。各种行李装备屡经遗失不说，帮着打杂的役差人数也愈来愈少，虽然一路上我们向途经村落的居民许以重金，却仍旧雇佣不到必备的人员，不仅这样，部队经过的那些崇山峻岭里的山民，远远望见大队人马过来，就立即逃避一空。有一天，我们到了一个叫三营殿的地方，不知为什么，那一天从各小队逃走的役差特别多，身边士兵们受这股逃亡风的影响，军心大乱，纪律废驰，到晚上好不容易全体将士找地方休息下来，不禁想起从前读的唐诗里应征出塞的诗句。其中的苍凉悲壮，非亲身经历像我现在这样，根本不能理解诗人当时的情感辛酸和言词的迫切。
从成都出来,走四天路到雅州（今雅安），一路风景和内地旷野上的相仿佛。但是，雅州出去，天气忽然变得狰狞，山岭陡峭，层染叠翠，部队走的都是一般人视若天险的山腰悬崖上的羊肠小道，险同剑阁，小路的荒无人烟，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部队沿途遇见的人烟，越来越稀落。这时候正是七月流火的盛夏天气，过路者即使身上只穿单衣衫，仍汗流浃背；更别提队伍上那些一路上背着装备，在崎岖山道屡屡叫苦不迭的普通士兵了。记得经过雅州时，因为当地的海拔高，气候竟凉似深秋，我手下官兵和我自己都还穿着夹袄夹裤。可是队伍愈往前，愈往西面，身上都要裹上件西藏人特有的毪子了。过一个叫大相的地方，越过那里的山岭，周围全是重峰叠嶂，高峻极天。人到了那样的山道，竟可以远远俯视脚下的白云。那座行军所越过的著名大相岭，相传为三国时的诸葛武侯所开凿，故有此山名。有一个叫虎耳崖的地方，陡壁悬崖，危坡一线，格外叫人心惊胆悬；从那里的山脊俯视底下的河水，如一条飞舞轻盈的白练，清碧异常。山脊上道路宽不及三尺，两旁山壁如刀削，似乎留有盘古开天劈地时骇目的印迹。我当时的坐骑，一路上乘来，原先是从成都购得的良马；到了虎耳崖，过山脊时，我也清晰地感受到传自马身体内的惊惧颤栗，它不停地扭头、出汗，到道路稍平缓的空地，已是遍身汗流，无论我怎么用鞭子抽打，也不肯再往前一步，我想内地来的再好的马，到了虎耳崖这样的地方，也就走到了它所能承受的动物天性胆魄的尽头。部队又一路颠簸，向西走了六天，到泸定桥。这地方是由四川入藏必经之路，也是大渡河著名的下流处。只见河宽约七十余丈，下临千古不变之洪流，渊深数百丈，奔腾澎湃，声震山谷。夹岸居民仅六七百户。桥以指头粗的铁链条七根，凌空悬拉，架设而成，铁链上覆薄薄的木板，人走在上面，会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头晕目眩。从阴曹地府般的泸定桥那里，又走了二天，到达打箭炉（今康定）。
我们部队登大相岭时，传说登山人再多，彼此都不能相互交头接耳说话。否则此地的山神会降冰雹以示惩罚，所以过山岭，全军队列黑压压一片，却出奇地平静，鸦雀无声，这一场面十分滑稽。我们竭尽全力上到山顶。见山顶上有当年带兵过此山的清果亲王留下的摩崖题碑诗，诗碑的上半部已常年为雪掩盖。我就弯下腰去，用鞭的柄把拨开碑上积雪，上书：
“奉旨抚西戎，
冬登丞相岭。
古人名不朽，
千载如此永。”
此时此景，因为对先人景仰，又觉得诗里的喟叹很符合当时众人长途跋涉的心境，所以我们几个在山顶上的军官，相视会心地一笑，就朗声念起诗碑上的碑文。周围有齐声唱和的人，一念十，十念百，整个蜒蜒在山顶上的军官士兵们，都大声念唱起来 ，不料这样响遏行云的声音，竟使传说中的天气真的陡变，一时间阴云四起，拳头粗的冰雹从四面八方落下来，打得队伍四散狼狈，急奔下山，后面来不及登顶和下山的官兵，都为冰雹所伤。不一会儿，浓雾又从不知名的远方渗透而来。笼罩住山头，阴寒凝聚，天地为之动容。这虽然是自然界可以解释的一种物理现象，也是我们出使西域以来所遇见的第一件奇事。
打箭炉，川藏线上著名的交通枢纽，也是川藏交界处地域最后位于四川境内的大型集镇。相传三国时的诸葛亮，带兵南征，派遣其手下大将郭达做先遣部队，到这地方设炉造箭，所以有了今天这个地名。这地方三面环山，天气经常是阴云浓雾，一会儿又狂风怒吼，冷冽异常。远远暸望那些山顶上的积雪，终年不化的。连盛夏最热的三伏天，这里的人也要穿着棉衣，以防不测的寒流。部队在打箭炉住下来，休养几天，官兵们模样都很滑稽，一个个内着皮袄，外面裹着毪子大衣。各人还是被冻得不时簌簌地发抖。逢到这样的鬼地方，我也只好跟自己苦笑，内地冬天的寒冷，是由户外天气造成，平时人要是生疟病发寒热，寒是由内出。惟独这塞外之寒，是生自内外不分的肌肤，冷得莫名其妙，也冷得叫人不可思议。
一进打箭炉城，几乎在第一秒钟，就可以看见身穿奇装异服的和尚喇嘛，填街塞巷，满世界都是。听当地人介绍，全城现有喇嘛寺12所，出家的喇嘛二千余人，居民种族也十分复杂，四川人、云南人、陕南陕西人、土家族人、回人，也有英法各国的传教士多名。当地的土人一般比较迷信喇嘛教，家里如果有三个男人，必以其中两名奉献给至高无上的佛祖，到庙里做喇嘛。也有很多人家，全家人都去做喇嘛的，所以在打箭炉城，喇嘛组成的宗教群体据有最大社会势力，能支配一切。普通人一旦身为喇嘛，其身价就有点像内地的科举，考取了秀才状元一般。所以这里的人都以积贮功德修炼成为喇嘛为一生的荣耀。
康藏一带，气候酷寒，田地生产，只有一点点稞麦，所以当地的僧侣平民平素多以一种名为糌粑的食物为粮，佐以著名的酥油茶。有钱人有时也会吃点肉食火腿。以大麦粉做面食的很少。那种糌粑的做法，已经很古老了。先是以青稞炒熟磨成细粉，调和酥茶。再用手指捏拿送入口中。酥茶，以红茶在火锅里熬到十分浓，倒入长竹筒内，过滤掉茶叶渣，再伴上酥油和少许的食盐，用圆头长棍上下搅拌，使之水乳交融，然后再盛进考究的铜壶里，置壶到火上煎煮。待到进食吃糌粑时，用这特制的茶水润喉，平常也用它做日常的饮料。一般当地的藏民，都嗜此若命。每次饮茶，一饮就是十余盏。我初到当地时，坐下来喝这种酥油茶，觉得茶味腥臭刺鼻，十分难闻。正好一起去的年轻军官和我打赌，说是每人要喝下去一碗为数，一碗喝不完的，罚其如数。当了众人的面，我只好硬着头皮，勉强小呷一口，立即觉得胸闷气膈，难以下咽，只好认输作罚，不敢再试了。
藏民男子个个宽袍大袖，腰系丝带，头戴呢帽，或裹绒巾，脚上穿毪子长靴。女子穿长衫、毪裙，系腰带，头戴八柱，颈项围珠串。
喇嘛的衣裳服饰，因阶级而异。上等贵人个个内着衬衣，外缠红黄哔叽披单，帽子呈桃形，靴为红呢制，手拿佛珠，成天口诵佛号。下面的人，都粗呢披单，交缚上身。藏民们住的宅房，全是几层高的楼房。上中层住人，最下面一层往往用于圈养牲畜，屋顶扁平，有时顶上覆泥土，室内和墙壁都彩绘古代山水人物。如果那建筑物为一喇嘛寺，则楼高有十几层，外观看上去金碧辉煌，壮丽华贵。
我们的部队从四川成都出发时，正好是当时的达赖喇嘛由北京返回藏地，途中，得到西藏王格伦密报：“英兵已退，川军大至，恐不利，宜制止之。”达赖当时的情况，真是左右为难，因为他既已经向清朝政府明确求援，又不便反复，所以密令格伦立即派出藏兵数万人扼守住川藏路要地。当时的川边大臣赵尔丰，早已预见到此种阴谋，装作不知道，只是自己率兵由北道进剿德格叛匪；另一方面，密令钟颖所率的川军（我们的部队为其一支）从北面秘密跟进，全军会师于昌都。
全体部队集中在打箭炉待命，约休息了一周，钟颖统领才从后面慢慢赶上来。又准备了三天，开始出发。从打箭炉城出关，慢慢就到了四川省最偏远的边境，从这里进入西藏的大道，自古以来，必经过巴塘、里塘（今理塘）、昌都、恩达、硕板多、丹达、拉里、江达，最后接近拉萨——这样的一条路线，就是举世著名的川藏大路，沿途各站地都有政府的驻扎人员，被称为康藏南路驿传大道。我所在的军队，奉令改由北道出关，行军一日，由折多塘北向，经过长春坝、霍尔章谷、甘孜、曾科、岗拖，到昌都，或者绕岗拖去往类乌齐、三十九族，再到拉里，这一行军路线，为北路。道路异常荒僻，有时要经过的大片旷野，往往一二天里，渺无人烟。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完全作好了准备，在藏地境域行军，驮运装备全是要人性命的苦差事。全军哪怕向前动一动，都需要精良的马匹和牛车无数。在那样高寒的旷野，崎岖的山路，驮运装备的马匹，又需二三天里换一次，所以没有马匹，即不能向前移一步。马匹在那时，已经不再唤作军马，而唤作“乌拉”。所有的弹药粮草、行李乘骑加起来，全军每一个营以下单位，就需要各匹牛马二千余头，而这些牛和马的来源，也全部取自沿途经过地的藏民。老天保佑我们行军的开始几天，牛和马的数量尚算充足。可是，接踵而来的一个矛盾是，这样长途的行军，所需经验谋略，决不是那些内地带来的夫役所能够胜任的，即使他们有力气，更何况行军到打箭炉前段，这样的内地差役们，已从各军中逃亡掉大半。而且，内地来的马匹，一旦进入藏地，亦有种种不适和惊惧，几乎每每不堪用途。赵尔丰将军以陆军初次进藏，情形不熟，生怕忽遇意外的阻击，乌拉的数目不够用，将严重影响我军行进，所以终日审势度时，十分小心；在当时的情形下，兵分两路，派我所在部队走北面的路线，也完全是为了安全计。
从打箭炉拨营出发的当天，部队就在崎岖的山道上忽遇雨雪交作的坏天气，寒风刺骨，全体官兵和所驮牛车马匹混杂合力前行。这条路上虽然听说过有驿站，但路况奇恶，差不多有一半全是蜿蜒向上的山间小径，砂砾遍地，人畜都无处躲藏，站立不稳，与此同时，山野空旷处风雪肆虐，吹打得人眼睛睁不开不说，连呼吸都感到困难。那荒地上的山路，时登时降，人一会儿要应付脚下滑倒的危险，一会儿又气喘咻咻。沿途也看不到任何有活人居住的村落。好不容易，各人挣扎了一天，到一个叫折多塘的地方宿营，时间已经是晚上七点。天黑路滑，长蛇一样的大部队仍在蜿蜒蠕动，零落而至。士兵喧呼声与牛马嘶鸣声，夹杂风雪呼吼，直至夜半才渐渐平息。官兵们个个缩头缩颈，面无人色，且躺倒下来，仍战栗不止，不胜其凄楚焉——我则是到达宿营处后，倒头便睡。
第二天，号令一响，部队又往前开拨。
由折多塘经长春坝、道坞、霍尔章谷，再到甘孜一带，沿途倒是渐有村落人家。居民一般数十户或数百户不等。途中亦有小村落及偏僻喇嘛寺。这一段路程，我们走了二十多天，也许是上苍开眼，一路上都是少有的晴天，道路全都是沿山体的腹地，或紧贴着山沟缓慢前行，似乎比较平缓。当我走得舒服惬意时，我有时还会想起刚出打箭炉城，那第一天的恶劣天气，官兵们真是饱尝了风雪之苦，当时每名官兵心里头都在嘀咕，前方山道，一定会有比这种地方更苦的境遇！想不到，第二天一早，天气竟一路放晴，风清日暖、细草如茵，让随军的官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走过的地方，有时两面的高山峰峦直矗，山巅积雪，横如匹练，丝绸一样闪闪发亮。有时出岫白云，与摩天积雪，共为一色。大家纷纷凝眸远望这瑰丽的雪山风景，兴奋异常，几近忘掉塞外行军之奇苦。
我当时担任部队的督队官，每天起床最早，必须在黎明之前完成统筹，率领或通知各部队藏人向导和各营监营官，乘马先走。一天，我记得快要走到长春坝时，忽然眼前一亮，只见前方天空湛蓝，风和日丽，极目远处，平原草地一望无边，许多的藏民正在草原山谷深处，在他们世代栖居的家园里扬鞭策马，疾驰如飞。我的眼前是如此优美异常，宛如仙境的群马奔逐图。我那时的马术尚欠精当，却一时热血沸腾，策马追赶上去，哪知道我人身重腿轻，左右颠簸几下，差点跌落在地。勉强把自己的坐骑，在霞光中勒住，慢步跑回宿营地，已经是汗流浃背，两条腿疼得不能再走路了。
一天，部队到了道坞，眼看天色尚早，就叫了另外一名年轻军官，闲步走到近郊。那里有十几户居民的房子，散落在远处疏疏密密的树林里。暮色中，周围的草美而细，风景如画。树林外面，一道长长的沟渠，宽四五尺，有潺潺的清流，水中游动的鱼类很多，个长得肥大，在我们的脚跟前往来游跃。我们无法经受住这样野趣盎然的诱惑，况且大家几天来，也正苦于吃不到好的有味道的菜肴，所以俩人跃入清澈奇寒的河中，把那些肥鱼捉了来拿回营地，做了一回鱼宴。事后，我总觉得疑惑重重，因为散居林间的那些人家，全部看不到有谁家门前，张有鱼网罟箩，怪不得河里的鱼会繁殖得这样密集。我想来想去，总觉得应该有一个原因，找来一名藏族的通事一问，才知道藏人死后，不用棺材，只用一层薄土盖上，再请来当地的喇嘛，来为死者诵经超度。在这一过程里又用刀割碎尸体，到指定的旷野地点抛掷，以饲雕鸟。这样的葬仪形式，称为天葬。另外还有一种，死者尸体以火焚之，为火葬。一般底层的、地位低贱贫困的死者，则是把尸体投扔进河流，任鱼鳌食之，叫水葬。所以在西藏境内，几乎看不见藏民吃鱼。我听了以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霍尔章谷（今为炉霍县），只有居民百来户，已经改掉了原先土著民的生活习俗，归驸文明社会。政府常年设理事官在这地方，汉族人口也不少。我们部队出关之后，沿途终日看见的，都是红脸膛。衣袄襟带往左面斜挂的藏民，平常的饮食，也全是糌粑酥油之类。睁眼看去，四周又多是荒山野岭之地，根本看不到任何在自己家乡吃惯了的蔬菜水果。每天行军疲劳，有时竟连一顿像样的饱饭也吃不到。从打箭炉出发，原来是计划要多带些食品米粮的，可是，我们军中有一个十分讨厌的管事者，叫林修梅，竟竭力阻止我们，不允许大家多带粮食，以至于半路上粮食发生短缺，众人食不甘味，至以为苦。直到部队开进霍尔章谷，大家才看见了和内地相似的货物市场，一时间众情激奋，立即派人去购得肥猪一头，鱿鱼数斤，切碎，豆豉炒之，除当晚饱餐的那部分外，再分两桶盛好了，放在马背上带走。那名叫林修梅的军官看见了，嘴里仍喋喋不休，多有烦言，大家对他的抱怨，干脆也爱理不理。以后每天用餐，大家坐下来，分吃那些猪肉份料，林修梅却显得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起劲，抢食也最多，我也由此从他骨子里看到了他灵魂的卑劣馋酸。
途中，我们时常能看到牛马成群、悠然恬静的牧场景像，我们也没怎么特别注意。直到部队在霍尔章谷换乌拉，弄了整整一天，尚未全部换齐。半夜，官兵熟睡正酣，忽然听得四面八方人声及牛马喧嚣，赶忙起身看，原来是当地的藏民们给部队送乌拉牛马来了。放眼望去，宛如大片蠕动的旷野，漫山遍野而来，数目不少于一千匹。我不由得坐在那里发愁，等到明天早晨把所有这些牛马替换掉，驮装捆绑，不知要弄到什么时候？等到天亮起来一看，外面的藏民们全都一人手中挟抱一匹骆驼，放置行李到它们背上。每匹骆驼体重超百斤，藏民们弄来，竟能举重若轻。到下午一点左右，两千多匹骆驼和粮食弹药竟然都全部捆载完毕，其身手之敏捷，汉人根本不可能做到。要不是我在现场亲眼看见，我也不可能会相信。不禁对生活在高原绝地的这些藏民们的体格，深感羡慕。难怪唐朝的时候，中国的北方屡有侵患，当时中国有郭子仪和马璘那样赫赫威望的一代名将，都不敢轻易和北方的蛮族言战，能议和的，尽量坐下来议和呢。
每当傍晚宿营的时候，牛马总要拥挤到草坪中间，那些随行的藏民们卸起装备来，动作更为神速。骆驼、牛二千多头，不到一小时，即全部悉数卸完。藏民一声吆喝，骆驼牛马立即四散，满山满谷，到处龁青。到了天黑，仍旧是那些藏民，站到旷野上呼哨一声，但见山头群牛攒动，争先恐后，全部自动回到宿营的地方，根本不需要任何麻烦的要人去驱赶！藏民们也就是就地打一根木桩。用惯常的长绳子一系，那些牛马亦纷纷自行排列成若干行。长绳中再系无数短绳，拴在牛蹄上。牛倚绳，或立或卧，秩序井然。我记忆特别深的是有一晚上，半夜起来小便，见帐篷外面风雪交加。看不见原先位置上的一头牛，我非常诧异，急忙找来卫兵询问，经他用手指点，才知道那么千百匹牛，统统躺卧雪中，酣然无事，大雪已将牛的身躯盖没，走近去看，像是旷野上有无数雪堆，隐约起伏，要不是其中有几匹牛在积雪堆里转侧蠕动，根本想不到那些其实都是热血的动物啊！
甘孜、曾科、麦宿、岗拖一带，地势开始陡峭，满世界峰峦横亘、冰雪弥漫。部队每次从山的腹腰处经过，山水泻冰，天空竟有冻结了的万丈瀑布直直地垂落，宽度达十数丈。人马通过，必须先派人用铁镐凿地敷土，才方能够勉强保持身子的平衡。山谷底下，远远看过去，那些夏日里奔腾不息的溪流，也全部凝结成了冰。部队辎重一干人，牛马数千，负重踏冰而过，冰面的破裂声，吱嘎不休，隔开十数公里地，也能够听见。这时的季节，已近深秋，天气每一天都在加深严寒，每一天行军的路上，也必遇大雪纷飞，朔风怒吼。每一天行走途中的人马牲畜，皆灿若银装。我骑坐马背上，不禁脱口吟出一行诗来：
“冰敲马蹄铃声细，
雪压枪头剑气寒。”
这样的句子，全是写实而已，也从另一侧面，记录了途中艰辛，所经历着的触目惊心。
从麦宿再向西（雅龙江），河深水急，茫茫雪野，根本看不见任何渡船的影子，没有人烟，没有桥梁。这么大部队的士兵过河，只好用临时做起的皮划船。船用山野谷地寻觅来的野藤做船体，以牛革为船壳，做成一椭圆形半只香瓜的形状，放到水里，倒也轻捷如飞燕。那一群群宛转在波涛之上，蓬头垢面的士兵，一时间倒也似真似幻，做了回凌波仙子。波浪耸起时好像登山，波浪下落时又好像快堕落到深谷，就这样颠来荡去，在那样一个绝无人迹的苦寒之地，千军万马，竟也一点一点挪过了这旷世急流。我隔了河岸站在滩上看，不禁惊出一阵又一阵的冷汗！幸亏这一条河流河面并不算太宽，波澜较小，大一点的皮船，可载重四百斤，小一点的也能载上二百多斤。凡所乘的小船，均以一张牛皮革扎起，大的船多用两张。其结缝处要船上乘客时时用酥油涂上去，以防浸漏。全部队过渡用，一列先渡辎重，然后再返过来，渡载官兵。船小人多，每过一次河，竟要延用上几天！这样我的那一营人马，竟足足渡了三天。沿途河流又多，花在渡河上的天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藏地的牛马都会游水。每次要过河时，先放一头牛下水，系在对岸，再放任别的牛和马入水，根本不用吆喝驱赶，牛马自己就望对岸那头牛站立的地方群集而去了。
我在渡岗拖河（金沙江）时，夜宿河岸边好几天，看见深山里数十只野鸡成群，飞行地面。我一有空，就约了同伴带枪进山，每天都能击落数头，到江边洗净，把鸡肉切成小块，拌上胡豆酱爆炒，那味道鲜美异常，远不是家乡一般的禽类肉味所能及了。
事实上，在西藏这样的高原旷地行军，苦的倒不一定是走路艰难，依我之见，最苦的是凌晨起床太早。部队到了甘孜以后，沿途能见到的居民越来越少。赵尔丰将军所定的路程，又至少还在一百二十里以上。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到达。而且地僻荒远，根本看不见任何驿站的影子。没有驿站，就意味着不可能会有休息好的官兵来帮你准备燃料粮食。一切都要在荒山野岭里，自行动手。自己动手，每天起床必要趁早，况且各人行军，都是自己带帐篷，到处架设，出发时撤卸。部队到了西藏之后，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刮风下雪的。一旦半夜里，雪积满了帐篷顶。第二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撤帐去雪。燃起一堆火把潮湿的篷布烘干，否则那些篷布就沉重无比，根本无法驼载。最苦的事情，是天将亮未亮之际，帐篷已卸，雪风削面。人刹那间没入茫茫寒流中。如鹄立旷野，不为别的，就为尽量耐心地等帐篷烘干去湿，再弄上驼牛的背上，前后大概要花去一个半小时之久。这段时间，各人都手脚僵冻，战栗呻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助你取暖——那怕一点点微小的温暖……这样的痛苦难忍，决不是寻常人的语言可以形容的。这样我们在路上走了五十多天，终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之一——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