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龙全传》从总体上说写得通俗生动，较有可读性，当然，艺术上比较粗糙，全书前后部分不够统一，神灵怪异描写过多等，也是明显的缺点。所以，在中国古代英雄传奇小说中，还只能算是二、三流的作品。
《飞龙全传》问世之后，对后代的小说、戏曲有较大影响。在《飞龙全传》里就提到赵太祖圭下南唐的故事：“后来赵太祖三下南唐，在于寿州被困，陶三春挂印为帅，领兵下江南解围救驾。在双锁山收了刘金定，二龙山活擒元帅宋继秩，刀劈泗水王豹，有许多功劳。”可见当时已有“赵太祖三下南唐”的故事，到了清代由“好古主人”编成《赵太祖三下南唐》（又名《侠义奇女传》）一书，五十三回，存清同治四年（1864）刊本，可以看作是《飞龙全传》的续书。但故事荒诞无稽、神魔鬼怪描写过多，价值不大。取材于《飞龙全传》的京剧和地方戏剧目，多达数十种，如《飞龙传》、《童家桥》、《送京娘》、《输华山》、《龙凤缘》、《打瓜园》、《斩黄袍》等，有的至今仍在演出。从赵匡胤故事流传演变中，也表明《飞龙全传》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
《英烈传》，又名《皇明开运英武传》、《云合奇踪》等，八十回。此书存数种明刊本，版本比较复杂。最早的是明万历十九年0591）书林杨明峰刊本气它的作者，明沈德符《野获编》谓郭英之孙郭勋所作，因为射死陈友谅究竟是谁，在明代已有争论，郭勋为宣扬乃祖射死陈友谅的功绩而作此书。另外，有的版本题为“稽山徐渭文长甫编”，又把著作权归之于徐渭，这两说均不可靠。
《英烈传》是写朱元璋和其他“开明武烈”反抗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故事。从朱元璋幼年时代写起，到建立明王朝，“定山河庆贺唐虞”为止。这本书反映了元末社会的动乱。朱元璋发迹变泰，从一个流浪青年演变为开国君主的过程，比较完整地写出明朝开国史，塑造了朱元璋和“开国元勋”徐达、常遇春、刘基等人的形象，在小说史上有一定意义。
但这部小说，所叙故事大都本于史传及杂著、野史，过于受史实束缚，缺乏艺术想像与虚构，“结果成了与新闻纪事差不多的东西”（2）。因此，人物形象不够鲜明，可读性较差。书中对朱元璋的青少年时代描写简略，着重写他当了统帅之后的战争生涯，只出现了一个一本正经、发号施令的朱元璋，而没有表现他市井豪侠的一面，没有展现他市井豪杰的心灵世界，没有表现他作为“普通人”的个性。
这本小说虽以朱元璋为中心人物，但它的写法却不是走英雄传奇小说的路子，没有集中于个人命运的描写，而偏重于历史事件的叙述。因而，这本书虽然是“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却没有完成塑造传奇式英雄的任务，而像一本历史的“小账簿”。
（1）有关《英烈传》版本，参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2）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第175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
《英烈传》虽然艺术成就不高，但对戏曲、曲艺创作都有较大影响。评书有专说《英烈传》的，京剧和地方戏从中取材的有二、三十种之多，经过戏曲艺术家的再创造，徐达、常遇春、胡大海等人物，形象鲜明、血肉丰满地活跃在戏曲舞台上。
《英烈传》问世后，又出现《续英烈传》一书。《续英烈传》，五卷三十四回，题“空谷老人编次”，首有纪振伦序，署“秦淮墨客”。孙楷第先生认为作者大概就是纪振伦。
《续英烈传》是以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燕王靖难”为题材，故事从明太祖确立皇太孙朱允坟为继承人开始，至燕王朱棣夺取政权，登皇帝位，改元永乐，建文帝流亡为止。小说中所写基本上合乎史实，唯有第五卷（即28回以后）建文帝削发为僧，云游各地过流亡生活，以及后来又“归国”的故事，是根据传说加以附会的。
“燕王靖难”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当然吸引了不少作家。但在众多反映这一事件的文艺作品里，大多数站在建文帝一边，讨伐燕王的篡逆，表现忠与奸的斗争；有的则在建文帝失去皇位这件事上，寄托亡国的哀思，如李玉的《千钟禄》。但是《续英烈传》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这场明代初年王室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一方面是“仁慈之王”的建文帝，一方面是“英雄之主”的燕王，两人为争夺帝位而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斗争。作者并没有美化一方，丑化另一方，而是客观公允地写出这种斗争的残酷无情，撕开了统治阶级所谓纲纪伦常的虚伪面纱，揭示了斗争的本来面目。燕王为了从侄儿手里夺取皇位，费尽心机，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各种谋略，充满了杀机，到夺取帝位之后，又屠戮建文旧臣，追捕建文，使当时的南京成了血雨腥风的世界；而以“仁慈治天下”标榜的建文帝，虽然口头宣扬仁义道德，但他为了保住皇冠，必欲置诸叔于死地而后快，继位不上一年，周王、齐王、湘王、岷王、代王尽皆废削；又派人监视燕王，剥夺他的军权，甚至使反间计，策动燕王世子叛父等等，手段也十分毒辣，哪有什么骨肉之情、仁爱孝慈之心？作者客观地、真实地写出这种封建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夺权之争，这对认识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政治的本质是很有意义的。
《续英烈传》虽有过于拘泥史实，想像虚构不够，叙述多于描写的缺点，但与《英烈传》相比，艺术上还略胜一筹。特别是建文和燕王两个人物写得比较成功。建文长在深宫，缺乏才智，仁柔懦弱；燕王则是久经沙场，老谋深算，智勇兼备。通过众多场面的描写，把两人的不同性格鲜明地写出。例如，第一回《明太祖面试皇孙》，朱元璋写下“风吹马尾千条线”一句，让允坟做对子。允炊马上对了一句：“雨洒羊毛一片毡”，而燕王则对了“日照龙鳞万点金”一句。通过简单的属对一事，就对比地写出、建文与燕王的不同气象。
《续英烈传》写战争继承了《三国演义》的优良传统，视角集中于战争双方的统帅部，比较细致地描写双方统帅部的决策过程，双方“斗智”的情景，从而较好地展示了双方统帅的精神面貌与性格特征，这也是建文和燕王形象能比较丰满的重要原因。
《续英烈传》对戏曲也有较大影响，昆曲及地方戏里都有与《续英烈传》有关的剧目，如《千钟禄》、《方孝孺》、《碧血十族恨》、《奏朝草诏》等。
（第七节）其他英雄传奇小说
除本章各节叙述的英雄传奇小说外，还应提及的英雄传奇小说有《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两书。
《禅真逸史》（坊间刻本改题为《妙相寺全传》或《大梁野史》），八集四十回；《禅真后史》，十卷六十回。二书均题“清溪道人编次”，存明刊本。清溪道人，即方汝浩，系明崇祯年间人，生平不详。除以上二书外，他还著有《扫魅敦伦东渡记》一书，将在本书《神魔小说》一章介绍。
《禅真逸史》原书前面有徐良辅题词和《凡例》八则。书以南梁和东魏为背景，叙述东魏镇南大将军林时茂，因得罪权臣高欢之子高澄，惧祸出亡，在泽州向月庵出家，名太空，号澹然。后人梁，被荐为建康府妙相寺副主持。正主持钟守净不守清规，与破落户沈全之妻黎赛玉通奸，澹然劝戒不从，钟守净反在梁武帝面前诬其勾结东魏，澹然惧祸潜逃。过张太公庄，其子为狐精所惑，澹然为之除妖，又得《天枢》、《地衡》、《人权》三册天书，能呼风唤雨，召神驱怪，自此在张家隐居修真。十余年后，澹然得杜伏威、薛举及张太公之孙善相为徒，传授武艺法术。三人后在孟门山与缪一麟、查讷共同起兵，夺城陷府，声威大振。及齐篡位，齐都督大将军段韶出兵征讨，杜伏威、薛举、张善相等受招安，皆封侯，镇守西蜀。澹然随三人至蜀，在峨眉山修炼。朝代数易，至唐灭隋，澹然九十余岁，在山坐化，杜伏威等各传位与其子，弃家访师，后皆登仙界，全书以“禅师坐化证菩提，三主云游成大道”作结。
《禅真后史》卷首有翠娱阁主人（陆云龙）写于崇祯己巳年（1629）序和《源流》一篇。《禅真后史》是《禅真逸史》的续集，与《禅真逸史》源流相接。前二十回写儒生瞿天民为耿寡妇家塾师，品德高尚，与耿家、刘浣家结下深厚友情。他学儒、从医、经商，几经波折，家境逐渐富裕。二子先后娶亲。其时正当唐太宗末年至武后以周代唐前后，天下动乱，人民饥馑流离，盗贼蜂起。上帝为挽救苍生，派林澹然高徒之一的薛举，降生人世。瞿天民之妾阿媚忽然怀胎，生下一子，就是薛举转世，取名为琰。瞿琰自幼得林澹然传授仙术，抱济困扶危之志，平暴灭妖，斩除奸佞，为国立功，深受武则天赏识，但他看到朝政日非，见机而退，弃名避世，归隐飞升，重返天界。
作者自视甚高，认为《禅真逸史》“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凡例》之六；。主观意图是把歌颂英雄豪杰替天行道的《水浒传》与匡扶汉室的《三国演义》揉合起来，创造出与二书并驾齐驱的新作。但是，作者的思想境界、艺术才能远不逮施耐庵、罗贯中，作者的雄心未能实现，《禅真逸史》、《禅真后史》在中国小说史上只能属于三流作品。
首先，作者歌颂的英雄人物林澹然、瞿琰虽然武艺高强，法力非凡，也有扶困济危之壮举，但是，从根本上说，徒具英雄之躯壳，缺少英雄之灵魂，就是缺乏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叛精神，而是趋时避害，明哲保身，以至消极退隐。林澹然在东魏得罪高澄，“削发为僧，逃灾躲难”；在南梁又因劝戒恶僧钟守净，知其不改，怕他报复，又“云游方外，免使祸及”。当他逃离妙相寺，遇到韩回春、李秀等人，劝他“先开除了这贼，然后逃避不迟”。他却说：“这厮乃圣上所宠，若杀了他，即是欺君逆主，反为不忠。”林澹然形象的塑造，无疑受水浒英雄鲁智深的影响，但二者之间的差距，何啻十万八千里！《禅真后史》中的瞿琰遵从其师祖林澹然的教诲，不敢“恃血气之勇”，“以取殒身灭族之祸”，因而到武后改唐为周，他见朝政紊乱，却不能像《三国演义》里的英雄那样匡扶汉室，至死靡他，而是说：“小弟若仕于朝，必有奇祸。自古道：急流勇退，谓之知机。故辞疾归闲，脱离罗网。”
其次，从艺术上说，由于作者思想境界不高，对创作素材缺乏提炼和选择，因而平铺直叙，主次不分，甚至繁枝弱干，喧宾夺主。作为《禅真逸史》中心人物的林澹然，在书的后半部只是作为杜伏威等人的“顾问”，忽隐忽现；《禅真后史》里的瞿琰恰恰相反，在书的前半部还未出世，当然没能露面，只到后半部才有较多描写。而且对主要人物缺乏性格化的细节描写，人物性格不够鲜明。作为英雄传奇小说的主人公，其英雄人物的形象却树立不起来，从这个角度说，作者的创作意图无疑是失败了。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想把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糅合为一体，同时，杂以神魔、人情小说的笔法，反映了明代末年各类小说发展之后，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趋势。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条规律，在其他小说中也常出现这种情况。这两部小说比较可取之处，倒在于对世情的描写。
作者生活在晚明，这是社会极为黑暗的时代。他对官府的黑暗，世风的颓败，深恶痛绝，借小说创作，抒发其愤懑之情。
他同情人民起义，认为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当瞿琰听到羊雷等人造反时说：“草莽之中，岂无豪杰之士？可恨州县官吏恃才傲物，任性妄贪，不能抚恤英雄，必凌逼以致叛乱。”
作品反映了上自权豪势要，下及市井小民的生活，对吏治的窥败和世风的颓丧作了充分的揭露。县官简仁，号五泉，老百姓叫他“五全”：“一曰全征：凡本年一应钱粮等项，尽行征收，其兑扣足加三……如迟延不纳者，不拘老幼，酷刑监禁，决致鬻身变产赔补，才得完局；二曰全刑：凡用刑杖，亲较筹目……一下不饶，用刑时还有那吊打拶夹一套，不拘罪之轻重，一例施行；三曰全情：凡词讼必听人情……不拘是非曲直，人情到即胜，那受屈含冤的何止千万；四曰全收：凡馈送之礼无有不收……五曰全听：凡词讼差拨之事……如人情钱物两不到手时，满堂人役，俱可发育，不知兀谁的话好，造化的彼此干净，出了衙门，晦气的都受一顿竹片，那书吏、门皂倶获大利，故有‘五全’之号。”（《禅真后史》）这把当时衙门的弊端揭露无遣。作品描写钟守净、华如刚等和尚骄奢淫逸，敲诈勒索，暴露了道观佛门藏污纳垢，使披着宗教外衣、作恶多端的和尚道士原形毕露。作品描写瞿天民学儒、从医、经商的种种波折，反映了当时细民百姓生活之艰难；瞿天民家中二个媳妇合谋，预备害死小叔，独吞家产；瞿天民托人寻找坟地，地痞帮闲敲诈勒索，从中渔利等等，都活脱脱地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为和尚奸淫牵线搭桥的尼姑越蜜嘴、地棍无赖龚敬南、瞿天民之媳泼妇张氏、江湖医生全伯通等人物都绘声绘色地活跃在书中，尽收在作家笔底。从总的方面说，《禅真逸史》与《禅真后史》比较，前者写英雄豪气为胜，后者以描写世情见长。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语言简洁明畅，自由活泼，铺事状物，绘声绘形，尤其是使用方言俚语，时曲新声，收到图貌传神的艺术效果。使用方言俚语，如“这叫做竹管煨鳅一直死”；“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早死早托生，依然做后生”；“只图个醉饱，那管猪拖狗咬”；“懦夫生中寻死，好汉死里求活”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生活阅历和语言的功底。作者使用诗、词、曲、赋以及明代民歌《桂枝儿》等，用以描情状物，刻画人物性格，显示了高超的语言艺术。如《禅真逸史》第五回，尼姑赵蜜嘴出场：
妙，妙，妙！老来卖着三般俏：眼儿垂，腰儿驼，脚儿跷。见人抚掌呵呵笑，龙钟巧扮娇容貌，无言袖手暗思量，两行珠泪腮边落，斋僧漫目追年少，如今谁把前情道。
本，本，本！眉描青黛颜铺粉。嘴儿尖，舌儿快，心儿狠。捕风捉影机关紧，点头解尾天资敏，烟花队里神帮衬，迷魂阵内雌光棍。争钱撒赖老狸精，就地翻身一个滚。
这里把赵蜜嘴的身份行径，写得鲜明突出，并暗示了她在故事情节中的作用。
又如《禅真后史》十三回，一首嘲帮闲的短歌：
白面郎君，学帮了介闹，勿图行止只图钱，脸如笋売，心如介靛；口似饴糖，腰似介棉。话着嫖，拍拍手掌，赞扬髙兴；讲着酒，搭搭屁股，便把头钻。兜公事，指张介话李；打官司，说赵介投燕。做中作保是渠个熟径，说诨打科倒也自新鲜。相聚时，卖弄介万千公道交易处，勿让子半个铜钱。话介谎，似捕风捉影；行介事，常记后忘前。害的人虎肠鼠刺，哄的人绵里针尖。奉承财主们，呵卵脬、捧粗腿，虚心介下气；交结大叔们，称兄弟，呼表号，挽臂介捱肩，个样人勿如介沿门乞丐，讨得个无拘束的自在清闲。
这首用吴语方言写成的短歌，把帮闲的欺诈瞒骗、口甜心狠的鬼蜮伎俩揭露得淋漓尽致。
《禅真逸史》还保存了一些音乐史料，如三十三回述张善相与段琳瑛私订终身，写出了《秋鸿》等古琴曲的标题，对研究音乐史有一定的价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