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何谓神魔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日‘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这里鲁迅先生侧重分析当时对小说创作产生显著影响的宗教思想状况。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当时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释道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我就总括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叫做神魔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上首次提出了“神魔小说”的概念，使我们对神魔小说的内涵有了较具体的了解。
在鲁迅论述的启发下，根据这类小说所呈现的基本特征，我们认为，神魔小说是指明清时代在儒道释“三教同源”的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以神魔怪异为题材的白话章回小说。这类小说除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的《平妖传》、《四游记》、《西游记》、《后西游记》、《续西游记》、《封神传》、《三宝太监西洋》、《记》、《西游补》八种外，据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谭正璧的《古本稀见小说汇考》等书所录，尚有三十种左右。
神魔小说在明代极为兴盛，这是有其社会原因的。首先是统治阶级对宗教的提倡，特别是大力宣扬“三教合一”的思想。明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在使用暴力统治的同时，也利用各种思想工具。先是利用正统的儒家思想，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对他的臣下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然后，就是利用道佛树立政治威信，梦想长生不老。还在创业的时候，朱元璋就利用道入为他编造神话，进行宣扬。此后，又有世宗皇帝等狂热地求神拜佛，访仙问道，或封赏道士，或官办佛事，遂使三教合一的思想深人入心，妖妄之说到处蔓延。在这种三教合一思想及妖妄风气的影响下，神魔小说的创作便兴盛起来。于是，三教合流思想影响着神魔小说的创作，神魔小说的创作又对三教合一的思想进行传扬。如《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孙悟空曾对车迟国王说：“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入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封神演义》中也曾说：“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原来总一般。”江西廉访使刘廷玑在评《女仙外史》时也说：“此书三教兼备，皆撤去屏蔽直指本原，可以悟禅玄，可以达圣贤。”（1）
其次是明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古今中外一切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方面往往都有一定的浪漫主义与其呼应配合，相辅相成。明中叶，腐朽的封建制肌体内萌发出资本主义的幼芽，市民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社会风气随之一变，冰封的学术园地也出现了解冻的迹象。反射在传统文艺领域内，表现为一种合规律的浪漫主义思潮：高雅矫饰的贵族文艺让位于自由地表达愿望、抒发情感的世俗文学；民间文艺得到了重视，新生意识充满了活力。特别是对神怪的广泛兴趣，对奇幻夸张、狂放不羁的创作方法的肯定，更是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王国“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统艺术思想。于是，佛道的盛行，文学的浪漫思潮，市民对神话的兴趣，共同孕育出一大批以神魔怪异为题材的小说作品。
神魔小说虽然是时代的产物，然而，作为一种与宗教思想结合、用浪漫方法创作的幻奇型小说，并不是到明代一下子突兀在人们面前，它也走过弯弯曲曲的道路，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来源之一，神话与原始宗教。首先，原始宗教的种种观念与形态是深深地渗人神话之中，成为神话创作的心理基础，反过来，神话的流传也推动了宗教的宣传和发展。第二，神话中的神及其行事，都囊括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内涵。因为在那时，历史被置于世俗生活之上的神祇世界，入们与其说是住在现实世界中，还不如说是住在虚构的世界里，于是，神话便折光地陈述这样一段历史。第三，原始宗教的幻想作为人类幻想的一部分出现在神话之中，大大地丰富了神话的幻想和想像。各种纷繁复杂、彼此对立的事件之间，只具幻想的因果联系，总是带着浓厚的主观幻想性。它可以神化自然现象，也可以把动物人格化；可以幻化人的灵魂，也可以用魔术沟通神人。这里，宗教观念对文学的渗透，神话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幻想艺术，都为神魔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题材及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
（1）见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八第390页。版本同前。
来源之二，仙话与道教思维。仙话，是秦汉时在道教思想提供的温床上产生的神仙故事传说。尤其在汉代，神仙故事弥漫整个朝野，或记仙言，或写仙境，或写仙人，从而构成了奇幻多彩的神仙画廊，造成了一个空前富丽的神仙故事时代。仙话中的道教思维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神仙绝大部分是理想化了的真实的人。他们有姓有名，有情有欲，并有一部得道成仙的生活史。第二，道教创造的神仙系统，等级森严，层次繁多，分工细密，实际上是典型化了的人世。第三，道教的天界具有无限的广阔性，永远不会以仙满为患，随时欢迎一切得道者飞升而来。因而人们就可以根据需要不断地创造神仙，源源不断地把活人输往天国。仙话与神话不同，神话中只有帝王或有特殊贡献的祖先才能擢升到“神”的行列，而仙话是但凡修仙之人皆可成仙。第四，道教的仙话是以长生不死为主要内容，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它说明个人意识的觉醒，认为只有人才是唯一美好的东西。因此，仙话创作打破了以凶猛古怪为美的原始观念，而尽量集中人的外貌美来塑造神仙形象，然后赋予奇妙的法术变化和瑰丽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引人向往的创作目的。所有这些道教创造仙话的思维特点，都给神魔小说的作者进行创造性的想像以充分的启示，并且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来源之三，志怪与宋、元说话。关于神魔小说的来源与特点的问题，曾经有人认为，神魔小说既系从历史小说分化，因此所有的神魔小说都借一点历史事件作缘由。这话说对了一半。神魔小说确实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并不都是从历史小说分化出来，有的则是继承了志怪小说的传统。上古神话中，人的历史往往是以一种幻想的形式凝聚、停留在某些神祇的活动之中，神话总是独特地伴随着历史，折光地陈述历史，人们在编神话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在编着历史，即上古时代人的历史就是神的活动史。另外，被胡应麟称为“古今纪异之祖”的《汲冢琐语》，虽然也是记春秋时事，但绝不是信史，因为其内容大部分是记叙有关卜筮、梦验之类的迷信传说，虽然也有历史故事，但也是虚幻的成分往往大于历史的成分，有的根本不见史传。因此，只能说这是“虚幻化了的历史故事或历史化了的虚幻故事”气可见，志怪与历史也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尽管后来的志怪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扩大其题材来源，但取材于历史人物事件的志怪仍占相当大的比重，把历史幻想化或借历史人物敷衍神怪故事，便成为志怪小说的一种传统。由于明清神魔小说与上古神话、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因此，对其神话至于神魔小说的题材类型，则是近承宋元说话而来。特别是受“说经”、“小说”中的灵怪类以及“讲史”的影响。
第一类是由说经故事演化而来，即“说经”故事与“小说”的神仙灵怪共同作用下的神魔小说，像《西游记》。它的主要故事骨干唐僧取经及如来、罗汉、菩萨和玉帝、老君、龙王等佛道两大神衹系统，都来自佛教故事、道教传说。但是，这些故事走出寺院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又增加了许多人民群众幻想的故事，最后经吴承恩的想像和创造，使之成为一个隐含针贬现实人世又神奇超越尘世的完整故事。这种再创造，无论在故事内容和表现手法上，都脱离了宗教说唱文学（“说经”）的范围。另外像《西游记》的续书、《东度记》等，虽然艺术成就不如《西游记》，但其题材类型、创作精神基本是一致的。尽管作品中还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同样是用宗教的外壳装上非宗教的内容，是变宗教之奇幻为艺术之奇幻，从而成为神魔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一类作品。
第二类是由讲史故事分化而来，即历史幻想化的神魔小说。这类小说本身又有两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历史故事幻想化的阶段，如《平妖传》、《封神演义》、《女仙外史》等，其基本情节、主要人物与正史所载大致相似，或贯以想像幻想之情，或衬以奇幻瑰丽之景，或糅以野史佚闻之事，从而使历史故事幻想化。因此，人们就逐渐不把这类作品当成历史，而是作为小说来读。随着接受阶层审美观的变化，就出现了幻想成分增多、历史成分减少的创作趋势，即幻想故事历史化的阶段，如《希夷梦》、《归莲梦》等。它们不是演化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借虚构之事来写历史、现实及理想，使幻想故事历史化，有较强的艺术概括性。总之，这类讲史演化的神魔小说，虽然艺术比较粗糙，但是作者能巧妙地作神话式的演化、传奇式的幻想，幻域与人间，神人与凡人，互相交通，无穷变化，从而构成一个奇妙的神话世界。于是，历史只留下影子，成为虚幻化的历史故事。
第三类是由民间故事演化而来，即民间文学化的神魔小说，包括宗教故事的演化与民间故事的改编两种形态。宗教故事指那些宣扬宗教教义、神化仙佛行事的故事。由于这些故亊具有从民间来、又在民间中盛传的特点，因此，民间文学化的神魔小说很大一部分是对这类故事的演化。像《八仙出处东游记》、《玄帝出身志传》、《南海观音出身传》等，其中或沉淀着古代民俗信仰的文化精神，或塑造着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或敬仰某种非凡之壮举，或寄托某种理想之愿望。这类交织着歌颂理想正义与崇佛道灭妖魔的故事题材，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就有很强的神异性，经过文人有意识的再创作，从而折射出时代之光。另外，民间文学化的神魔小说还有一部分是根据民间幻想故事改编而成的。像朱名世的《牛郎织女传》、玉山主人的《雷峰塔奇传》，就是根据民间长期流传的四大传说中的两个传说改编的。改编后的小说，虽然也反映一定的现实，也具有神奇的幻想，但从总体来看，是失大于得：第一，把已经脱离宗教的民间故事又涂上宗教的色彩；第二，在本以娱心为主的民间故事里加重说教的分量；第三，对民间幻想故事的基本模式虽有突破，但又局限到神魔小说的框框里面。
神魔小说虽然在题材类型方面呈现出多种表现形态，但在艺术方面则是以浪漫主义为共同特色的。我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以上古神话为源头，以先秦“庄”“骚”为支流，共同哺育着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成长。明清神魔小说正是沿着他们的道路，从现实出发向古代人物、向神话世界、向幻想世界开拓，从而在小说中展现出广阔的描写空间，具有非凡的形象体系，充满了丰富的象征意味。
首先，是丰富的幻想、极度的夸张。《庄子》、《离骚》往往以丰富的想像、大胆的夸张去改造、融合神话传说，使作品具有一种奇诡变幻的特色，正如《庄子‘天下篇》里所概括的那样：“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这种艺术传统流经志怪、传奇小说，到了神魔小说，则是以突破时空、突破生死、突破神人界限的手法去描写奇人奇事奇境：其形象多是神魔，他们都有奇特的外貌、奇特的武器，有着变幻莫测的神通、超越自然的生命。即使是人，也多是被神话仙话化的“神人”、“真人”；其事件，多是除妖灭怪、伐恶扬善、战天斗地、显扬忠烈；其环境，则多是幻域，其中有天庭、地府、龙宫，也有海市蜃楼般的仙庄、佛境、孤岛，把现实与幻想、天上与人间皆笼于笔底，从而向人们展现出广阔的描写空间、奇丽的幻想天地。
其次，是奇妙的变形、丰富的象征意味。屈原在《离骚》中通过“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的象征体系，来表现他的理想愿望；庄子也往往用被他理性滤化的神话形象、被人格化的动、植物形象及被改造变形的历史人物形象，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像这样的象征形象也经常出入于神魔小说之中，作者设立这些象征形象是为了表达某一信念而采用的手段，具有假定性和象征性。具体说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整体性的象征方式，像《西游记》的整体形象并不仅仅在于折射现实，同时也在象征着一种从追求到痛苦到实现的人生哲理；一是局部性的象征方式，就是镶嵌在整体性象征体系中的一些有哲理意味的故事或与整体象征无关的一些哲理性语言。当然，有的象征并不是作者的主观意图，但是客观上由于象征意象的启示，则激发了读者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从而扩大了作品的内涵。
（第二节）《西游记》
一、成书与作者
历史上有玄奘取经故事。据《旧唐书‘方伎传》及其他野史记载，玄奘是河南洛阳人，姓陈名祎，大业末年出家，玄奘是他的法名。他那聪悟不群的天资和积极探求的精神，曾为他获得佛教“千里驹”的赞誉。为了追求佛法的究竟，青年的玄奘不满足于遍阅佛教译品，决心远游西域，寻取真经。他不顾不许国人出境的禁令，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只身离开长安，混入商队，偷越国境，开始远征：出玉门关，经新疆北道，越葱岭，出热海，又经二十四国，跋涉五万多里，终于到达了印度。在印度十三年，到了贞观十九年，玄奘载誉而归，并且带回了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经论。
玄奘取经的壮举，首先经历的是宗教神话化阶段。从《大唐西域记》到《慈恩三藏法师传》，从《独异记》到《太平广记》中的《异僧’玄奘》，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宗教故事是怎样走向神话化的。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奉唐太宗之旨口述，由门徒辩机辑录而成的。书中记述了他亲身经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虽然一再声明“皆存实录，匪敢雕华”，使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它的文学价值却是作者自己主观上没有意料到的。作为一个万里西行、取经求法的僧人，他一方面以宗教家的虔诚心理去采录有关佛家的种种灵异故事，从而把7世纪和7世纪之前在西域广泛流传的许多想像丰富、情节动人的故事传说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对自己飘然一身、赴印度取经所遇到的艰难困苦及各种自然现象，如沙漠幻影及鬼火之类，也多用宗教的心理去解释，从而使许多事实在作者自己和别的信徒眼里自然都成为灵异和神迹。可见，取经故事从玄奘笔下写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染上了神异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