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造，一般只注意两端，即好人与坏人，虽然在成功的作品中，也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性格的发展史，但是好人或坏人的基调是生来就定下的。例如，《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虽然也有仗义疏财等性格，但本质上是恶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性格虽有发展，但他的叛逆性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金瓶梅》和《红楼梦》中有些人物是“多色调”的，性格复杂，不易简单判断为好人或坏人，但是，他们只是性格复杂，却很少完成性格转变。《歧路灯》却描写了谭绍闻、盛希侨、王隆吉这三个出身不同青年的转变，尤其是极其细腻地描写了谭绍闻的转变过程，塑造了转变中的人物典型，这是对中国小说史的重大贡献。
谭绍闻书香门第出身，受着父亲的严格的封闭式的教育，父亲弃世，他从密封舱走出来，接触到污浊的空气，很快受到污染。他的堕落主要因为性格软弱，抵抗力不强。盛希侨出身显宦之家，祖上是堂堂布政使，财势俱全，这位少年公子骄奢豪纵，挥霍无度，以至家产用尽，弟弟要和他分家，很有“孝悌”之心的盛希侨感到无比悔恨，开始转变。王隆吉是小商人出身，容易染上市井社会的恶习，但他有生意人的精明，稍涉泥潭，急忙抽身，所以陷得不深，容易转变。这三个青年都是转变中的人物，但性格各异，形象鲜明，为我国古代小说史留下了一组转变中的人物典型。
《歧路灯》对中国小说史的贡献，除了谭绍闻这个“中间人物”典型外，还为小说史的画廊增添了一个帮闲蔑片典型夏逢若。夏逢若是江南微员的后代，把祖上的家产挥霍净尽，靠着头脑灵活，言词便捷，见了有钱公子像苍蝇一样逐嗅而来，挨进门去，拉他们下水，混些酒肉过活，觅些钱财养家。他是继《金瓶梅》应伯爵之后，写得最成功的帮闲形象。只是应伯爵投靠西门庆，更多帮闲色彩，用插科打诨等办法来讨好主子；而夏逢若勾引青年公子，更具无赖恶棍成分，用威胁利诱的手段拉人下水。
《歧路灯》写了二百多个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也有十多人。人物塑造的成功主要靠对比和白描。作者设置了一系列对立人物形象，在对照中黑白分明，贤愚立判，勾画出人物的基本性格。又用白描手法，不加烘托渲染，简练勾勒出人物的鲜明形象，使他们的神态口吻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小说第十三回写谭孝移死后人棺一段：
抬起棺盖，猛可的盖上，钉口斧声震动，响得钻头，满堂轰然一哭。王氏昏倒在地，把头发都散了。端福只是抓住棺材，上下跳着叫唤。王中跪在地下，手拍着地大哭。娄、孔失却良友，心如刀刺，痛的连话也说不出来。
这寥寥数语，就把几个身份不同的人物的神态勾画出来，传神摹影，惟妙惟肖。
《歧路灯》是一本以青年教育问题为主题的小说，时常对社会问题进行评议。把评议与描写结合是它的重要特色。由于作者社会生活阅历丰富，议论深刻，对社会现象概括力强，这些评议与生动情节、人物性格结合在一起，所以，虽然说教颇多，但不令读者生厌。例如，第五回对秀才们的评议：“原来秀才们性情，老实的到官场不管闲事，乖觉的到官场不肯多言，那些平索肯说话的，纵私谈则排众议而伸己见，论官事则躲自身而推他人，这也是不约而同之概。”这把当时秀才们的心态高度概括出来，具有对科举制度的讽刺意义。三十九回对理学的评论，也鞭辟人里，发人深省。“偏是那肯讲理学的，做穷秀才时，偏偏的只一样儿不会治家；即令侥幸一个科目，偏偏的只一样儿单讲升官发财。”“这还是好的。更有一等：理学嘴银钱心，搦住印把时一心直是想钱，把书香变成铜臭。好不恨人。”
《歧路灯》作者社会经验丰富，语言功底深厚，熟悉群众语言，议论文字深刻，概括力强；描写文字精练，表现力强；人物对话都能符合人物身份，该雅则雅，宜俗则俗，达到个性化的程度。它的语言风格凝练集中，但略嫌木讷，因此，也有生硬枯燥的地方。
四、《蜃楼志》
在介绍了《醒世姻缘传》、《林兰香》和《歧路灯》之后。附带介绍一下《蜃楼志》。
《蜃楼志》，又名《蜃楼志全传》，二十四回，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首有“罗浮居士”序。作者真实姓名不详。但序云：“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可见作者是粤东人或长期生活在广东。存嘉庆九年（“以）刊本。
小说假托明代，实写清代乾嘉时期粤东洋商与官场。以广东十三行商总苏万魁之子苏吉士为贯串全书的中心人物。作品从新任关差赫广大敲诈勒索洋商写起，引出苏吉士，然后一条线写苏吉士的恋爱婚姻和窃玉偷香的风流韵事，连带写出温素馨姐妹、施小霞、乌小乔、茹氏等几个妇女的命运；第二条线写赫广大的贪虐骄奢，为求子招来番僧摩刺，摩刺连结洋匪，袭了潮州，自号光大王；第三条线写义士姚霍武的兄长遭诬陷被处斩，自己又因打抱不平而遭监禁，因此与结义兄弟越狱起事，占领海陆丰。苏吉士因业师李匠山而结识姚霍武，持李信为朝廷招安了他，并利用他剿平摩刺。苏吉士之妹嫁李匠山之子，官商联姻，吉士送别，匠山飘然而去，全书在烟云漂渺中结束。作品比较全面地写出当时官场的黑暗与社会动乱，画出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图画，预示着清王朝正在走向衰败，一场狂风骤雨即将来临。
这部小说的主要特色是：
新颖的题材。小说是以清代对外贸易的海关和洋商活动为题材。乾隆二十二年（口了）清政府限令外商只准在广州互市，接着又下令洋货交易须通过“公行”。由此，广东海关成为清代对外贸易的唯一关口，权力极大，趁机敲诈勒索。而贸易要通过“公行”，洋商垄断了进出口贸易，借此大发横财。作品翔实地描写了赫广大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到他势败抄家时，抄出了赤金四万二千两、白银五十二万两和大批洋货，真是富可敌国。由于关差的横行，激起地方政府与海关的矛盾，明争暗斗，互相倾轧。洋商虽然受到关差的敲诈，但它利用垄断贸易的官商地位，也大发其财，所以苏万魁家“花边番钱，整屋堆砲，取用时都以萝装袋捆”。作品以中国早期买办资产阶级一一洋商和海关关员为描写对象，反映了时代的特色，这样的题材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首次出现，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新鲜的形象。小说以开明洋商苏吉士为主角，作者把他当做英雄来歌颂。
作者有意地把他写成贾宝玉式的人物，重情感而轻功名。他对温素馨说：“我也不想中，不想做官，只要守着姐姐过日子。”他又说：“我要功名做什么？若能安分守家，天天与姐妹们陶情诗酒，也就算万户侯不易之乐了。”作者极力渲染他的风流韵事，不但没有谴责他的淫乱行为，反而认为是温柔多情，是出于对不幸妇女的同情。作者把多情与淫乱混在一起，津津乐道苏吉士的放荡行为，露骨地描写性行为。这说明作者的艺术趣味不高，学《红楼梦》而仅拾其余唾，使苏吉士失去贾宝玉的叛逆性格。
乐善好施而薄敛财。苏吉士因家被抢劫，父亲惊吓而死。他想：“我父亲一生原来都受了银钱之累。”于是他决心处置乡间银账及陈欠租项。择曰唤齐债户，当众宣布：“穷苦的本利都不必还，其稍有余者还我本钱不必算利，这些抵押之物烦众位挨户给还，所有借券概行烧毁。”“说毕即将许多借票烧个精光。众债户俱各合掌称颂，欢声如雷而去”。接着苏吉士又宣布减租：“将所欠陈租概行豁免，新租俱照前九折收纳。”这就写出了一个开明洋商的慷慨风度。
战乱和灾荒使粮价暴涨，苏吉士将积年剩粮十三万石平粜。其中八万石米还多卖了十二万八千银子。作者颂扬他的“积善行为”，也指出这是他聚敛财富的手段，是“致富的根基”。作者的头脑里已滋生着资本主义意识，因此，认为这是英雄行为，“吾愿普天下富翁都学着吉士才好”。
作者具有初步的资本主义意识，因而把洋商当英雄，把苏吉士写成聪明俊秀、风流倜傥的人物，歌颂他多情的风姿，赞扬他开明慷慨的风度。但过多渲染他的风流韵事，而没有写出他锐意进取的经商活动；过分强调他的“多财而不聚”的慷慨开明，而没能挖掘出他作为资本家聚敛财富的“雄心”；只揭露关差对洋商的敲诈，而没有写出洋商垄断贸易的渔利行为。因此，苏吉士这个早期洋商的形象虽然新鲜但不够丰满、深刻，历史的力度不够。
围绕苏吉士的几个女子，如出身盐商的温氏姐妹，海关小吏之女乌小乔、施小霞，破落户之妻茹氏等等，都是多情而泼辣的，在她们的头脑里贞节观念已荡然无存，在两性关系上采取相当随便的态度，甚至“不羞自献”，反映了在商业经济环境里生长起来的青年妇女与传统女性不同的道德观念。
巧妙的布局。罗浮居士序称此书“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颇为中肯。以苏吉士为中心，一条线深人赫广大幽森府邸，把海关关差骄奢淫逸的生活勾勒出来，写出官场黑暗；一条线又触及社会下层，姚霍武等人被逼造反，占山为王，点出社会动荡；一条线则伸向闺房绣阁，把洋商的家庭生活、两性关系加以点染，写出世风的演变。这三条线围绕苏吉士这个轴心，互相勾连，互相影响，头绪多端而不散乱，层次分明而又自然舒展。一人为主，联缀诸事，曲折开阖，可伸可止，开晚清谴责小说结构之先河。但赫广大与摩刺淫欲无度的生活描写过多过露，姚霍武一线则模仿《水浒传》，因袭之迹甚明，都是艺术上不足之处。
承上启下的地位。《蜃楼志》以苏吉士为中心，一面写他一妻四妾的家庭生活和风流韵事，一面写官场黑暗、社会动乱、世风浇薄，基本上仍是人情小说的格局。它直接继承《金瓶梅》和《红楼梦》，苏笑官、温素馨的形象有西门庆、贾宝玉、李瓶儿的影子；在语言描写、情节设计方面也有明显的借鉴甚至模仿，如施小霞戏弄乌岱云就是套用了凤姐戏贾瑞的情节。
《蜃楼志》又不是典型的人情小说，因为不是通过一个家庭去写社会，重点不是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而侧重于官场的揭露。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因所叙多实事，多粤东官场与洋商的故事，所以写来极为真切、无意于讽刺，而官场之鬼蜮毕现；无心于谩骂，而人世之情伪皆显。在这一方面，他是开创了后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的先河。”0同时，布局结构他又启示了后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之绝无布局，随处可止，随处可引申而长之的格式”。总之，从承上看，应列人人情小说；从启下看，应列人讽刺小说，是人情』、说向谴责小说过渡的作品。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等，含讽刺小说的意味，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出现《蜃楼志》这样从人情小说向谴责小说过渡的作品是不奇怪的。
（第五节）《红楼梦》
一、作者、成书与影响
曹雪芹（1715一1763或1764），名霑，字梦阮，雪芹是其号，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先世原是汉人，大约在明朝末年人了满洲籍，属满州正白旗。后来，由于祖上曹振彦随清兵人关，并以军功得到提拔，这就成了曹家发迹的起点。
在康熙的整个年代，是曹家富贵荣华的黄金时期。先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选人宫廷当康熙帝玄烨的保姆，从此加深了曹家与皇室的关系。康熙即位后，就派曾祖曹玺为江宁织造。这是内务府的肥缺，它除了为宫廷置办各种御用物件外，还充当皇帝的耳目，是个官阶不高、却有钱有势的要职。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与御前侍卫，后又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颐、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六十年之久，在这期间，与他们的亲戚一一苏州的李煦、杭州的孙文成，“连络有亲，互相遮饰扶持”，以皇帝亲信的身份成为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的要员。曹雪芹幼时就是在这“烈火烹油，鲜花簇锦”的贵族生活中长大的。
然而，“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随着康熙皇帝的寿终正寝、雍正皇帝的上台，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这个“钟鸣鼎食”之家遭到了一系列的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并被“枷号”一年有余。十三岁的曹雪芹，从此结束了“锦衣纨裤，饫甘餍肥”的富贵生活，全家于雍正六年离开金陵旧居，迁回北京居住，开始过着“茅椽蓬牖、绳床瓦灶”的贫困生活。
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与修订。乾隆二十七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到了这年除夕0763年2月12日终因贫病无医而离开人世气遗留下来的，只有他的“新妇”和八十回《石头记》遗稿。百年望族的曹家从毁灭之中孕育出这样一位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辉的伟大作家，该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荣幸。
曹雪芹是一个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才气纵横的人。他取号（1）曹雪芹卒年，另有乾隆二十八年除夕〔1764年2月1日）之说。梦阮，明显表现出对阮籍的追慕之意。阮籍好老庄，曹雪芹也得其精髓；阮籍嗜酒，曹雪芹也是“举家食粥酒常赊”；阮籍能为青白眼，曹雪芹是“一醉酕酶白眼斜”；阮籍“时人多谓之痴”，曹雪芹被人称为“疯子”。这一点与吴敬梓有相似之处。如果说以狂狷者的形象作为审美观照，以荒诞的行为掩盖着清醒的锋芒，是封建社会中不甘随波逐流而以节操自励的文人的共性的话，那么，既是“狂”人，又是“情”人，既是中国18世纪一位最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巨人，又是呼唤新时代到来的最初一位诗人，则非曹雪芹莫属。他的悲剧体验，他的诗化情感，他的探索精神，他的创新意识，成就了伟大的《红楼梦》，从而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高峰。
关于《红楼梦》成书过程，虽然不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样，从正史记载到民间传说再到文人创作，但它也有独具特色的三部曲，即从《风月宝鉴》到八十回《石头记》再到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其中有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心血，也有高鹗续补的功劳。
甲戌“重评”本第一回有一则评语说，“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由此可知，曹雪芹是在《风月宝鉴》的基础上加工改写成《红楼梦》的。
那么，《风月宝鉴》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我们虽然看不到原书，但甲戌“重评”本的《红楼梦旨义》说得很明白：“《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同时指出：“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联系《红楼梦》第十一回、十二回文字，可以推测“风月之情”乃《风月宝鉴》之主要线索，戒淫劝善乃《风月宝鉴》之基本思想，且作品格调不高，这也正是晚明以来不少言情小说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