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部公案小说，有共同的特点：（1）有的以章回小说形式出现，有的以短篇小说集形式出现，实际上都是短篇小说集，各篇或各回之间并无联系，都是单独成篇。（2）编辑方法大都与《名公书判清明集》相似，按案件性质分类编排。《百家公案》、《龙图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虽有中心人物，采取章回小说形式，但细考其内容，也仍是按类编排，把同类案件集中在一起。（3）形式上一般是四个部分。先叙案情，然后是告状人的告状，被告的诉状，最后是官吏的判词。（4）案件内容多是民间刑事案件，如奸情、盗窃之类。其中一部分靠清官智慧断案，一部分靠鬼神启示断案。这些故事大同小异，互相抄袭，雷同的案例很多。（5）艺术水平不高，文字多半文半白，比较粗糙。（6）这些书都是在明万历二十年以后到明末出现的。在前后五十年的时间里，出了十来部同类性质的作品，也可以算是明代后期的一个文学流派了。
我们概括地介绍了明代公案小说之后，下面重点介绍有关包拯和海瑞的公案小说。
一、包拯故事的作品
历史上的包拯，经过民间的创造，成为小说、戏曲作品中的活跃人物，成为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清官形象。包公故事在宋元话本中就出现了，《合同文字记》和《三显身包龙图断案》是最早的包公断案故事。《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虽不是包公断案故事，但在篇末出现了包公的名宇：“直待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这一班盗贼，方才惧怕。各散去讫，地方始得宁静。”但总的说，在流传下来的宋元话本中，包公的故事并不多。可是在元杂剧里包公成为重要的角色，可以专辟一类，称为“包公戏”。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完整剧本的清官断案戏有十六、七种，其中包公断案的就有十一种之多，这就是无名氏的《陈州粜米》、《合同文字》、《神奴儿》、《盆儿鬼》，关汉卿的《蝴蝶梦》、《鲁斋郎》，郑廷玉的《后庭花》，李行道的《灰阑记》，曾瑞卿的《留鞋记》，武汉臣的《生金阁》，还有一种是科白不全的《张千替杀妻》。
到了明代出现了两种有关包公的小说。一是《包龙图断百家公案》，二是《龙图公案》，它又有百回本与六十二回本之别。这是两种不同的小说，其中相同的故事只占四分之一。1967年上海嘉定出土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中有与包公故事有关的八种词话：《包待制出身传》、《包龙图陈州粜米记》、《仁宗认母传》、《包龙图断歪乌盆传》、《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张文贵传》、《包龙图断白虎精传》、《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日看灯传》。
这三部书，从刊刻时间看，《明成化说唱词活》最早，《百家公案》次之，《龙图公案》最晚，可能是明末刊本；从内容方面考察，三书相同的几个故事加以比较，也说明是《明成化说唱词话》最早，《龙图公案》最晚，因为在演化过程中，情节的漏洞得到弥补。如刘都赛故事，《明成化说唱词话》、《百家公案》里都是刘都赛被赵皇亲强虏进王府后，太白金星化为小虫咬坏她的衣服，刘都赛要织匠来补，这才有与经营纺织业的丈夫师官受见面的机会。《龙图公案》改为刘都赛衣服是被老鼠咬破的，情节更近情理。
这三部有关包公的小说和说唱词话，有几点值得重视：
1.《明成化说唱词话》中有《包待制出身传》，《百家公案》的卷首有一篇《包公出身源流》，而《龙图公案》没有。《明成化说唱词话》与《百家公案》中关于包公出身的叙述不尽相同，但都是《三侠五义》中包公出身故事的雏形。
1.《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中大多数是民间刑事案件，反对的是奸夫淫妇、小偷强盗，但在《明成化说唱词话》、《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中都有一部分作品，矛头直指皇亲国戚、恶霸豪绅，具有尖锐的政治内容。如三书都有刘都赛、袁文正等故事，揭露触目惊心的贵族官僚残害百姓的案件，这是三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3三书都出现了仁宗认母故事。据《宋史》记载，宋仁宗生母李宸妃，原是章献太后（刘后）的侍儿，她生下的皇子，章献太后认为己子，让杨淑妃养育，到皇子长大，继承了皇位，就是仁宗皇帝。可是李妃还“嘿处先朝嫔御中”，“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到了刘后死后，才有人告诉仁宗他的生母是李妃。“仁宗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裒妃为皇太后，谥‘庄懿”’。这是当时轰动朝野的大事，民间广为流传。人民对李宸妃表示同情，对刘后的专横深为愤慨，围绕皇子的命运，敷演出动人的故事。陈琳、寇承御等忠臣与刘后、郭槐等奸贼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但这个故事与包拯无关。只有到了《明成化说唱词话》中的《仁宗认母传》、《百家公案》第七十四和七十五回、《龙图公案》中的“桑林镇”里才把这个故事与包公断案联系在一起，这样包公断的已不仅是民间的案件，而是皇帝宫廷里争夺继承权的大案了。包公介入了朝廷内部的忠奸斗争，包公已成为皇家的包公，这是包公形象的重大转变。
火过去《百家公案》不易见到，论述包公系统故事多只举《龙图公案》。实际上，两书相比，《百家公案》更有价值。这不但因为它刊刻年代更早，而且因为《百家公案》中有陈世美抛弃妻子秦氏的故事；还有狄青、杨文广与包公互相支持的故事，后来《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就以此而敷衍成书；另外还有弹子和尚的故事，与《平妖传》相似；此外包公的衙役里出现了张龙、赵虎，显然对《三侠五义》产生影响，等等。这些都为研究包公故事流变和古代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艺术上看，三书都比较粗糙、幼稚，但它为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素材，积累了经验。
二、海瑞故事的作品
海瑞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刚正廉洁的官吏，被称为“南包公”。他经历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他在任淳安知县时，就有两件事轰动朝野。《明史·海瑞传》上这样记载：
“宗宪子过淳安，怒驿吏，倒悬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无供帐。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发棄金数千，纳之库，驰告宗宪。宗宪无以罪。”
“都御史懋卿行部过，供帐甚薄，抗言小邑不足容车马。懋卿怒甚，然素闻瑞名，为敛威去。”
后来海瑞做了京官，任部都主事，上《治安疏》尖锐批评嘉靖皇帝。“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是不遁也。’帝嘿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而留中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这件事更使海瑞忠直刚正的美名，广泛传扬了。“时都下人编公事为小说，咏唱通衢，取糊口钱。”（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在万历十五年病逝，二十年后，即万历丙午就出现了《新刻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一题《海忠介公居官公案传》）一书。书首有晋人羲斋李春芳序，恐系伪托气此书七十一回，叙述了七十一个互不关联的海瑞审案故事，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内容都是强奸、盗窃、图财害命之类的案件，反映了社会的腐败黑暗，与同时的其他公案小说相类，并没有什么特色。令人不解的是，海瑞一生轰动朝野的几件大事，《海瑞集》所收录的他在淳安县任上所审的许多案卷，竟没有一件反映在这部公案小说中。而且，后来有关海瑞的小说、戏曲、说唱作品都与它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情况表明，它只是把当时流传的一些公案故事加以编辑、附会在海瑞的名下，因此，《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的价值不是很大的。
（1）李春芳，字石麓，江苏兴化人，隆庆年间曾为相。但在出版于嘉靖三十一年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后附有《精忠录》题为“李春芳编辑”，《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也题“晋人羲斋李春芳”，《海公大红袍》又题“山右义斋李春芳编次”。可能先是托名宰相李春芳，以抬高小说身价，后来有的就沿用了。
描写海瑞故事的尚有《海公大红袍全传》和《海公小红袍全传》两书。《海公大红袍全传》，六十回，署“晋人李春芳编次”，显系受《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题署的影响，托名李春芳，其真实姓名无考。《海公小红袍全传》四十二回，清无名氏撰。这两本都不是公案小说，也难算作历史传记小说，因为几乎毫无历史依据。勉强可算为英雄传奇小说，它以海瑞一生与奸臣斗争的英雄业绩为题材。因为都是写海瑞的，所以我们放在这里来介绍。
《海公大红袍全传》从海瑞出生写起，赴考、招亲花了不少篇幅。进入仕途之后，以海瑞与严嵩的斗争为贯穿的主线，着重写海瑞出任山东历城县知县时，和依附严党的恶霸刘东雄的斗争。《海公小红袍全传》与前书相照应，写海瑞在万历皇帝即位后，被重新任用，他与宰相张居正的斗争是前三十二回的中心事件。张居正把持朝政，私藏国宝，陷害忠良，甚至图谋篡权夺位。海瑞支持孙成、周元表等到张居正家乡荆州搜出罪证，于是张居正满门法办，海瑞出任宰相。后十回，写海瑞折狱断案，为周文玉兄弟平反冤狱的故事。
《海公大红袍全传》中关于海瑞在淳安知县任内抵制钦差大臣张志伯，与历史上海瑞与鄢懋卿斗争的事迹有关；《海公小红袍全传》中周元表是以历史上的邹元标为原型。除此之外，都是根据传说铺演虚构而成，没有历史根据。有的则与史实相距甚远，例如，《海公小红袍全传》写张居正阴谋叛乱；杨令婆成了地仙，长生不死，又带领杨家将来支持海瑞，反对奸臣，实属荒诞不经。
《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二书，以忠奸斗争为主线，一方面，写奸臣恶霸为非作歹、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种种罪行，反映了当时朝政的黑暗，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另一方面，海瑞与奸臣恶霸作斗争，其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形象亦颇生动鲜明。《海公大红袍全传》中，海瑞在卖豆腐的张老儿父女处于悲惨境地时救助了他们，到元春当了皇后，生了皇子，又被严嵩陷害，打人冷宫时，海瑞又向皇帝进谏，使张皇后和太子“重庆承恩”。这样，海瑞深深介入了皇家内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和明代与包公有关的说唱词话和小说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即从民间的包公转化成皇家的包公。海瑞以张皇后和太子为靠山与奸臣权相作斗争，削弱和淡化了海瑞斗争的艰苦性，影响了海瑞形象的塑造，“应该说是大败笔”吣《海公大红袍全传》和《海公小红袍全传》情节比较曲折生动，描写极度渲染夸张，颇有民间文学的气息。如《海公大红袍全传》写海瑞对抗张志伯，正面交锋，言词锋利，揭露张志伯搜括勒索，使他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自己跳下河里，与衙役一起背纤，逼迫张志伯就范，故事生动有趣。又如《海公小红袍全传》第五回写海瑞与家人海安、海洪进京时，有一段对话：
行不半日，两个家人叫道：“老爷，小人二人挑不得了。老爷家里说过，行李三人轮流挑的。”海爷道：“如此你们先挑一程。”二人道：“小人出门挑过了。”海爷只得挑起，肩头疼痛，寸步难行。叫道：“海洪，我老爷挑不起了。”海洪道：“挑不起，回去吧。”海爷道：“你去雇个牲口”海洪即刻雇了牲口。
这段描写生动活泼，饶有趣味，海瑞淳朴、亲切的形象跃然纸上。
根据《海公大红袍全传》改编的戏曲不少，整本的就叫《大红袍》。至于改编其中一个片段的，有《三上轿》、《假金牌》、《孙安动本》等。而弹词《福寿大红袍》、《玉夔龙》，京剧中的《五彩舆》、《德政坊》等，虽也是写海瑞故事，但并不是直接从《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改编的，而是另行创作的。
（第三节）公案侠义小说
唐传奇和宋元话本中有不少侠义小说，但在长篇小说领域里却很少见。《水浒传》包含着侠义小说的因素，可视为长篇侠义小说的源头之一，但毕竟不是纯粹的侠义小说。在明万历二十年到明代末年，公案小说大为兴盛的时候，也没有出现长篇的侠义小说。一直到了清代后期，即嘉庆、道光年间，侠义与公案结合产生了数量相当多的公案侠义小说和武侠小说，一直延续到清末。为什么在嘉道年间到清末会出现这么多的公案侠义小说？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小说自身发展的原因。
首先，适应了统治阶级挽救危机的需要。嘉庆时期紧接着康熙、乾隆的“盛世”，是清代历史由盛转衰的时期。这时，一方面，统治阶级大量搜刮财富，兼并土地，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另一方面，人民不堪忍受压迫，反抗运动在经过康、乾时期的沉寂之后，又蓬勃兴起了。嘉庆元年，张正谟、姚之富等人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揭开了清代后期农民大革命的序幕；嘉庆十八年，李文成、林靖领导的天理教起义，以及天地会、八卦教、闻香教的起义在嘉庆年间绵延不断。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更爆发了伟大的太平天国起义，从此，清王朝走上了灭亡之路。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面前，统治者采取了镇压招抚并用的政策。这时，满清的八旗兵已损失了当年入关时的战斗力，成为一支腐败的军队。因此，他们只有招抚农民起义中的反叛分子和各地的地主武装，利用它们来作为镇压农民起义的骨干力量。公案侠义小说的大量出现正是统治阶级这种政治需要在文化上的反映。
其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人民特别是市民中落后思想的产物。受清代统治者严厉统治和怀柔腐蚀的影响，这时人民群众中滋长着一种情绪：一方面，看到政治的日益腐败，对清官的幻想逐渐破灭，把希望寄托在“除暴安良”的侠客身上；另一方面，农民起义中的反叛分子和地主武装集团在镇压人民革命中“立功”，封官受赏，得到特殊的“恩典”。封建统治者大力宣扬这些封建爪牙的富贵尊荣，引起市井游民的羡慕。正如鲁迅一针见血指出的：“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之歆羡，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
第三，有小说自身发展的原因。一方面，万历到明末的公案小说，实际都是短篇小说集，内容大同小异，而且文犊案例体的固定模式大大限制了它的发展，在兴盛一时之后，逐渐失去它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明末清初兴起的才子佳人小说，到了乾隆年间，逐步加人侠义的内容，向才子佳人、侠义、神魔小说融合的方向发展。公案小说、神魔小说、才子佳人小说都令人厌倦了。“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时，这种“以粗豪脱略见长”的公案侠义小说就应运而生，“于说部中露头角也”。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至清末出现了十多种公案侠义小说，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一、《施公案》与《彭公案》
《施公案》，清无名氏撰。最早的刊本有一篇嘉庆三年0798）序。现存道光四年（“句刊本。初刻《施公案》八卷九十七回，又名《百断奇观》。另有续集一百回，又名《清烈传》，光绪十九年0893）刊本。以后又有二续三续，发展成为五百廿八回，约一百二十万字。1980年宝文堂书店出版的《施公案》，断于四百零二回，即“窦耳墩明正典刑”止，这以后的一百多回未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