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留校当研究生，在吴组缃、吴小如先生的指导下，研读宋元明清文学，以古代小说为重点。当时，我曾萌生过将来要编写一本小说史的念头。研究生毕业后，遇上十年动乱，编写小说史的愿望当然化为泡影，1980年春，到中山大学参加中国戏剧史研讨班，来自全国高等学校的十六位同志在王季思先生的指导下学习。这段时间，我重温了业已荒疏了的专业，编写小说史的念头也复苏了。1983年春，从兰州大学调回家乡，在福建师大中文系任教。这是一个学术空气浓厚而又团结和谐的集体，老一辈专家和中青年同志的奋发努力，激励着我，团结和谐的集体，为潜心钻研业务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于是，我打算把编写小说史的愿望付诸实践。
我的想法，得到我的导师吴小如教授的热情支持。在总体构想时，他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全部稿件他都仔细审阅，从内容到文字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最后又为本书写了序言。我的想法，也得到青年同志的支持，包绍明、陈惠琴同志自愿参加，承担了部分撰写任务。因此，可以说，这部《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是我们老中青三代人合作的成果。
本书着重勾勒了中国古代小说的轮廓，提供研究小说史的主要线索。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吸收前人和当代的研究成果，参考了许多专家和同行的论著。特此说明。
本书涉及相当多的中国古代小说，资料方面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江苏社科院图书馆、南京师大图书馆都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福建师大图书馆又动用了宝贵的外汇，从海外为我们购置了一批图书。对此，我们是感激不尽的。
编写书不容易，出版书则更难。敦煌文艺出版社在目前出书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愿意赔大钱出版我们这部著作，他们支持学术事业、扶植中青年学者的精神也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励。书稿交稿后，责任编辑仔细推敲，精心修改，补缺补漏，对他们的热心帮助，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框架和提纲集体讨论，然后分头执笔。包绍明执笔第一、二两章，陈惠琴执笔第五、七两章和第六章的五至七节，绪论和第三、四、八三章及第六章的一至四节、（第八节）由我执笔，并负责全书的总纂。研究生潘贤强负责资料和书稿的誊写工作。
当我们把这部书稿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感到兴奋而又不安。书毕竟是印出来了，劳动成果能够奉献社会而没有束之高阁，这令人喜悦；但又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我们斗胆写了这样一部相当大部头的书，涉及面又那么宽，诚然是力不从心的。规律性问题没有阐述透彻，不少论述仅及皮毛而不深入，材料上也会有错误和漏洞，诚恳地希望专家和读者指教。
当我们完成了这部书之后，心里又产生了一个奢望。希望能有机会根据专家和读者的意见把本书重新修订并补入本书目前未涉及的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两部分，使之成为一部更完备的中国小说史。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但愿能够成为现实。
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是诗歌和散文，而小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闲书”，因此，古代小说研究直到宋末元初才起步，还处于萌芽状态。小说史学成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逐步创立和发展的。古代小说研究成绩斐然，蔚为大规，并形成世界性的影响，是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20世纪中国小说史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00—1949）。这是传统的学术范式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变，中国小说史学建立的时期。
传统的小说研究是以为小说作序跋和小说评点为基本方法的。这种方法主要包括对作品的社会批评、道德评判与艺术欣赏。它是直观式、领悟式、随感性的，基本上局限于对特定作品的批评鉴赏，还没有小说史研究的观念和格局。
从传统的学术范式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变，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王国维。梁启超等人为推动政治改良运动，借鉴西方的经验，十分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把小说作为推行维新的工具。1897年几道丨别士（即严复、夏曾佑）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指出小说具有经、史无法比拟的“易传行远”的特点，中国要“使民开化”，就要重视小说。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小说提高到空前重要的地位。粱启超的小说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强调小说的政治功能，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梁启超的观点影响很大，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但其政治解读模式也有负面影响，小说研究忽视了审美导向，影响了它的学术品格。
与梁启超政治解读方式不同的是王国维。他用西方哲学观点来评论中国小说。1904年他发表了《红楼梦评论》，以哲学和美学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认为《红楼梦》揭示了人生悲剧，是“文学的”，因而具有美学的、伦理学的价值。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是小说史学研究转向现代学术范式的标志。
与此同时，开始了小说史的研究。约在1905年黄人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义，小说在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1907年王钟麒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开始了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五四”运动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民主与科学精神推动下，在文学方面形成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促进了小说史的研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和鲁迅。胡适用历史考证的方法，以本事考辨与版本校勘为基础，贯穿着历史进化的观念和母题研究的思路，对作家的家世、生平和生活遭遇进行考证；从故事的演进以及母题变化来理解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取得丰硕的成果。1920年的《水浒传考证》，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直至1925年的《三侠五义序》，为中国小说史研究作出重要的贡献。鲁迅1920年底开始到北大讲小说史，注重小说资料的收集整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为小说史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3年底和1924年中，《中国小说史略》分上下册出版。首创了小说史的理论框架和编撰体例，勾勒出中国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建立起比较科学的体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时期小说史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小说史的编撰掀起热潮。除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外，先后出版的还有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巧），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郭希汾的《中国小说史略》，阿英的《晚清小说史》093句，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0939）等。
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开创了小说断代史的写作，对近代小说作了梳理，成为研究晚清小说的奠基之作。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资料比较丰富，较为学术界所重视。其他小说史都没突破鲁迅小说史的体例，有的只是鲁迅小说史的简单模仿和改编。
1.古代小说文献研究取得较大成绩。孙楷第1932年出版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1933年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小说版本目录学方面的重要成果，是以后治小说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郑振铎除收集、考证古代小说方面的成就外，对几部长篇章回小说的演化作了细致的考察和梳理，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赵景深、阿英、谭正璧、王古鲁、孔另境、叶德均、王利器、刘开荣、冯沅君、戴望舒等为小说文献研究作出重要贡献。有的省吃俭用，费尽周折，千辛万苦地把散佚在国外的古代小说影印回来；有的对古代小说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考证，为小说史的研究作了扎实的基础性的工作。
3对几部小说名著和小说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作了较为深人的探讨。如俞平伯、茅盾、萨孟武、李辰冬、王昆苍等对《水浒传》、《红楼梦》、古代神话等方面的研究。
这个时期，由于西方哲学思想、文学理论的影响，在二三十年代，以进化论的观点为基础进行小说史研究；四十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深入，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逐步盛行，研究方法的改变，科学性、系统性、实证性得到加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建立起来了。但是，进化论的观点不能完全正确地阐释小说史的发展，在强调一条进化主线时，容易忽略主线之外的其他小说的演变，容易忽视其他因素对小说发展的影响，忽视文本、文体和作家的独创性。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震荡之中，学者处境艰难，难以潜心研究，重大课题也无力进行，小说史研究处于比较零碎、分散的状态，研究还不深入。
第二个时期（1949一1978）。这个时期以反映论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批评成为小说史学研究的主流，名著研究逐步深入，文献整理更为系统，而小说史著作比较稀少。
在本时期近三十年的时间跨度内，50年代前期和60年代前期成果较为丰硕；50年代后期和1963年以后，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古代小说研究比较冷落；而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则陷于停顿状态。
全国解放后，古代文学研究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础，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研究古代小说，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着力研究不同时代的经济、政治对小说创作的决定性影响，注重对古代小说作家的阶级属性及其世界观进行分析，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来评价古代小说，强调挖掘古代小说的现实意义。
这个时期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进行研究，从一个侧面大大深化了对古代小说思想内容的研究；运用典型理论，分析了古代小说人物形象的文化意蕴和审美特征；努力探讨古代小说的民族形式；运用古代小说理论中“白描”、“传神”、“虚实”、“春秋笔法”等概念对作品进行分析，取得较好的成绩。何其芳、吴组缃、董每戡、聂绀弩、范宁、刘修业、吴小如、何满子、徐士年、许政扬、吴世昌、吴恩裕、李希凡、蒋和森、程毅中、郭豫适、袁世硕、刘世德、戴不凡等一大批学者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对古代小说名著和小说史上的若干问题进行较深人的探讨，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
这个时期古代小说的文献资料工作继续取得新的进展。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在评注搜集方面开创了良好的先例。王利器辑录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一书，在古代小说资料搜集方面开辟了新的领域。一粟的《红楼梦卷》、魏绍昌的《老残游记资料》等开辟了出版专书研究资料的新路。小说研究资料搜集整理更集中、更完备。张友鹤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将大量的评注、版本资料集中在一起，创造了古代小说资料辑录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