耸立的阿育王石柱、千年的菩提树，以及一群默默念诵着经文的善男信女们，共同构成了蓝毗尼的回忆。
这里是一个人出生的地方，也是我在尼泊尔的最后一站。上午从蓝毗尼出发到达口岸，我在当天就进入了印度，并在晚上到达了这个人的死亡之地——拘尸那罗。一天之内经历了他的生与死，或许是我在印度的第一个惊喜。
到达蓝毗尼时恰好是清晨，坐了一夜班车的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从车上下来。我没有预料到，这只是我颠簸行程的开始，在未来的两个月里，我有五分之二的夜晚是在汽车、火车、汽车站和火车站度过的，只是为了赶路，体验在路上的感觉。
当一位法国旅客问我为什么要这么赶时，我回答，“我喜欢keep moving的感觉，除了睡觉之外，其余的时间我渴望一刻不停地moving”。那位法国人与我同行了两天，我们分享最便宜的小旅馆，一同吃饭和游览。在临别时，他告诉我：“非常高兴和你一起move。”
蓝毗尼的天空弥散着晨雾，在几十年前，这里还近乎荒芜，处处是沼泽和杂草，使得每天早上都有着不易散去的湿气。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这里也许会和尼泊尔其他低纬度地区一样，只不过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地而已。这个人也是印度第一位从神话中走出来的历史人物，他的名字叫悉达多·乔达摩（Siddhattha Gotama）。
不管罗摩还是持国王、般度族持国王和般度族出自《摩诃婆罗多》。，都像荷马史诗一样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他们虽然有名有姓，却更像是神话的一部 分，使得我们只能把他们当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来对待。
而之所以人们把悉达多当做第一个历史人物，是因为我们几乎知道他的一切：从他的身世，到他的父母，再到他的经历和理论。唯一不能完全确定的是他的生卒时间。我们的兴趣也不仅仅在他本人身上，还在于他将印度介绍给了世界。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他仍然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印度人。如果缺少了他，那么不仅印度的历史要重写，就连中国、日本，东南亚甚至整个世界的历史都要改写。除了“悉达多”之外，人们更愿意称他为佛陀，或者释迦牟尼。
关于他的出生时间有两个版本，有人认为是公元前624年到公元前544年，还有人认为是公元前564年到公元前484年。佛教经典为我们记录了他所有的活动，可是前人却并不喜欢记录准确的年份，使得我们不得不留下了遗憾。
佛陀出生的时候，恰好是印度的十六国时代。如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印度北部 当时也有十六个大国和无数个小国，它们或战或和，争夺着北印度的领导权。
不过印度的历史与中国的又不相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都是从统一的国家中分裂出来的，而印度则更像是处于第一次统一的过程中。十六国最后统一为孔雀帝国，也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帝国。
悉达多的父亲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净饭王，迦毗罗卫不是十六国之一，只是印度北部 的一个依附于大国拘萨罗的小国，位于如今的印度和尼泊尔边境附近，首都在印度境内。
这是一个由释迦族建立的小国，释迦族是雅利安人种，属于刹帝利种姓，其族人能征善战，对于周边的大国也颇具震慑力，这也是一个小国生存的根本手段。
悉达多母亲摩耶夫人为净饭王怀上了孩子，于是返回娘家待产，北上路过蓝毗尼园时在一棵树下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叫悉达多。
摩耶夫人显然不知道，她此次探亲实际上已经跨越了2000多年后的两个国家，她的丈夫在印度境内进行统治，而她生产的地点距离边境的位置只有不到10公里，却处于尼泊尔境内。未来佛教的朝圣者们不得不走过两个国家，才能遍访佛教的四大圣地。除了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之外，其余的三个都在印度境内。
在悉达多出生之处，有一棵巨大的菩提树，这棵树据说是后人补种的，却并没有影响到它的神圣性，每天在树下打坐修行或者朝拜的人们络绎不绝，构成了蓝毗尼重要的风景。
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出发的大巴车清晨把我放在了蓝毗尼车站。一位当地人告诉我去往菩提树的道路，随着他的指引，我走进了一个大院，顺着一条笔直的道路前行。很快，我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内地去的喇嘛，还有一位日本女孩，跟随着他们一起走，偶然到达了一处藏传佛教的寺庙。
事后，我才知道，我所走的并非正门，而是整个园子的东门。在这里只有一座寺庙，就是这座藏佛寺。寺内菩提树参天，树上挂满了各色的经幡，善男信女们在殿内顶礼膜拜，让我仿佛回到了西藏。
从藏佛寺继续向前，我们到达了一个方形的围墙，围墙中间就是佛陀出生的大树、阿育王的石碑，以及后世所建的摩耶夫人祠了。进入围墙的大门前，我们必须把鞋脱掉，每个人都怀着虔敬却又好奇的心走了进去。
除了一条裂痕之外，阿育王石柱保存较为完整，不过柱头已经失踪了，只剩下带着完整文字内容的柱体，其上记载着阿育王的到访及减轻蓝毗尼村租税的故事。在石柱前，一群身着黄色衣服的人在打坐并念诵着经文，剩下的人们在拍照。
石柱的旁边是后来修建的摩耶夫人祠，祠堂内保存着远古的寺庙遗迹，供后人瞻仰。在祠堂外也有着大量的砖结构遗址，有佛塔，也有建筑物的墙壁和基址。
在祠堂的后部 ，有一片水池，水池的对面就是那棵神圣的菩提树。几位印度的僧侣坐在树下念诵着经文，等待着游客的施舍。游客以当地尼泊尔人居多，此外还有不少东亚、东南亚来的人，藏族人随处可见，不少操普通话的游客也混迹其中，印度人反而不多，说明佛教在印度已经趋于衰微。
从院子出来向北，就进入了蓝毗尼园的大路，这条路通向园区的正门。整个蓝毗尼园的格局是方圆相间，比如菩提树所在的小园是方形的，这个小园又处于一个更大的正圆形中间，圆形部 分用围墙和水塘与外界隔开，在圆形之外，又是一个很大的长方形。
那座藏传寺庙在圆形之内，也是圆形之内除摩耶夫人祠之外唯一的寺庙。来自世界各地其他国家的佛教徒所建立的许多寺庙则位于最大的长方形之中。这些寺庙都分布在院子北部 的主路两侧。主路大约有两三公里长，路中间是一条人工渠，渠上架设着一座座桥梁。路的两侧则是覆盖了树林的土地，各地的寺庙就建在树林之中。由于灌木丛生，有的寺庙只有走近了才能看到。
中国寺在主路的东侧，与韩国寺对门。这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在我到达的时候，寺庙右侧正在修建一座新的建筑，工地上飘着五星红旗，电锯发出巨大的嘈杂声。在我看来，中国寺是所有寺庙中最丑陋的建筑，其他的建筑更倾向于灵性，而中国寺如同国内的建筑一般，强调的却是秩序，显得庞大、中规中矩，却看不出一丝轻盈的痕迹。佛陀一生所反对的，就是那无所不在、令人讶异的秩序感，但最终，人们却仍免不了将他变成某种秩序的化身。
实际上，中国的佛教徒往往以入世为己任，强调大乘，对于维护秩序的功夫超乎修行之上，任何一座寺庙都追求如紫禁城一样辉煌，达到的效果却是呆板和无趣。
年轻的王子在皇宫中长大，对于外面的世界既不关心也不了解，他沉迷于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情爱的纵容之中，他有三位妻子，并有自己的孩子名叫罗睺罗。
然而，也正是当罗睺罗诞生的那一年，悉达多年满29岁，他的一次出行彻底改变了命运。那次，他在路上看到了人的死亡、病困和衰老，开始意识到皇宫内的一切虽然值得留恋，却显得那么虚幻，掩盖了真相。他开始考虑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既然人们都要死，为什么还要活过来？
当人生的意义问题困扰着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在意曾经拥有的一切。妻子、孩子、王国都是如影旋灭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呢？
在一个夜晚，迦毗罗卫的王子骑马离开了都城，去寻找他的答案。
但我却怀疑，年轻的王子之所以出走，不仅仅是因为对个人命运的困惑。我认为他的出走或许还有社会的原因，对此，我们不妨看一看当时的社会背景。
佛教经典很少告诉我们当时世界的混乱。但是，这的确是印度历史上少有的混乱时期。十六国时期的印度如同是战国时期的中国，绝不是一个风花雪月之地，而是一个战事频发、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会因为战争、贫穷、饥饿而死亡，死亡是如此频繁，以至于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个活着的理由。既然人生如此偶然，死亡总是不期而至，那么为什么人非要出生和生长呢？如果一个人的死亡意味着生时付出的一切都是无用的，那么人生为什么要努力呢？而任何的宗教和世界观都无非是想给人生赋予一个意义罢了。
在面对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时候，唯物主义并不一定能够产生好的效果，反而容易导致享乐主义。如果一个人相信死后一无所有，没有知觉，更没有来世，那么他本能的反应会是趁活着赶快多享乐，日日宴饮，夜夜笙歌。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就是这样一个最现实的学派。“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或许这些中国的古诗词很好地表达了伊壁鸠鲁的观点。
王子悉达多离开后，遍访人间的各种学说团体，希望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他也曾经学过类似于唯物主义的学说，认为一切都归于灭，没有永生，只有永恒的寂静和虚空。当然这些学说并没有像伊壁鸠鲁学派那样唯物到底，认为人生是彻底的无意义，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要和大自然这种永恒的虚空合拍，以前是人死了之后才能达到永恒的虚空，而现在，他们要求人在死之前也要达到永恒的虚空，并把这当做修炼的一部 分。如果极端一些说，就是人每天都在等死，并要努力达到死亡的心态。
悉达多经过学习，摒弃了这种学说。他不相信死后的虚空，而相信死后具有灵魂。
比起唯物主义，那些相信灵魂不朽、精神不灭的唯心主义观点能给人提供更多的安慰，也更加能约束人们的行为。由于相信灵魂的存在，为了灵魂的未来，人们在本世不敢胡作非为，从而对于形成社会伦理和公平公正更加有利。
这一点，在原始婆罗门教和印度教那儿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当低种姓的人们相信灵魂转世的时候，为了下辈子灵魂能够转入高种姓，他们宁愿这辈子吃苦，更谈不上杀人、干坏事了。
但是，原始婆罗门教是否能够提供公平公正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原始婆罗门教过于强调安于现状，以及对于贫困者的无视，而这恰好是悉达多想要解决的问题。
在唯物主义中找不到答案，现有的宗教也不能提供慰藉，悉达多急需建立一套自己的学术体系，来解释现实的生活，并为人们提供生活的理由。这个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它相信灵魂的存在，同时还要兼顾此生的公平正义。
那么，他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体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