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勰的儿子子攸（孝庄帝），被尔朱荣立为帝，改元永安。后为尔朱兆所杀，年二十四。他的《临终诗》：“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云云，是殊为凄恻动人的。
还有无名氏的一篇《杨白花》，相传为魏胡太后思杨华之作。华投梁后，太后追思他不能已，作此歌，使宫人连臂踏足歌之，声甚凄婉：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
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街杨花入窠里。
这歌，和《子夜》、《读曲》的调子是显然有异的。虽因了南北之隔，华夷之别，而北人之作与南国不同者，仅此寥寥数曲而已。
当梁元帝时（552—554），庾信、王褒相继为北人所羁，所掳，遂留于北方不归。在北地，他们二人发生过不少的影响。庚信初尝聘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还为东宫学士。侯景之乱，信奔江陵。元帝时，奉使于周。遂被羁留长安，不得归。屡膺显秩，拜洛州刺史。陈、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周人惟放回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留而不遣。遂终于北方（《庾信集》，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汪士贤刊本，《四部丛书》本）。
王褒之入北方，事在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较庾信为略后。是年，周师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军败，从元帝出降。同时北去者还有王克、刘瑴、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他们到长安时，周太祖喜道：“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后为宣州刺史（《王褒集》，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这二人所作，原是齐、梁的正体，然到了北地之后，作风却俱大变了。由浮艳变到沉郁，由虚夸变到深刻，由泛泛的骈语，变到言必有物的美文。因此，庾、王在公元554年后之作，遂在齐、梁体中，达到了一个未之前有的最高的成就。像那样又深挚又美艳的作风，是六朝所绝罕见的。我们看子山的《拟咏怀》：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
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
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
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
惟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
怀抱独惛惛，平生何所论。
由来千种意，并是桃花源。
彀皮两书帙，壶卢一酒樽。
自知费天下，也复何足言！
以及“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倡家遭强娉，质子值仍留”，“不特贫谢富，安知死羡生”，“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其面虽可热，其心长自寒”（以上并《拟咏怀》中句），“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怨歌行》），“值热花无气，逢风水不平”（《慨然成咏》）等，并是很露骨的悲怨所积的愤辞！处在这样的一个逆境之下，当然所作会和酒酣耳热，流连光景的时候的愉辞大为不同的。他的《哀江南赋》，尤为一代绝作。家国之思，身世之感，胥奔凑于腕下，故遂滔滔不能自已。和仅仅吊古或咏怀之作，其胸襟之大小是颇为不相牟的。《序》云：“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皋桥羁旅。燕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日暮途穷，人间何世！”被羁而见亡国之痛，充耳唯闻异国之音，能不“凄怆伤心”吗？环境迫得子山不得不觍颜事敌。这使他竟有“安知死羡生”之叹。然这种悲愤的歌声，却使他的后半生的所作，较之一般齐、梁之什，都更为伟大了！生丁百凶，仅得造成一大诗人，亦可哀矣！
王褒入周后所作，与子山有同调。这缘环境相同，心声遂亦无歧。像褒的《渡河北》（《苑诗类选》作范云诗，非）。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
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
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
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以及“寂寞灰心尽，摧残生意余”（《和殷廷尉岁暮》），“犹持汉使节，尚服楚臣冠；飞蓬去不已，客思渐无端”（《赠周处士》）等，还不是和子山“其心长自寒”之语相类吗？当汝南周弘正自陈聘周时，周帝许褒等通亲知音问。褒赠弘正弟弘让诗，并致书道：“嗣宗穷途，杨朱歧路。征蓬长逝，流水不归。舒惨殊方，炎凉异节。……还念生涯，繁忧总集。视阴愒日，犹赵孟之徂年；负枚行吟，同刘琨之积惨。河阳北临，空思巩县，霸陵南望，还见长安。所冀书生之魂，来依旧壤，射声之鬼，无恨他乡。白云在天，长离别矣！”像这样的情调，是六朝的不幸的人士们所常执持着的。为什么在六朝会造作出许多李陵、苏武的故事，以及把许多古诗都归在苏、李名下，还要伪作什么《李陵答苏武书》之类，大约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吧！那些心抱难言之痛的士大夫们，以今比古，便不得不有“李陵从此去”（庾信诗）的寄托的文章。被陷在同样环境之下的士大夫们，从五胡之乱以后起，盖不仅庚信、王褒等区区可指数的若干人而已！
为北朝文学之光荣者，在散文一方面，还有两部不朽的名著，即《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者是。
《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有明如隐堂刊本，《大藏经》本，武进董氏新刊本。《学津讨源》诸丛书中也有之）为后魏杨衒之作。衒之，一姓羊，北平人。魏末为抚军府司马，历秘书监，出为期城太守。齐天保中（550—559）卒于官。这是一部伟大的史书。虽说是记载洛阳城中的庙宇，而魏代的兴亡，于此亦可见之。其中，包含着无数的悲剧，无数的可泣可歌的资料。少数民族的人物在此古老的都城里所干的残杀、祈祷等的玩意儿，无不被捉入这书中；而又用了轻纤可喜的文字来描写，来叙状，益使这书成了一部文学的史籍。这书共五卷。在第五卷里，所节录的宋云西行求法的记载，乃是佛教史中重要的史料之一，且又和西陲及印度的历史有大关系。衒之著作此书，大约在武定之末（547—549），他自序道：
武定五年，岁在丁卯（547年），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然其涉笔所及，又不独在记述庙观而已。
《冰经注》（《水经注》，有明朱谋玮刊本，戴震校注本，杨希闵校注本。最近在《永乐大典》“水”字残本数册中，发见《水经注》全部，半在涵芬楼，半在北平李玄伯处，已为合浦之珠，将谋印行，不幸涵芬被焚，此事遂不得实现。《大典》本足补正明清人刊本之阙误不少）为后魏郦道元作。道元（郦道元见《魏书》卷八十九），字善长，范阳人，官御史中尉。所注《水经》，凡四十卷，繁征博引，逸趣横生，一洗汉、魏人注书的积习。其实他这书已是超出“注”的范围以外。凡于一水经流之地，必考其故实，述其逸闻。古代之神话与传说，往往赖以保存。正如希腊朴桑尼（Pausanias）氏之《希腊游记》（Description of Greece），其所保存的各地的传说，竟成为今代研究民俗学、神话学之宝库。然郦氏之作，更有较朴桑尼氏之作为尤伟大处。《希腊游记》只是干燥的旅行记载，而郦氏的《水经注》则为肌体丰腴的绝妙之文学作品。凡所状写，无不精妙。而于写景描声，尤为擅长。在一切文学史中，以注“古书”而其注的自身成为绝好之不朽名著者，此书而外，似无第二部。像他注《水经》的“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一句云：
黑山在县北白鹿山东，清水所出也。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南流，东南屈。瀑布乘岩，悬河注壑，二十余丈，雷赴之声，震动山谷。左右石壁层深，兽迹不交，隍中散水雾合，视不见底。南峰北岭，多结禅栖之士，东岩西谷，又是刹灵之图。竹柏之怀，与神心妙远，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为胜处也。其水历涧飞流，清冷洞观，谓之清水矣。……
即柳宗元最佳之记游小品，即不过是。注中似此之处，更是应接不暇，且又绝少雷同之文。作者之笔力诚可称是：舒卷自如，重过千钧。
参考书目
一、《北史》 唐李延寿撰，有《二十四史》本。
二、《魏书》 北齐魏收撰，有《二十四史》本。
三、《北齐书》 唐李百药撰，有《二十四史》本。
四、《周书》 唐令狐德棻撰，有《二十四史》本。
五、《古诗纪》 明冯惟讷编，有明刊本。
六、《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丁福保编，有医学书局铅印本。
七、《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明张溥编，有明刊本，有清长沙复刊本。
八、《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清严可均辑，有黄冈王氏刊本，有医学书局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