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写当时一般社会的苦难的情形，可于《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作中见之。《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所叙的都是征兵征役的扰苦。“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闻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集丁应征的情形。但农民们是往往躲藏了以避征发的，于是如“石壕吏”者便不得不于夜中捉人。“老翁逾墙走”了，力衰的老妪只好“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在这些被征发的丁男里，有的是新婚即别的，于“沉痛迫中肠”里，新妇还不得不安慰她的夫婿道：“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连老翁也不得不去。“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于是他遂“投杖出门去……长揖别上官”，也顾不得“老妻卧路啼”了。
他在天宝十年所作的《兵车行》，也是写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的。“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是沉痛之至的诅咒但较之《新安吏》等篇，似尤未臻其深刻。人类的互相残杀，是否是逼不得已的呢？驱和平的农民们、市人们，教他们执刀去杀人，是否发狂的举动？1914年的欧洲大战，产生了不少的非战文学出来。安史之乱，也产生了杜甫的这些伟大的诗篇。不过甫只是替被征发的平民们说话，对于战争的本身，他还没有勇气去直截地加以攻击，加以诅咒。他的《潼关吏》是叙述士卒筑潼关城的情形的；颇寓劝诚意：“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这样的风格，后来便为白居易的“新乐府”所常常袭用。《无家别》是叙述乱后人民归家时的情形的，“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这场大乱，真的把整个社会的基础都震撼得倒塌了。
第三期是从他于乾元二年的冬天到成都起，直到他死为止（759—770）。中间虽也曾由蜀播迁出来，但生活究竟要比第二期安定、舒服。所以他这十一年中的诗，往往都是很恬静的，工致的，苍劲的，与中年时代的血脉喷张，痛苦呼号者不同。虽也有痛定思痛之作，但不甚多。为了生活的比较安定，所以这时代的诗写得最多，几要占全集的十分之七八以上。在这时，他似又恢复了从容游宴之乐。他的浣花里的居宅似颇适意。可望见江流，又种竹植树，以增其趣。他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秋兴》八首，为这时期的代表作，兹录其一：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他仍未忘怀于国家的大事。
他是一位真实的伟大的诗人。不惟心胸的阔大，想象的深邃异乎常人，即在诗的艺术一方面，也是最为精工周密，无瑕可击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是持着那么慎重的态度来写作的，而他的写作，又是那样的专心一意，“语不惊人死不休”，故所作都是经由千锤百炼而出，而且是屡经改削的。（他自己有“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他还常和友人们讨论。（《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然而他还未必自满。我们于“晚节渐于诗律细”一语，也可见其细针密缝的态度来吧。他最长于写律诗，他的七言律，王世贞至以为“圣”。他的五言律及七言歌行以至排律，几无不精妙。在短诗一方面，虽论者忽视之，但也有很隽妙的篇什，像《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数尺，
风灯照夜欲三更。
沙头宿鹭联拳静，
船尾跳鱼泼刺鸣。
置之王、孟集中还不是最好的东西吗？所以后人于杜，差不多成了宗仰的中心，当他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离他不到五十年的元稹，已极口地恭维着他：“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韩愈也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凡大诗人没有一个不是具有赤子之心的，于杜甫尤信。他最笃于兄弟之情，而于友朋之际，尤为纯厚。他和李白是最好的朋友，集中寄白及梦白的诗不止二三见而已。李邕识他于未成名之时，故他感之最深，严武助他于避难之顷，故他哭之尤恸。（他有《八哀诗》历叙生平已逝的友人。）
也为了他是满具着赤子之心的，故时时做着很有风趣的事，说着很有风趣的话。相传有一天，他对郑虔自夸其诗。虔猥道：“汝诗可已疾。”会虔妻痁作，语虔道：“读吾‘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立瘥矣，如不瘥，读句某；未间，更读句某。如又不瘥，虽和、扁不能为也。”他又有《戏简郑广文》一篇：
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
醉即骑马归，颇遭官长骂。
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
赖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
也是和郑虔开玩笑的。郑虔（郑虔见《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是当时一位名士，有“郑虔三绝”之称，必定也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物。惜他的诗，仅传一首，未能使我们看出其作风来。
杜甫死于大历五年（770年）。他的影响要到了元和、长庆之间才大起来。大历、贞元间的诗人们，对于他似都无甚关系。他乱后僻居西川，死于耒阳。虽是时时得到京城里的消息，知道“同学少年皆不贱”，却始终不曾动过东游之念。
现在，为了方便计，姑将十几位大历的诗人们述于本章之后。
五七言诗的发展是很奇怪的，经了千百年的发展，只有一步步的向前推进，却从不曾有过衰落的时期。变体是一天天的多了；诗律是一天天的细了；风格是一天天的更变幻了，诗绪是一天天的更深邃了。到了开元、天宝之时，体式与诗律是进展到无可再进展了，却又变了一个方向。作家们都在不同的风格底下，各自有长足的进展。王、孟、李、岑、高，风格各自不同，杜甫更与他们相异，其他无数的开、天诗人们也都各自有其作风。照老规矩是，一种文体，极盛之后，便难为继。但五七言诗体却出于这个常例之外。经过了开、天的黄金时代，她依然是在发展，在更深邃、更广漠地扩充她的风格的领土。继于其后的是大历时代。大历时代的诗人们很不在少数，其盛况未亚于开、天。其中，最著者为韦应物、刘长卿、顾况、释皎然、李嘉祐诸人，更有所谓大历十才子者，也在这个时代的诗坛上活动着。
韦应物，京兆长安人，少以三卫郎事明皇。晚更折节读书。建中三年，拜比部员外郎，出为滁州刺史。久之，改左司郎中，又出为苏州刺史。应物性高洁，所在焚香扫地而坐，唯顾况、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之俦，得厕宾客，与之酬唱（《韦苏州集》十卷，有汲古阁刊本，席氏刊本，项翻刻宋本，《四部丛刊》本）。评者谓：“其诗闲澹简远，人比之陶潜，称陶韦云。”白乐天谓：“韦苏州五言，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苏东坡也说：“乐天长短三千首，却逊韦郎五字诗。”（白苏二人语，均见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引）应物风格虽闲远，但与其说他近渊明，不如说他较近于孟浩然。真实的渊明的继人，应是王维而非应物。他和浩然相同，往往喜用自然景物来牵合拢来烘托自己的情绪。像“流水赴大壑，孤云还暮山，无情尚有归，子行何独难”（《拟古诗》），“携酒花林下，前有千载坟……聊舒远世踪，坐望还山云”（《与友生野饮效陶体》），“天边宿鸟生归思，关外晴山满夕岚。立马欲从何处别？都门杨柳正毵毵”（《送章八元秀才》）等都是。但像《上皇三台》：
不寐倦长更，披衣出户行。
月寒秋竹冷，风切夜窗声。
之类，却别有一种幽峭之趣。
刘长卿（《刘随州集》十卷，有明活字版本，席氏刊本，《四部丛刊》本），字文房，官至随州刺史。皇甫湜尝道：“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宋玉为老兵矣。”其为人所重如此。每题诗不言其姓，但言长卿而已。因人谓：“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乃道：“李嘉祐、郎士元焉得与予齐称耶！”长卿诗，意境幽隽者甚多。像“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荒村带返照，落叶乱纷纷。……野桥经雨断，涧水向田分”（《喜皇甫侍御相访》），“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别严士元》），“春草雨中行径没，暮山江上卷帘愁”（《汉阳献李相公》）等，何减于渊明、右丞。唯往往贪多务得，未免时多雷同的想象，用此为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