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时代——安史大乱与诗人的觉醒——杜甫的生平——他的诗的三个时代——“李邕愿识面”的时代——安史乱中的所作——诗人的苦难与时代的苦难——真实的伟大的精神——晚年的恬静的生活——具着赤子之心的诗人——大历诗人们——韦应物与刘长卿——诙谐诗人顾况——李嘉祐、皎然等——大历十才子——戎昱、戴叔伦及二包等
杜甫既归不到上面开元、天宝的时代，也归不到下面的大历十子的时代里去。杜甫是在天宝的末叶，到大历的初期，最显出他的好身手来的，这时代有十六年（755—770）。我们可以名此时代为杜甫时代。这时代的大枢纽，便是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的安禄山的变乱。这个大变乱，把杜甫锤炼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这个大变乱也把一切开元、天宝的气象都改换了一个样子。
开、天有四十年的升平，所谓“兵气销为日月光”者差可拟之。然升平既久，人不知兵。霹雳一声，忽然有一个大变乱无端而起。安禄山举兵于渔阳，统蕃、汉兵马四十余万，浩浩荡荡，杀奔长安而来。破潼关，陷东京，如入无人之境。第二年的正月，他便称帝。六月，明皇便仓皇奔蜀。等到勤王的兵集合时，主客之势，差不多是倒换了过来。又一年，安禄山被杀，然兵事还不曾全定。自此天下元气大伤，整个政治的局面，完全改了另一种式样。中央政府渐渐失去了控御的能力，骄兵悍将，人人得以割据一方，自我为政。所谓藩镇之祸，便自此始。杜甫便在这个兵连祸结，天下鼎沸的时代，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观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诗篇里去。这使他的诗，被称为伟大的“诗史”。差不多整个痛苦的时代，都表现在他的诗里了。
这两个时代，太不相同了。前者是“晓日荔枝红”，“霓裳羽衣舞”，沉酣于音乐、舞蹈、醇酒、妇人之中，流连于山光水色之际，园苑花林之内，不仅万人之上的皇帝如此，即个个平民们也无不如此。金龟换酒，旗亭画壁，诗人们更是无思无虑的称心称意的在婉转地歌唱着。虽有愁叹，那却是轻喟，那却是没名的感慨，并不是什么深忧剧痛。虽有悲歌，那却是出之于无聊的人生的苦闷里的，却是叹息于个人功名利达的不遂意的。但在后者的一个时代里，却完全不对了！渔阳鼙鼓，惊醒了四十年来的繁华梦。开、天的黄金时代的诗人们个个都饱受了刺激。
他们不得不把迷糊的醉眼，回顾到人世间来。他们不得不放弃了个人的富贵利达的观念，而去挂念到另一个痛苦的广大的社会。他们不得不把无聊的歌唱停止了下来，而执笔去写另一种更远为伟大的诗篇。他们不得不把吟风弄月，游山玩水的清兴遏止住了，而去西奔东跑，以求自己的安全与衣食。于是全般的诗坛的作风，也都变更了过来。由天际的空想，变到人间的写实。由只有个人的观念，变到知道顾及社会的苦难。由写山水的清音，变到人民的流离痛苦的描状。这岂止是一个小小的改革而已。杜甫便是全般代表了这个伟大的改革运动的。他是这个运动的先锋，也是这个运动的主将。
杜甫（712—770）（杜甫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新唐书》卷二百一《文艺上·杜审言传》，字子美，京兆人。是唐初狂诗人审言的孙子。家贫，少不自振，客于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才，尝先往访问他。举进士不第，困长安，天宝三年，献《三大礼赋》于明皇。帝奇之，使待诏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高自称道。他这时似极想做“鸣朝廷之盛”的一位宫廷诗人（《集千家注杜诗》二十卷，元高楚芳编，明许自昌刊本，清刊本；《杜诗评注》二十五卷，清仇兆鳌注，康熙刊本，通行本；《杜诗镜铨》二十卷，杨伦注，通行本，铅印本；《四部丛刊》影印宋本）。但禄山之乱跟着起来了。他的太平诗人的梦被惊醒了。跟了大批朝臣，避难于三川。肃宗立，自鄜洲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
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尝因救护房琯之故，几至得罪。时天下大乱，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花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拾橡栗自给，流落剑南，营草堂成都西郭浣花溪。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西川，因往依之。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厚。相传甫对武颇无礼。一日，醉登武床，瞪视道：“严挺之乃有此儿！”武心衔之，欲杀之。赖其母力救得免。但此说不大可靠。严、杜交谊殊厚，甫集中赠武诗至三十余篇之多。皆有知己之感。而武死，甫为诗哭之尤恸，当决不至有此事的。武死后，甫往来梓、夔间。大历中，出瞿塘，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暴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为设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
他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时代，他的诗也因之而有三个不同的作风。第一期是安禄山乱前（755年前）。这时，他正是壮年，颇有功名之思，很想做一个“致君尧舜上”的重臣，不独要成一个不朽的诗人而已。他又往往熏染了时人的夸诞之习，为诗好高自称道，像“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这不能怪他。凡唐人差不多莫不如此。在这时，他的诗，已是充分地显露出他的天才。但像《乐游园歌》：“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像《官定后戏赠》：“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其情调与当时一般的诗人，若李白、孟浩然等，是无殊的。
到了第二期，即从安、史乱后到他入受蜀以前（755—759），他的作风却大变了。在这短短的五年间，他身历百苦，流离迁徙，刻不宁息，极人生的不幸，而一般社会所受到的苦难，更较他为尤甚。他的情绪因此整个的转变了。他便收拾起个人利禄的打算，换上了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他离开了李白、孟浩然他们的同伴，而独肩起苦难时代的写实的大责任来。虽只短短的五年，而他是另一个人了，他的诗是另一种诗了。在他之前，那么伟大的悲天悯人之作从不曾出世过。在他之后，才会有白居易他们产生出来。他的影响是极大的！在这五年里，他留下了一百四十几首诗，差不多一半是歌咏这次大变乱的。我们不曾看见过别一个变乱的时代曾在哪一位那么伟大的诗人的篇什里留下更深刻、更伟大的痕迹过！
他在这时代所写的歌咏乱离的诗，仍以写自身所感受的为最多。好容易乱中脱贼而赴凤翔，《喜达行在所》：“眼穿当落日，死心著寒灰。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然而家信还渺然呢！他的忆家之作，是写以血泪的。后来，回家了。他回到家中时的情形，是很可痛的。《北征》：“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风，颠倒在裋褐。”后来和家人同在迁徙流离着了，然而又苦饥寒。《百忧集行》：“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
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总写他的穷困的生活和家庭的生死流离的。他自己是：“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主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是手把着的白木柄的长镵，掘黄精以为食。然雪盛，黄精无苗，只得空手与长镵同归，“男呻女吟四壁静”。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有妹在钟离，婿殁遗诸孤，已是十年不相见了。在这样的境地里，恰好又是“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玄狐跳梁黄狐立”，能不兴“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之叹吗？
但他究竟是一位心胸广大的热情的诗人，不仅对于自己的骨肉，牵肠挂腹地忆念着，且也还推己以及人，对于一般苦难的人民，无告的弱者，表现出充分的同情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足以见出这个伟大的精神：“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蹋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因了自己的苦难，忽然地发出一个豪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天下寒士们如果都有所庇了，自己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甚等的精神呢！释迦、仲尼、耶稣还不是从这等伟大的精神出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