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正是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高调宣布实现小麦亩产3 520斤，《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标题进行报道——这是媒体上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由此拉开了一场充满了虚假和灾难性后果的粮食高产竞赛。“大跃进”的狂热直接导致了其后三年的大饥荒。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河南又以出了“嵖岈山卫星”的信阳地区最耀眼。3年中，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200万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100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书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息县地处大平原，盛产小麦、水稻，自古富足，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有钱难买息县坡，一半米饭一半馍”的民谣，可是，到60年代后期，这里却已成了一片荒芜贫瘠之地。“大跃进”时期，吴敬琏曾去四川涪陵做过短期考察，尽管已观察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不过却没有切肤之痛。而正是在息县，他亲眼目睹了不当政策结下的惊人苦果，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没有人敢于触及的“秘密”。在口述史中，他说：“到了干校，就先起疑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干校大部分所在的信阳地区，走出去几十里路，没有村庄。这个地方是中州，中华民族就是从这里繁衍出来的，它的文明开化已经几千年了，怎么可能有这么大量的荒地？当地人‘忆苦思甜’，他们哭着说的，都不是解放前的事，都是说那3年（1959~1961年），讲的事情都惨不堪闻，因为真的发生了刘少奇所说的惨剧‘人相食’。一个人饿死了之后，虽然他的亲人都没有力气，但还是想办法把他埋得很深，你埋浅了，就给人刨出来吃了。这种故事才使我们真正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后果，为什么会发生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惨剧呢？”
正是在惨烈的事实面前，以及因此而引发的苦苦追问中，意识形态的硬壳开始残酷地剥落，滴血的新肉一丝一丝地长了出来，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却将让吴敬琏获得灵魂的新生。
哲人说，苦难是生命最大的财富，这句话其实因人而异。没有人会主动去追求和拥抱苦难，但是当它到来的时候，却会涤荡出不同的底色，有人消沉，有人麻木，有人背叛，有人随波逐流，也有人从此警醒和升华。吴敬琏的人生在“五七干校”以及后来的劳改队里彻底转变了，他开始学习独立观察，这位从少年时代就信仰革命的知识分子，没有在革命家们的书本上，而是在贫困和苦难中学会了独立和自由的思考。
让吴敬琏感到幸运的是，就是在干校期间，他“重逢”了顾准。
吴敬琏对顾准这位“熟悉而又陌生”的老“右派”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是在经济所人员出发去干校的前夕。
当时，学部人员在大院里集中待发，顾准问军宣队：“我的妻子汪璧现在哪里？”军宣队支吾以对，最后只好告诉他，汪璧早在1968年就服毒自杀了。顾准一生挚爱其妻，闻言，痴立半晌，然后把头埋在一只饭盒上嘶声嚎哭，如一只丧家的孤犬。同事们站在一旁，凄然相望，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到达息县后，五连分为四个排，原来的政治经济学组和《经济研究》编辑部编成二排，吴敬琏与顾准又被分在同一个排里，他们一起劳动和生活。
一开始，全连住在县城的一间棉花仓库里，顾准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景象：“棉花仓库搭了架子，半数以上的人睡高铺，其余的人睡床板，处中间，行李箱笼放在架子下面。这一个仓库很长，有十间房子，这样安排的结果，室内蔚为奇观。”
安顿下来之后，就开始脱砖坯，建房子。吴敬琏先是被分配当瓦工。他很快就成了高级技工，负责砌山墙，天亮上工，天黑收工。到了1970年8月，一连盖了7栋宿舍和一座粮食仓库以后，吴敬琏的工种变成了电工，他学习《电工守则》，把电线稳稳妥妥地铺到每一个角落。除此之外，他还与同一个排的青年经济学家贺菊煌自学木工。木工的最高手艺不是打造家具，而是自造木工具——锯子和刨子。锯子比较简单，三根木头加上锯条就可以了，刨子则比较难，槽一定要挖得平整，刀缝要有适当的角度，只有这样，刨花才能出得顺利，不会卡在刨刀槽里。吴敬琏使出了他好钻研的劲头，和贺菊煌总结出一套制作刨子的程序，不但质量好，速度也很快，甚至一天就能做出一把来，他的制刨技术竟在息县的干校里有了点儿小名气。就这样，从瓦工、电工干到木工。这个从小就喜欢理工科的人，没有想到在不惑之年竟真的实现了“理想”。
除了体力劳动，其余的时间几乎全部用于吃饭和睡觉。信阳地区属于淮河流域，盛产甲鱼、鳝鱼，但是农民因为太穷而不舍得吃，干校自产粮食，所以伙食也很好。在那时，除了“红宝书”（《毛泽东语录》）和6本经典著作解说小册子，阅读其他书籍都是不允许的。就是《人民日报》也只许“读”，而不能“看”。因此，天一黑就熄灯睡觉了。一向多病的吴敬琏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不过，这种消停的日子没有过得太久，就因为“深挖五·一六”而被打断了。
江青等人抓住“清查五·一六”的大旗做文章，亲自抓典型，发通报，要求“深挖”，一次次把迫害的烈火煽旺。学部军宣队按上面的指示办事，在把“联队”骨干的“五·一六”罪行办成“铁案”以后，又将清查的重点转向昔日清查“五·一六”的同盟军、今日的“五·一六二套班子”——“大批部”。
1971年4月，学部干校奉命迁到了距离息县50里外的明港镇，住进了一所被废弃的军营，从此，不再需要劳动，每天只搞政治运动，在很多人的回忆中，明港更像一座“集中营”。
运动的主题还是检举揭发和批斗“五·一六分子”。随着斗争的“深入”，坏分子越挖越多，以至于经济所100多号中有三分之一都成了“五·一六分子”。吴敬琏更是厄运连连，有人揭发说，自己曾经让吴敬琏修理收音机，当收音机修好之后，打开一听，竟然是“美国之音”，于是，他又多了一条“反革命”罪名——“偷听敌台”。他几乎隔三差五就会被批斗，有时一天还会被斗上三四次。他被“隔离审查”，连里大多数人都不太敢跟他交往。学部的“大批部”成员中，很多人被迫屈服了，还有人不堪其辱愤而自杀。吴敬琏却死活也不肯承认，他因此被批斗，多的时候，一天会被游斗3次。他回忆说，经济所的军宣队队长似乎对知识分子有着“天生”的反感，每一次批斗会，指导员对他喝喊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把你的破眼镜给我摘了！”他还被逼着供认自己的“同伙”。柳红在《吴敬琏》一书中写道：“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及，在笔者走访吴敬琏的同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用逼供的办法时，吴敬琏总是秉公直言，绝不乱咬别人，不无中生有。”
不过，这一切遭遇对于吴敬琏来说，都有点无所谓了。他的朋友周叔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下过这样一个情节，“我走出小屋子，往后面一排房子一看，二排的吴敬琏在离我约50多米处洗衣服。他抬头看见我，开口唱了一段样板戏：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当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的不少，他用泰山青松跟我暗示，他没有承认，也要我挺住”。
最后，吴敬琏因为“顽固不化”，被定性为“帽子抓在人民手中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进了条件更为艰苦的劳改队。
在这个队里，既有像他这样的中青年“反革命分子”，还有不少老资格的“反革命”，有些甚至是过去批斗过他的人。吴敬琏非常孤独，在队里，他与老“右派”顾准走到了一起。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尽管他与顾准都在经济所，甚至在同一个组里工作，不过却没有太多的交往。追求进步和自诩为“革命者”的吴敬琏对这位两次戴上“右派”帽子的前辈并无亲近感，他们在经济思想上也南辕北辙。而现在，形势比人强，一切都似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今的吴敬琏也成了一个被劳改的“反革命分子”，他与顾准的社会地位同样“低”到了“贱民”的水平上。
在高强度的体力劳作里，自幼多病的吴敬琏远远比不上比自己年长15岁的顾准，只能当当顾准的下手，两人越走越近。吴敬琏的学术功底和聪慧给顾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做电工，同组的贺菊煌带了一本《高等数学》，吴敬琏随手翻了几页，竟发现有个地方的逻辑推导上有点问题，几个高手聚首一细研，果如其言，吴的数学底子让大家很是惊艳。顾准在日记中还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与吴敬琏一起去信阳城里装瓦，他们借机用经济学家的眼光去观察这座城市的工业，评价它的经济发展，经过一座火电站时，当地人介绍说它有1.6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吴敬琏凭着自己对工业技术的熟悉，从外观和规模推断出，此电站的设计装机容量应该有10万千瓦。
对于顾准，吴敬琏也有了新的认识。有一次，劳改队对顾准进行批斗，指责他“偷奸耍滑”，年过半百、体质羸弱的顾准就是不肯低头，军宣队的人开始打他，顾准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仍然顽固地高昂着头，大喊：“我就是不服！”还有一次，有人前来向顾准调查谭震林的问题，顾准在苏南工作时与谭震林常因工作吵得很厉害，甚至他被撤职也与谭颇有干系，可是，当来人让他确认谭是“叛徒”时，他却坚决地说“不是”，来人就狠打他，打完再问，他说“不是就是不是”，再打，还是说“不是”。另有一位秦姓研究员，是孙冶方的无锡同乡，也是顾准在华东的老同事，思想非常的“左”，在学部工作时，整孙冶方和顾准很厉害，顾非常讨厌他。这时，他也被打倒了，“革命群众”发现，在抗战时期，秦曾在广西桂林当过国民党桂系一个专科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于是被作为“反共老手”批斗。顾准却上门去找专案组说，你们这些人没有历史知识。这个学校是受李克农直接控制的，为地下党做了许多工作，在这里工作怎么能叫“反共老手”呢？
顾准的正直与“较真”让吴敬琏非常敬佩。有一次，在私下交谈中，言及过去几年的红卫兵间的派系斗争，顾准对吴敬琏说：“他们整天斗来斗去，自己很得意，以为是在干革命事业，其实只不过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还不如利用这个时间读点书，对国家、对人民更有益。”
这席话让吴敬琏很有同感，他开始反思自我，把过去坚信的那些理论一一反刍省思，对于曾经全力批判过的孙冶方和顾准他们所倡导的价值规律理论也进行了新的审视。已经受难十多年的顾准显然比他看得更深、更远，他说，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