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风云跌宕，阴晴迭变，面对完全陌生的经济环境，学者圈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及方案提供，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经济学家对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百家争鸣，辩驳得最激烈和精彩的一个时期。
在1985年到1986年期间，经济理论界发生了两场影响深远的大论战。
先说第一场。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成果，让薛暮桥、马洪和吴敬琏们兴奋了好一阵子，不过很快，现实让他们陷入了新的焦虑。随着经济的复苏，“一放就乱”的老毛病又犯了，物价再次大乱，通货膨胀的火苗蹭蹭地往上蹿。
从1984年的10月份起，信贷增长已经严重失控，12月的银行放贷总额比上年同期猛增48.4%，全年增长28.9%，四季度国有企业的奖金发放同比增加了一倍多。国务院在11月份下发紧急通知，规定本年度增发货币不得超过180亿元，而实际上全年增发了2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9.5%，通货膨胀即物价全面上涨的前景已经明显出现。这是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在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内部生成的通货膨胀。
于是，一道大难题摆在了经济学家们的面前：如何应对这种前所未见的局面？
12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联合组成一个以吴敬琏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写出《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紧急建议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措施，以稳定经济，这份报告在除夕夜由专人送达国务院主要负责人。1985年1月4日元旦假期刚过，国务院就开会研究了宏观经济形势，并正式决定对基本建设投资采取“刹车”行动。接着，国务院在上半年连续召开了3次省长会议，要求控制信贷和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并把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定在8%。可是，已经发动了的“火车”并不容易一下子就慢下来。第一季度，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2.9%，第二季度又增长23.4%，调控几乎失效。
对于棘手的经济局面，中央高层产生了分歧，主要是国务院系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形成了“必须调控”与“反对调控”两种意见。受此影响，在经济学界也很快出现了对峙的两派，一派学者认为，必须严厉调控，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不必调控。由此，引发了改革史上又一场重大的论战。
调控派的代表人物是老经济学家薛暮桥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他们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国的主要改革任务是价格改革，它需要一个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的财力要有余地。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通货膨胀，控制总需求，改善总供给，在经济的体制环境得到治理的条件下，第一批的改革措施才能迅速推进。
反调控派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和青年经济学家朱嘉明。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上，不应当采取紧缩政策压制。
这派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厉以宁提出的“非均衡理论”。
这位与吴敬琏同龄、曾经同在金陵大学附中读书却互不知晓的江苏才子，中学毕业后被保送进金陵大学的化学工程系，毕业后在湖南沅陵的一家消费合作社当会计，后来他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于1951年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经济系，自此，一生未离此校。读书时期，厉以宁从学于陈岱孙、陈振汉等先生，二陈均为哈佛大学博士，所以，他的学术根基中颇有西学的成分。大学毕业后，厉以宁留校，在经济系资料室作编译工作，主要是整理、编译学术动态资料，在当时人看来，他是坐了“冷板凳”，而这“冷板凳”一坐就是整整20年。日后他说，资料室的这段经历使他阅读了大量经济学原著，获益不少。“文革”期间，他还被打成“牛鬼蛇神”，先后在劳改队、江西和北京郊区的农场下放数年。1978年后，厉以宁连续发表多部论著，特别以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而日渐成名，1982年，他与罗志如教授历时4年创作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出版，引起了学界很大的关注。在80年代中期的争论中，他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在经济转型的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有限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始终处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状态中，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的减弱。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
在当时的一些青年学者中，还出现了一种“起飞论”，代表人物是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等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正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不应当加以压制，相反，应当自觉运用通货膨胀来加速增长。如果实行了从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和反对了改革。可以看出，当时争论的分歧之大，甚至，学术上的分歧在有些时候已被上升到政治和原则性的高度。
在这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论战中，吴敬琏属于“调控派”。他在1984年年末的那份研究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指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需要进行宏观调控。1985年年初，他又连续发表多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状况和通货膨胀对发展和改革的不利影响，在学界和政界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对中央下决心进行宏观调控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时的吴敬琏如美玉生成，在学术上日趋精湛。1985年2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一文，老一辈的政治家、理论家陆定一当时卧病在床，读了此文后颇为赞赏，给老朋友薛暮桥写信，内称：“经济文章写得这样‘解渴’，实在难得。如果我编《人民日报》，必将此文登在第一版。”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与厉以宁发生观点上的分歧，在后来的20多年里，他们将在改革主战场的选择、对中国股票市场的评价、如何看待通货膨胀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等重大命题上持续地发生针锋相对的辩论。
正是在大论战的背景下，1985年9月2号，一条游轮缓慢地从山城重庆驶出，顺长江南下驶向武汉。
在这条名为“巴山号”的游轮上，聚集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政策制定有重大影响力的一群经济学家和学者型官员，他们决定“闭关推研”。这便是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也十分重视，国务院总理在开会前就会见了全体外方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
游轮上的中国参加者可谓三代同堂，其中既包括马洪、安志文（时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薛暮桥、童大林（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等第一代宿将，也有刘国光、戴园晨等中生代经济学家，还有吴敬琏、高尚全（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叔莲（时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时任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吉元（时任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赵人伟等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同时，还有一批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如项怀诚（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洪虎（时任国家体改委秘书长）、杨启先（时任国家体改委委员）、楼继伟（时任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科员）、田源（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兼价格组组长）和郭树清（时为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