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邓季惺和同学吴淑英结伴离家到江南，先是进读南京的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一年后，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预科。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吴念椿（1908~1931年），他是一个长相清瘦文弱的江南世家子弟。太平天国战乱时，吴家迁至重庆，他的父亲曾开办江合煤炭公司。吴念椿此时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两位花样少年迅速陷入热恋，吴念椿因为爱慕邓友兰，改名吴竹似，寓意“与兰为友，似竹高洁”。一年多后的1925年年底，两人结为伉俪。
1926年年底，吴竹似大学毕业，先是到重庆受聘于四川军阀、有“四川王”之称的刘湘所创办的《大中华日报》，任编辑职。不久，邓季惺也随吴竹似回到重庆，她经吴玉章（当时担任“左派”国民党的莲花池市党部负责人）介绍去巴县女中任训育员。上任那一天，正是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三·三一”大屠杀，巴县一时浸泡在血泊之中。邓季惺亲历血腥场面，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她写道：“我目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状，心里虽憎恨军阀的残暴，但同时也动摇起来，害怕革命的流血斗争。心想我既然没有决死的心，也不跟反动派同流合污，那么，不必要参加革命组织，只孤立地终身服务于社会，争取社会合理、男女平等，也就算相当正义的了。”在她看来，“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议；无法议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邓季惺的这些改良主义思想与伯父邓孝可一脉相承，她后来投身法律界和传媒业，正是对此的实践。
后来，吴、邓两人后又到了南京，吴竹似进了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1929年，他与同事陈铭德相约离职办报，在刘湘的襄助下，9月9日，一份名叫《新民报》的报纸诞生了。这个报名有双重来由，一是1905年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正是在这份报纸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二是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在此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长篇政论文《新民说》，强调“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提出“中国改革维新，必自新民始”，中国之新民“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皆有一种独立精神”和“国民独具之特质”，其内容包括国民的权利、义务、自由、平等纪律及公德、私德等公民意识。《新民说》一文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之作。吴竹似和陈铭德的《新民报》混杂了革命与改良的双重基因，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中间独立的姿态。
就在《新民报》创刊4个月后，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出生了。这是吴邓婚姻的第三个结晶，之前邓季惺已育有两女。这时，吴竹似的身体突然垮了，他患上了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病。为了疗病，全家迁到北平静养求医，吴竹似住进白塔寺的中和医院（1949年以后改名人民医院），邓季惺则插班进北平朝阳大学读书——此校正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她选了法律专业。
1931年7月，吴竹似去世。时年，邓季惺24岁，膝下三子，长女吴敬瑗5岁，次女吴敬瑜3岁，幼子吴敬琏1岁半。
正是在这凄风苦雨中，陈铭德（1897~1989年）恋上邓季惺。1933年1月，陈邓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结婚，前来道贺的来宾均拿到一张粉红色的卡片，上有这对新婚夫妇的署名协议，内容是约法三章：一，婚后邓季惺将继续姓邓；二，她的三个孩子将继续姓吴；三，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这三条约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以算得上是惊世骇俗。陈邓恩爱一世，此后携手共度56载春秋，而邓季惺从来被叫做“邓先生”，而非“陈太太”。
1933年6月，法律学士邓季惺毕业，从留存至今的毕业照上可见，这真是一位美丽、智慧、坚忍的中国现代女性。晚年的吴敬琏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母亲邓季惺。从相貌上看，他继承了母亲东方式的鹅蛋脸型轮廓和精致细薄的嘴唇。
邓季惺精力旺盛，办事井井有条，面面俱到，是一位罕见的行政干才，而她对女性独立和法治建设更是有着空前的热情。大学毕业后，邓季惺就携子女回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先是在司法行政部工作了两年，然后辞职挂牌当起了专职律师。当时的《新民报》报馆设在南京的闹市区新街口，一层和二层为编辑部，邓季惺的律师事务所就在第三层，迎梯而上就是六个大大的黑体字——“邓季惺大律师”。在这里，她还和李德全（冯玉祥的夫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曹孟君（王昆仑的夫人）、倪裴君（贺耀祖夫人）等人组织“妇女文化促进会”，提出要进行“女权运动”的实验。她们创办了“南京市第一托儿所”，邓季惺自告奋勇当所长。她还在《新民报》上开办了《新妇女周刊》，发表《妇女运动的时代性》、《妇女运动与家庭》等大量文章。很快，她成了南京城里相当活跃、很有知名度的女性活动家。
1937年6月，在陈铭德的再三恳请下，邓季惺正式加盟《新民报》，担任掌管财务、发行、广告和印刷业务的经理。很快，她以惊人的经营才干让这家中小型报馆迅速壮大。在她的倡议下，7月，报馆集资5万元成立新民报股份公司，由之前的“同人办报”转变为公司化运营。7月7日，北京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新民报》随国民政府内迁到重庆。由于邓家有极深的四川渊源，加上邓季惺长袖善舞，报纸事业蒸蒸日上，报社数次公募增资，重庆及成都比较著名的工商企业和银行几乎都参与投资。1941年，《新民报》增出晚报，1943年，在成都推出日报和晚报，到抗战后期，两地《新民报》最高日发行量达10万份，与《大公报》一时瑜亮，并列为后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民营报纸。报社内英才云集，如当时中国优秀的时政评论家赵超构，散文家张友鸾、张慧剑，及畅销小说家张恨水、知名度极高的女记者浦熙修等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当月，邓季惺就飞赴南京，紧接着转抵上海和北平，筹办复刊事宜。越年开春后，《新民报》在三地相继发刊，至此，报系拥有五社八报，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达到事业空前的巅峰。邓季惺统领报馆经营，如鱼得水，成了中国百年报业史上无出其右的“女强人”，报社同仁有诗曰“百剑相随惟一盾（邓）”，可见其在报界的地位与威望。
上海版创刊时，邓季惺亲任总经理，在发刊词中，她让编者写上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很多年后，她对心爱的儿子吴敬琏说：“这自是我一生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