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教育制度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辛亥革命（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解体，中华民国诞生，推行民主共和制，倡导“五族共和”；文化、教育方面，科举制度被废，私塾教育衰亡，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不断掀起变革的浪潮，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以来，一大批爱国志士更是高擎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极大地推进了文化、教育界的变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地的回族穆斯林顺应时代潮流，倡导革新传统经堂教育，兴学育才，陆续兴办了不少新型的学校，其中如北京成达师范（1925年）、上海伊斯兰师范（1928年）、云南明德中学（1929年）等，强调中阿文并举，有的学校还主张中、阿、波、英四文并授，使波斯语教学走出清真寺，进入到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课堂，实现了我国波斯语教学史上第一次历史性转换。这期问，涌现出李虞宸、王静斋等一些精通波斯语的穆斯林学者，他们走出传统经堂，开始有意识地向社会译介波斯伊斯兰文化精品，如李虞宸阿訇译出圣训《圣谕详解》，王静斋阿訇译出文学名著《真境花园》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后，波斯语教学成功进入国立高等院校，完成了我国波斯语教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跨越。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由于国家外交等方面的迫切需要，多所高校继北京大学之后陆续设立波斯语专业，波斯语教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伊（朗）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北京大学于1957年设立波斯语专业，40多年来，为我国外交、文化、新闻、经贸、科研等各个领域培养出本科生以及波斯语言和文学、伊朗历史与文化两个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多人。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在波斯语教材编写、词典编纂、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等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教材如《波斯语基础教程》（李湘编）、《波斯语语法教程》（曾延生编）、《波斯语实用口语》（曾延生、滕慧珠编）、《波斯诗歌选读》（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波斯语译汉语教程》（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汉语译波斯语教程》（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波斯古代散文研读》（上、下册，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等都是实用性很强的教材；词典如《波斯语汉语词典》（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编）、《汉语波斯语词典》（曾延生主编）等；学术研究方面如《波斯文学史》（张鸿年编）、《伊朗通史》（叶奕良译）、《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一至三集，叶奕良编）等都是颇有水平的学术著作。1989年中国伊朗文化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还多次举办了中国波斯语和波斯文学研讨会、伊朗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等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会议，为推进中伊（朗）文化交流的快速提升发挥了突出作用。总之，多年来，北京大学在波斯语教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高级波斯语人才，编写出版了不少教材、工具书和学术著作，翻译出版了许多文学名篇。鲁达基（公元850～940年）、费尔多西（公元940～1020年）、欧玛尔·海亚姆（公元1048～1122年）、鲁米（公元1207～1273年）、内扎米（公元1141～1209年）、萨迪（公元1208～1292年）、哈菲兹（公元1327～1390年）等波斯古代著名诗人的许多名篇佳作几乎都有了汉语译文。在北京大学的积极支持下，湖南文艺出版社还隆重推出了《波斯经典文库》，洋洋18卷，总计600万字，堪称中伊（朗）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的盛事。
除北京大学外，北京广播学院与1958年开设了波斯语专业，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波斯语新闻传媒人才。上海外国语大学于1997年开设了波斯语专业，发展迅速，在培养波斯语高级人才、推进中伊（朗）文化交流方面也已取得可喜的成绩，目前已经毕业和在读的学生数达40多名。上海外国语大学还与伊朗夏西德·巴海希提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频繁开展与伊朗方面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2004年10月15日，前来上海参加国际文化政策论坛第7届文化部长年会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文化部部长马斯杰德走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与波斯语专业的师生举行了座谈，马斯杰德部长在座谈中强调，波斯语言和文学对于发展中伊两国的文化关系起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2005年4月7，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成立了伊朗研究中心，伊朗驻华使馆文化专员阿卡加里博士出席了揭牌仪式并代表伊驻华大使发言，伊朗驻沪代总领事法曼德先生介绍了中心筹备成立情况，双方还就加强学术交流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座谈；2005年4月10～15日，应伊朗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邀请，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教授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代表团成员，出席了第一届双边研讨会，并对伊朗进行了学术访问；2005年5月24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助手、伊朗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礼萨·塞弗拉西博士访问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与该所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座谈。看得出来，上海外国语大学正在紧追北京大学，在波斯语教学研究及推进中伊（朗）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显而易见，新中国的波斯语教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有力地推动着中伊（朗）之间的文化交流。值得指出的是，新中国的波斯语教学研究事业得到了伊朗方面的热情支持，中伊（朗）双方在中国的波斯语教学及伊朗的汉语教学领域开展了有效合作。伊朗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驻华使领馆，为我国波斯语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宝贵支持，或派遣专家，或赠送图书资料，或接受留学生和师资培训等。可以说，新中国波斯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是50多年来中伊（朗）友好关系的生动体现，成为中伊（朗）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新中国建立以来，除了国家层面的波斯语高等教育有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之外，民间层面的教学活动也有所开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些清真寺恢复了波斯语教学活动，更有不少青年走出国门，自费前往伊朗留学。1989年，改革开放后首批中国穆斯林青年自费赴伊朗留学，其中有我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丁伊文同学，他虽身患重病，仍毅然前往。在伊期间，伊文十分珍惜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波斯语和伊斯兰文化，颇有所得，后终因病情恶化，不幸去世，年仅27岁，长眠于圣诚马什哈德。此后，不断有中国穆斯林青年学子赴伊求学，不少人已学有所成，承传延续着中国穆斯林研习波斯语的千年传统，促进着中伊（朗）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
如前所述，研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是中国穆斯林的文化传统之一，在传统经堂教育中，波斯语几乎与阿拉伯语一样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没有波斯语造诣的阿訇算不得真正有水平的阿訇。不过就目前状况而言，经堂中似乎渐渐忽视了对波斯语的教习；在全国10所伊斯兰教经学院中，阿拉伯语是主课之一，也鲜有开设波斯语课程的；各地许多民办的阿拉伯语学校中，更无教习波斯语的。今天，有阿、波双语修养的阿訇已不多见，像王静斋阿訇那样精通阿、波双语并有相当汉语乃至英语造诣的阿訇就更加难得了，这对开展有关方面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如何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穆斯林研习波斯语的良好传统，培养出新一代的王静斋般的阿訇，是值得关心民族文化事业的人士应当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四）
纵观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各民族人民开展的波斯语教学具有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实践活动，其不断发展提升进程，实际上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中伊（朗）文化交流持续发展的漫长历程。长期以来，我国的波斯语教学始终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上开展，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中伊（朗）之间的文化交流，成为联系中伊（朗）人民友好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历史上。我国回族、维吾尔族等各族穆斯林少数民族同胞，在波斯语教学研究方面做了艰苦的探索和可贵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中伊（朗）文化交流的长期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中开展的波斯语教学活动，实际上是在十分封闭的环境和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的一种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活动，数百年锲而不舍，绵延不绝，使得波斯伊斯兰文化对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我国回、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涉及这些民族的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诸多领域，对这方面我们开展的研究还很不够，尚需进一步加强合作，拓宽研究，例如对历史上各个时期流布到中国的波斯语文献进行较为详尽的搜集、考证和整理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程。
新中国建立后的半个世纪来，我国有了正规的波斯语高等教育，并且不断发展提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为促进中伊（朗）文化交流及双边全面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1971年中国和伊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两国交流不断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两国关系不断深化，高层互访频繁。2000年6月，伊朗总统哈塔米访问中国；200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伊朗。国家元首的互访有力地推进了双方的全面交往，我国的波斯语教学研究以及中伊（朗）文化交流也因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哈塔米总统提出的在国际社会开展“文明对话”的倡议后，得到中国等大多数国家的赞赏和积极响应，联合国因之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
显然，在包括中国和伊朗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致力于开展文明对话、谋求和平发展的21世纪，我国不同层面的波斯语教学、研究工作及其对中伊（朗）文化交流的推进作用日见重要，这方面业已取得的成绩，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深度和广度还很有限，由于种种原因，中伊（朗）之间的相互介绍、了解乃至研究还很不足，这种状况，与中国和伊朗两个相互毗邻、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的地位，以及与作为在当今国际社会各自拥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性大国的地位还不相称，双方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也对我国的波斯语教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中国21世纪的波斯语教学研究，必当抓住机遇，弘扬传统，开拓创新，为中伊（朗）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原载《郑和下西洋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中国·银川，2005年6月30日一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