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在广州设立第一个苏丹商务处百余年之际，本文试图简要考察从与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同时代的麦罗埃王朝时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苏（丹）中（国）关系，并首次着重考察苏丹商人穆罕默德·哈吉·阿里为加强苏（丹）中（国）关系所做的贡献，以纪念这位商人使节。他通过直接的商贸交往和联姻方式加强了双方的社会联系，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业已存在的苏（丹）中（国）关系。这位商人也被视为苏丹北部柏柏尔地区新一代中国裔苏丹人的先祖。
一、麦罗埃王朝至19世纪末在广州设立第一个苏丹商务处时的苏（丹）中（国）关系
众所周知，尽管苏丹东部的阿宜宰布、萨瓦金、巴迪等港口与中国在地理上相隔遥远，大约为12，140海里，但中国人和苏丹人却能从中国汉朝时起就一直保持相互联系渠道的畅通。
实际上，中国、阿拉伯以及西方的史料都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联系的颇有价值的资料。这些史料都将苏丹东部港口与远东及中国联系起来，上自公元2世纪，下至20世纪初。而有关这一联系的中国和阿拉伯史料尤为丰富。中国研究者Shen Fuwei（沈福伟）指出，早在西汉时期，中国朝野就已与苏丹北部的库什王国有了联系。中国史料还记载了中国商人曾经过印度，飘洋过海，到达苏丹东部港口，受到库什王国宫廷欢迎的史实。
中国史料的记载说明，苏丹东部港口早在公元前就已与中国有了联系。Hirth引证《汉书》中的记载说，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商业通道经过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过红海抵达沿岸港口，并说红海沿岸有许多港口，最重要的港口是泊尔尼卡（Bernica）。一些苏丹研究者认为泊尔尼卡是苏丹东部古港阿宜宰布的古罗马名称。
苏丹的货物和产品如黄金、象牙、犀牛角、龟甲等，早在麦罗埃王朝时期就已传到了中国。据中国史料记载，埃及和阿曼商人大约在公元166年就带着这些货物到达了中国。盛唐时代（公元618-907），中国与世界的贸易更加繁荣。从那时起，苏丹东部港口特别是阿宜宰布港就成为非洲东北部最重要的中国商业中心，同时，也成为最重要的中国瓷器集散中心，大量中国瓷器由此运往苏丹内地的各商业中心，销往埃及和西非。其他如萨瓦金、巴迪等港1：3，也在苏丹与远东及中国的贸易领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阿拉伯古代史料如麦斯欧迪的《黄金草原》等就记载了苏丹东部港口与中国的联系。麦斯欧迪提到了从阿宜宰布到中国出口绿宝石的事。依据中国和阿拉伯史料而在苏丹进行的许多考古发现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双方贸易联系相当频繁的大量证据。考古学家在阿宜宰布、萨瓦金、巴迪等港口城市发现了数以千计的自唐朝直至16世纪的中国彩瓷碎片。在富恩基部落建立的塞纳尔王国（1504-1821）都城发现的数千件中国瓷器碎片也证实了史料记载的确凿。据史料记载，宰尔加君主国的商人曾通过萨瓦金港与远东进行贸易，他们的旅行要持续两年。在苏丹东部靠近辛卡特的古代商业中心地带的考古发掘中也有中国瓷器出土。在喀土See also Ahmed M．Hakim，Al Atabye and the Red Sea，unpublished paper．No date．穆附近的苏巴同样出土有中国瓷器。除了中国瓷器外，在苏丹西部的法希尔还出土了古代丝绸。
由此可见，中国和苏丹之间的商贸联系，从与中国西汉同时代的麦罗埃王朝时起就一直持续到15世纪末。不过这种相互交往在15世纪中叶遭到挫折。为了控制古代世界的商业交往通道，欧洲战舰的到来成为他们发动针对亚洲和非洲人民侵略战争的前奏。欧洲战舰通过对红海和印度洋海路的控制，阻挠了和平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打乱了各国人民的和平安宁。然而，尽管遭此重挫，但苏丹与中国之间依然延续着某种联系，在阿宜宰布出土的中国瓷器，上面绘有代表16世纪龙的图案。
二、19世纪和20世纪初苏（丹）中（国）之间的商贸活动及苏丹商人穆罕默德·哈吉·阿里的贡献
史料及考古发掘都没有为我们提供有关苏（丹）中（国）之间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中历史交往的重要信息。这也许是双方的交往因中国和非洲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红海和印度洋的商道受欧洲控制而停滞的缘故。
大约在19世纪，航道形势又开始恢复到相对正常的状态，一些苏丹古港开始恢复活力，如萨瓦金港。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红海成为通向东方的最为重要的海路，使得萨瓦金港的位置日益重要。当时的国际贸易文献表明，萨瓦金港曾从中国和印度进口大米、丝绸和香料。在与远东的贸易中，萨瓦金港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上世纪30年代。
苏丹商人穆罕默德·哈吉·阿里曾以前往埃及和希贾兹的商业旅行而闻名，得益于相对稳定的海上形势，他决定在中国开辟长期的商业经营。他可能于19世纪末的某个时间选择了活跃的国际港口广州作为其商务常驻地，这是首次在中国设立的苏丹商务常驻机构。据家族口传资料，这位苏丹商人也曾利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开展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他在做出为经商而定居中国的决定之前对中国有过短期访问。家族口传资料还表明，穆罕默德·哈吉曾由萨瓦金港前往中国，因为他的后辈们曾听祖父提及自己在中国的驻地距广州清真大寺不远。这说明，现代第一个苏丹商务处就设在广州老城区的怀圣寺附近，即现在的光塔街56号。这种说法是合乎逻辑的，中国的历史文献也指出，在广州的外国侨民，特别是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其店铺和居住地历来就在这一带。唐、宋、元以来的历史文献都记载，这一区域一直是外国侨民的商品货物集散地，也是他们的居住区，而穆罕默德-哈吉似乎也更乐意选择靠近清真大寺的驻地，以便去做礼拜，或许因为在这里有中国穆斯林聚居，或许还因为当时这里距离城市商业中心更近。
穆罕默德·哈吉·阿里经营的苏丹商品包括象牙、用于中药的海中软体动物如海蛞蝓、犀牛角、树胶、龟甲等，可能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商品。他还专门从中国进口丝绸、布匹，有时还有大米，并在萨瓦金的市场上出售。值得注意的是，穆罕默德·哈吉经营的包括诸如渔民们从萨瓦金周围地区带来的海蛞蝓以及乳制品等通过萨瓦金港持续不断地运往中国，一直到上世纪20年代。
据苏丹北部柏柏尔地区穆罕默德·哈吉家族代代相传的口碑说，他们的祖父与自己的中国中介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祖父）曾十分敬重地谈到自己的新的祖国和那里的家人，还曾带一些特殊礼品赠送给在中国的亲朋好友，据他们的中国祖母说，祖父与熟悉自己的中国人非常要好，在他们中间很受爱戴。
穆罕默德·哈吉·阿里在中国社会中建立的这种友好关系，使他可以更加接近这个社会，并融入其中。这是在他与第一个中国妻子结婚后的事，她是一位中国穆斯林，现在被苏丹的子孙们称为“安斯”，我倾向于认为她的名字可能就叫“安西”（AnXi），即西部的和平。众所周知，广东人将“西”（Xi）音发成“斯”。
穆罕默德·哈吉可能还曾与第二个中国穆斯林女子结婚，她是回族人，她的子孙们现在叫她为库姆楠，我认为她的中国名字可能叫郭楠（Guo Nan）。婚礼以符合伊斯兰教的方式和中国式的礼仪举行，这一婚事在当时可谓盛大而著名，如同安西祖母后来讲给她的儿孙们的那样。
穆罕默德·哈吉·阿里与他的妻子安西所生的长女叫法蒂玛。法蒂玛后来儿孙成群，长子是艾哈迈德·萨利哈·萨比特，1997年我在苏丹北部柏柏尔市见到他时，他已年逾古稀。他说自己不大记得中国祖母安西，因为她在自己很小时就去世了，但他与爷爷的第二个妻子郭楠同时代，见到她身材矮小，皮肤白皙，双脚很小，两眼也很窄小。
尽管在中国的商业经营利润丰厚，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中国社会，但在较长时间后——不少于10年——穆罕默德·哈吉还是决定回到苏丹。但他的决定与清王朝当时执行的中国法律发生了冲突。当时的法律规定，禁止外国侨民携中国妻子出境。实际上，中国自公元628年起就一直延续奉行这种法规，据《唐会要》记载，唐太宗（公元626～649年在位）曾于628年下旨，不准外国侨民携中国妻子离开中国。”
不管怎样，穆罕默德·哈吉·阿里还是设法带着自己的两个妻子和在广州出生的女儿法蒂玛乘船回到了苏丹，当时法蒂玛只有4岁。事实上，穆罕默德·哈吉不只是带着家眷回到苏丹，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家庭作陪，我们不清楚这一家人是穆罕默德·哈吉妻子的亲戚还是与他们有联系的中国朋友。这家人是回族人，据艾哈迈德·萨利哈·萨比特称，这家人妻子名叫谢德甘，丈夫则自己选名叫塞利姆。
这个中国家庭移居到他们新的祖国，经萨瓦金港最后到达自古以来就很著名的商业中心柏柏尔城，当时柏柏尔城的生活俭朴而兴旺。这三位女性以及新的中国客人，甚至还有年仅4岁的法蒂玛，必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包括气候、饮食和语言文化。艾哈迈德·萨比特说他的爷爷懂一点汉语，而当时那里的柏柏尔人在听到他与自己的两个妻子和客人讲那种奇怪的语言时，感到非常诧异。小法蒂玛则会一点阿拉伯语，她很快就掌握了阿拉伯语，留着长辫子的法蒂玛在融入她的新的祖国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很快适应了苏丹的生活，成为新的社会的一部分，无论他们到哪里，都会受到重视和款待，他们也学会了苏丹阿拉伯语，成为当时柏柏尔社会的成员。穆罕默德·哈吉·阿里在苏丹生有三子一女，他的女儿中最先结婚的是以聪慧伶俐著称的法蒂玛。法蒂玛有不少子女，著名的教师艾哈迈德·萨利哈·萨比特就是其中之一。
此后，穆罕默德·哈吉的子女陆续与苏丹公民结婚。中国人塞利姆和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阿瓦德。这些婚姻的结果是，在苏丹北部一个宁静的城市柏柏尔城中，完整地保留了一个源自中国南部城市广州的家庭，尽管这个家庭在衣着、文化方面已完全苏丹化了，但依然保留着他们的中国面孔，特别是一些孙辈们的面孔，正如艾哈迈德·萨比特所说的：“我姨母的子女们的中国面孔现在依然很明显。”
安西夫人、法蒂玛的孙子们现在都是教师和医生，正在为发展和建设自己的祖国苏丹贡献着力量，他们保留着中（国）苏（丹）合璧的面容，那是中国和苏丹之间割不断的关系的象征。
三、结语
本文着重考察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段苏（丹）中（国）悠久关系史上的一页。正如我们注意到的，这是首次依据口传资料和实地考察而进行的一次研究，笔者采访了这位在广州首设常驻商务处的商人的后辈。重要的贸易港口广州的人民也为加强中国与苏丹的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流做出过贡献。
本文还考察了在值得研究的历史时期苏丹与中国间商业交往方面鲜为人知的一页。笔者认为，在未来，我们回过头来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广州的商业历史，会为我们提供有关苏丹商人在广州从事商业活动的许多重要资料，这是我们将来所要进行的工作。同时，在广州的苏丹侨民，他们在广州的商业活动应当继续延续穆罕默德·哈吉-阿里曾为加强苏丹与小至广州、大至中国的关系所做的贡献，应努力寻找那个迁往苏丹的中国家庭的根源，以丰富有关这个家庭和穆罕默德·哈吉的作用及其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关系方面的资料。
最后，尽管本文是依靠特殊的实地考察方式而进行的研究，不过笔者认为这对考察缺乏史料的历史时期中国与苏丹的关系应是颇有裨益的。同时，揭示苏丹与广州关系中的这一页，对于在广州从事商务的苏丹侨民加强苏丹与这个友好国家之间的贸易、社会和文化关系也具有有力的推动作用。
（原载《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6期）“东方学”与伊斯兰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