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权威与英雄的消解。这是电视文化另一种悄悄的的图像革命结果。首先是知识权威受到了挑战。在书籍文化时代，知识和学术的权威是依赖对书籍文化掌握程度来定义的，一个读了很多书，拥有很多知识的人，或者一个拥有高学历而且获得了学术职务的人，往往会别称为权威，而且获得知识或学术的话语权，如学校里的教师在学生面前，就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她）比其学生的书读得早，读得多，知识接受程度高。而那些专家，则是阅读了许多某一个特殊领域里的专门知识的书籍才树立专业知识权威和地位的。但电视的普及使得学校教育和书本的学习的效果被弱化，许多知识在教师教授之前，学生便已获得。因此，知识分子、教师和学者的权威性的身份发生了动摇。对政治权威来说，电视也会消解他们的权威性，因为电视揭开了权威者的更多生活细节，甚至把权威的后台信息也在前台展示出来。梅罗维茨说：“距离和有限的接触支持了神秘和敬畏。”由于现有的新媒介所暴露的东西太多、太经常，以至于政治领导人的传统观念无法取胜。电视镜头像间谍一样侵入了政治家后区的私人空间。它看到他们出汗，看到他们对自己讲话中的错误做鬼脸。当他们屈从于自己的情感时，它将其冰冷地全部记录下来。镜头将听众和演员之间的距离缩到最小。演说者的讲台在过去是将政治家抬高，远离人民——不仅实质上而且象征上都是。现在镜头将政治家拉近，让人们仔细审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将政治家降到了与观众相同的水平。镜头将非常丰富的表象信息带给观众；它突出了政治家的道德，而削弱了抽象的和概念的修辞。语言修辞可以超越人性到达神圣，而亲密的表象信息常常暴露人性的脆弱。电视对知识权威和政治权威的消解如此，对英雄的弱化也同为此理，更何况电视文化本来就具有某种貌似平等和公共民主空间的性质，至少在观看电视的时候，观众感觉自己拉近了权威和英雄人物的心理距离，似乎每一个权威和英雄都变成了普通人、平常人。
3.童年和成年的模糊。这是电视及电视文化又一个巨大的影响，一个普遍的观点是，电视媒体反映并制造了“催赶式”的儿童成长状况。艾尔凯德认为，由于电视缺乏旧媒介（如报纸、广播）所具有的“知识障碍”，因此电视并不需要儿童通过学习而获得理解它的能力。儿童借助电视简化了他们对信息的接近，电视将从前保留给成人的经验公开展示给了儿童：“幼童无法通过言词描述来想象的暴力与性亲密镜头，现在却直接而形象地呈现在电视屏幕上。”尼尔·波兹曼也认为电视是一个敞开的信息橱窗，它把成人文化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了儿童。于是儿童在童年阶段就提前知道了成人世界的秘密，他们本来应该享有的童年被缩短，而过早地拥有了成人世界的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类经验变得“同质化”了；尽管这样，由于儿童不了解自己所看到的内容，电视因此就产生了一种“虚假世故”的现象，即儿童变成“假大人”，这种情况转而导致成人把儿童们当成比他们实际年龄更大的个体来对待。而梅罗维茨也认为，印刷代码的复杂性使所有年幼的儿童都无法利用印刷进行传播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刷建造了一个能在成年人中间进行传播而又不会被儿童偷听到的“地方”。通过书籍，成年人可以自由地讨论那些他们不希望让小孩子知道的东西。另外，由于阅读涉及需要一步步学习的复杂技巧，成年人通过改变各种图书内容写作代码的难度以控制较大儿童所能获得的信息。由于儿童在阅读复杂的成人书籍前必须先阅读简单的儿童书籍，所以印刷就使得不同年龄的儿童被隔离进不同的信息世界。但电视上没有复杂的接触码用以排除年轻的观众或者将观众分成不同年龄群体。无论是成人节目，还是儿童节目，其播放时所用的基本编码对每一个电视节目来说都是相似的：声音和图像，所以，“有了电视，就没有令成人厌烦或者难为情的简单的视觉风格。因此，各年龄的人观看许多相同节目就不足为奇了”。此外，电视文化的青春化也导致了成人的“扮酷”（老男人装扮成青少年）和“装嫩”（老女人装扮成青春少女），这使地大众似乎永远生活在青春文化里。所以，电视文化促使了童年和成年的界限模糊，而且也促使儿童“成人化”，而成人“儿童化”。
4.男女平等和男人气质与女人气质的融合。西方学者有一个观点，认为电视促进了女权主义的兴起，因为电视展示了男性霸权，也将男人与女人的不平等状况进行了演播。也有学者认为，在书籍文化时代，也就是语码符号时代，女性与男性隔离，并且女性之间相互隔离，她们没有“可以认定的外部标准”。“家中的女性……失去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意味着失去了事物如何运作以及如何评价一个人的真正标准的知识。”作为两性共享的新闻和娱乐的场地，电视改变了女性的看法。电视使女性能接触到“外部标准”并且提供了“事情如何进行”的知识。电视这个共享场景也推动了其中所展示的男性和女性的公开比较。按照电视所提供的男性标准，女性软弱、孤立，并且相对无用。如果一位男性处于大多数电视中的女性人物的位置，他可能会被认为是“失败者”。而且电视暴露给女性许多“男性话题”，而在印刷媒介中她们可能不会选来阅读，因为电视的信息是采用一种“表演”的形式，它的内容——尽管是“抽象”的“主题”——可以无需任何特别的预培训或知识就能为绝大多数女性所接受。另外，男性和女性常常一起看电视，这样的男性和女性都不可能再假装女性对某个世界事件一无所知。看了很长时间电视新闻的女性在听到一位男性对她说“你对这样的事情一无所知”时，她会非常气愤。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在信息上解放了妇女，种下了不满的种子，而这些种子会以其他反叛的形式开花结果。因此，电视这个共享的空间支持了男性与女性从旧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朝着“中区”性别角色靠拢，它混合了两种性别传统的前台行为与后台行为的某些方面。事实上，电视文化确实促进了男性与女性的互相学习和模仿，而且女性意识得到强化。而“超女”中颇具中性气质的李宇春的走红也似乎预示着“中性”气质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现实生活中男人“女性化”，女人“男性化”倾向似乎亦愈来愈明显。
四、图像革命的再思考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电视文化的图像革命无论如何革命，还是革了谁的命，它都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电视媒介的出现不是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人和世界，电视的视觉文化及其图像符号是在无声无息中依据自身的文化逻辑形塑人的生活、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需要指出的是，“图像革命”这一个词汇的提出，本身就带着对电视文化强烈的批判色彩，就有着“书籍文化中心论”的倾向。而且“革命”意味着“暴力”，意味着“推翻”，意味着“强势”，“图像革命”的提出，似乎“视觉文化”在以强势的姿态，以暴力的方式颠覆书籍文化，消解文字世界的魅力，也就是说，“图像革命”在当今许多文学与文化研究学者及媒介哲学专家的眼里，是与书籍文化或印刷符码相对立的。但电视与电视文化所进行的“图像革命”也并非是与书籍文化和印刷符码完全对立，图像文化也并非完全没有审美价值和建构意义，关键是从何种角度来看。张晶在一篇文章里就说过：“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图像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存在已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图像在人们的生活中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这样也使人们处在更为泛化的艺术氛围之中。在今天的图像时代，很大程度上，‘审美化’可以说就是‘图像化’。这使我们对图像的性质产生了更多美学方面的思考广他还认为：“图像本身蕴含了丰富的审美价值，但同时，也有很多非审美价值的存在，甚至是负面的价值。因此，从价值论的角度对图像加以考量，有益于对当代以图像为其突出标志的当代审美现实有更为理性的认识。”在另一篇文章里，张晶还认为：“大众传媒无疑是以通过视觉直观来取得其最大化的审美诱惑的，当然与视觉图像相配合的音响也是其重要的因素。视觉文化在当今的文化格局中占据了首屈一指的王者地位，以电子技术乃至数字化技术为其基础的大众传媒，自然是始作俑者。但是真正能够成为审美对象的图像，却不可能是纯然感性的和表层的，必然有着内在的意蕴和灵思，有着叙事的逻辑，也有着语言美感的框定。大众传媒不可能只是依靠无逻辑的图像来获得受众的，而是要以内在的灵思和叙事逻辑来结构图像。从这个方面来说，文学对于传媒艺术而言是须臾不可离开的。文学是必须运思的，而这种运思是以内在视像为基本元素的。大众传媒在很多时候是以直观的图像来传达这种运思的，或者说大众传媒的图像表现是以文学的运思为其联结方式的。”张晶这些观点是从美学维度肯定了图像的审美价值，指出了图像扩张也并非完全意味着文学诗性世界的丧失，只不过图像可能促使我们从新的维度来审视今天的文学及其审美关怀的范围。应该说，张晶教授的观点是客观而科学的，以“文学为中心”来审视图像文化和“以图像文化”为中心来审视文学，都可能走向偏激或偏见。考察人类的发展历程和个体生命的历程，人类从来没有和图像发生过彻底的决裂，人类的童年时代（原始时代）就是以图像符号来表达认知的，而个体生命的童年对世界的印象也是从“看”开始的。约翰·伯杰说：“观看先于语言。儿童学说话，先观看，后辨认，再说话。”他还说：“但是观看先于语言，还有另一层意思。正是观看才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的地位；我们用语言解释那个世界，可是语言并不能抹杀我们处于该世界包围之中这一事实。我们见到的与我们知道的，从未出现一致。”约翰·伯杰的观点耐人寻味，视觉文化与语言文化的考査并非简单，需要我们从新的视觉哲学来考察。
电视和电视文化并非一无是处，电视文化所进行的图像革命并非都是负面的影响。如何客观准确地分析与论述其价值与意义，不但有益于良性的人文的电视文化的建设，而且有益于我们认识电视并从电视文化中吸取最富有感染力和审美价值的成分或元素，特别是对于文学而言，电视和电视文化不仅仅是其敌手，还可能是其新的空间和新的增长点。当然，认可并不等于完全认同，认可也不意味着失去批判的精神和理性的智慧，电视文化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理清和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