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时期，出现了部分在当时行之有效的税赋制度，比如曹魏的屯田、户调制等，东吴的租、赋、算、税四大类，蜀汉的口赋、算赋等，还有因战事而确定的徭役性世兵制度等，所有这些，都比汉代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其中，屯田制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的，它解决了前代社会所创造出来而又无法解决的矛盾。
东汉末年，各封建割据势力连年征战，出现了“用无常主，民无常居”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难以掌握确实的户籍，若仍按汉代赋税制度征收算赋和口赋，评定田地产量，显然已很难办到。
此时，曹操已收编黄巾军余部30万人，占据中原腹地，“挟天子以令诸侯”。粮食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当时的历史条件是，许城周围有大片荒芜的农田，而且黄巾军一般拖家带口，还带有许多耕牛。于是，曹操于196年颁布了《置屯田令》，开始大规模屯田。
曹操的《置屯田令》规定：“持官牛者，官得6分，百姓得4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虽然百姓地租负担较重，但较为安定的生产和生活，仍能被当时百姓接受。这一制度解决了军粮问题。
为了保证长久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曹操开始着手进行赋税制度改革。
204年，曹操发布了著名的《收田租令》，规定“其收田租亩4升，户出绢两匹，绵两斤而已”。这一改革实现两大突破，即把汉代的定率田税改为定额田税，把人头税改为按户征税。
汉代田税曾经三十税一，一亩必须缴粮5升以上。而曹操的改革不论产量高低，一亩只缴4升，田税不与产量挂钩，增产不增税，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流民纷纷归田，农业生产得以恢复。
汉代“人头税”算赋、口赋是按人头缴纳的，百姓要卖掉产品换钱缴税，时常受到商人盘剥。但曹操采取了户调制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根据与口赋、算赋制，家庭的人口越多，交的税费就越多，若税费太重或不合理，就会限制人口增长。而户调制只规定一个家庭所交的税费，不管人口多少，而家庭如果人口多，则劳动力就多，收入就会增加，自然刺激家庭想方设法增加人口。
曹操还规定除百姓纳税外，一般豪强地主也要缴纳田税、户调。同时，注重加强管理，规定正税之外，其他不得再进行征收。
曹操具有鲜明的赋税负担均平思想。他在《收田租令》开篇即强调：“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指出不可放纵豪强兼并，转嫁赋税负担，使百姓贫弱。
他将税负是否均平的问题提到治国强兵的高度，认为如果人民负担过重，贫富相差悬殊。他明确规定，赋税的承担者不仅是普通百姓，一般的豪强地主也要按照土地顷亩和户口分别缴纳田租户调，不可以使他们有所隐藏。
曹操还主张加强赋税的征收管理。实行租调制的法令颁布后，曹操强调依法办事，严格贯彻租调制。他不仅带头守法，向国家缴纳赋税，还大力支持地方官员依法征税，打击违法的豪强，并重用严于执法的官员。
曹操赋税改革使魏国民心归服，军队衣食充足，成为三国鼎立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东吴赋税制度总体上继承汉制，但对汉制又有所创新。根据其征收标准和征收物不同，可分为租、赋、算、税四大类。“租”主要为田租，按田亩多少与产量高低相结合的办法分等级征收，以实物缴纳为主；“赋”主要有算赋、更赋，计口征收，所纳多为钱币；“算”主要有算缗、算赀、户赋，主要是对商人、手工业者、居民等征收的财产税，多按财产的多少分等征收，用钱币缴纳；“税”主要有关税、盐铁税或专卖、酒税或专卖、市税等杂税，一般按货物的数量多少征税，以征收钱币为主。
东吴对年龄高者的家属、残疾者，当发生天灾、帝王登基等情况时减免赋税，这些减免措施或多或少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