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晋时期，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社会十分动荡不安，但是社会物质生产仍在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西晋在赋税制度上实行占田制，实行户调法。
东晋允许贵族官僚占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赋税制度。
两晋时期，社会经济特点是江南迅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士族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商品经济水平较低，以及各民族经济交往交流的加强。伴随着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和军事上的变化态势，这一时期的赋税制度和徭役均体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色。
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统一中国后，于280年颁布《占田令》，首创“户调制”。
此令在占田制的基础上，规定赋税的数额。
所谓占田，是指一般民户可以按人口占有和使用的土地数额，课田是按丁承担租税的土地额。占田并非由国家分配土地，只是允许民户自行垦占，无论占田是否达到法定标准，都必须依照规定的课田数交纳田租。
《占田令》包括占田制、户调制、限田制以及官吏占田荫户制。
占田制也叫占田课田制。它规定：男子一人占田70亩，女子一人占田30亩；其中丁男16岁至60岁为正丁；课田50亩，丁女占田20亩。次丁男13岁至15岁、61岁至65岁，占田20亩，次丁女及老小没有占田。“次丁”是指承担部分赋役的未成年或老年的男女。
在纳税额度上，《占田制》规定：有50亩地者，收租税4斛，即每亩8升。除田租外，还要缴纳户调，丁男做户主的，每年缴绢3匹、绵3斤；户主是女的或次丁男的，户调折半交纳。《户调制》规定：丁男为户主的民户，每年纳绢3匹、绵3斤，丁女及次丁男为户主者减半交纳。《限田制》规定：官员一品可占田150倾，以下每低一品减田5顷。官吏占田荫户制规定：第一品官可以占田50顷，以下每品依次递减5顷，至第九品占田10顷。荫庇佃客的数额为，自一品50户至九品一户。户调法有3个特点：一是以户为单位，计征田租和调赋，也就是把土地税和户口税合而为一，寓田赋于户税之中，不问田多田少，皆出一户之税。二是户调所征收的绢绵等实物，只是一个通用的标准，实际上当会按照各地实际出产情况，折合通过标准物计征，不会只限于绢和绵。三是西晋征收的田租和户调，较曹魏时征收田租提高了一倍，户调提高了半倍。晋武帝颁布户调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分土地，限制土地兼并，以保证政府的税收和徭役征发。户调式制度的实施，是晋代独具的一个特色，增强了西晋的国力。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北方劳动人民不断南迁，既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因为他们是侨人，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赋役上与土著居民不同。
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户籍上。两晋南朝时称正式户籍为黄籍。因侨人属不定居、无实土之虚悬流寓户口，皆无赋役。因此，黄籍之外出现了白籍。
流民涌向江南，住侨郡，持白籍，免除税役，这就必然要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必然要影响政府财政的收入，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土断因而势在必行。土断的主要精神是划定州、郡、县的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故称“土断”。因为赋役跟随户籍，故而土断的核心是整顿户籍。
东晋的赋税实际分为4段。自晋元帝至晋成帝“咸康土断”与“度田收租”之前为第一段。这段赋税制仍旧是西晋之制。
第二段自晋成帝“咸康土断”与“度田收租”起，至376年改行口税止，是度田收租制度实行的时期。咸康土断将侨人包括士庶都纳入了黄籍税户之中。度田收租是亩税。
这段税制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王公贵人免税及荫亲属的特权。但他们仍可免役，比如后来376年实施的在役之身可免税政策。
第三段自376年改行口税起，至383年淝水之战后增百姓税米前止。在这段中，东晋除了将亩税改为口税外，还创立了在役之身可免税的制度。
役包括劳役与兵役，正在服役的人可以免除口税，对于农村与军队的稳定，都有一些作用。东晋用以打胜淝水之战的北府兵，都是在免税之列。
第四段从淝水战后增税米起，至东晋灭亡止。这段时间的赋税特征是，税米及布、绢、丝、绵都是以户为单收征收，而且按赀产分等征收田租、户调办法，也就是九品相通。这阶段的一个变化是服役者不能免调。因为形势吃紧，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东晋的赋税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实物赋税取代了货币赋税，以户为单位和以丁为单位并重，妇女授田和纳税，适应了大户隐占人口的现实，只能按户征收才有保证。
二是户等的评定采取“九品混通”的办法，即按照资产评定户等，依户等高低纳调，但大户合适。人多丁多，还可依附人口，户调则按一户计算，不是太大的负担。
三是东晋的租调税额取十分之一，率亩税3升。原来是以丁租为主，现改为丁租与亩税并举，按田纳税。但遭到大家族豪强的反对和抵制，后来又实行口税制，依附人口自然不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