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经济文化繁荣的隋唐，宋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朝是我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在宋代，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有了进一步加强。在城市建设上，那种传统的坊里制度逐渐被打破，出现了临街设店的景象。而在我国商品流通的历史上，产生并逐渐推广了纸币“交子”，“交子”的出现与应用，更是进一步推动了两宋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推动了商贸的大发展，奠定了我国商业的基础。
城镇的兴起是商业发展的结果，它是由贸易集市发展而来的。两宋发达的集市贸易在城市商业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两宋城市在前代城市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出现许多新特点，致使宋代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时期。首先，宋城继承和发展了自唐都长安以来的我国古代大城市建设经验，城市规划相当科学，城市功能区划清晰合理。其次，宋在城镇规模上空前盛大，人口繁密，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人口达百万以上。再次，城市商业职能强化，两宋时期城市工商业空前发达。城市的发展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商业对宋代城市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代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促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是第二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手工业方面，两宋时期也较隋唐发达，门类的不断扩大，以及分工更加细密。主要表现在矿冶、陶器、造船、兵器、纺织、造纸、制盐、制糖等。而空前发达的海外贸易，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加速了贸易口岸城市经济的发展。
由于商业的快速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有了进一步加强。在宋代，我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这一时期许多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已逐步演变为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城市类型开始多样化。
从经济角度看，两宋时期的经济性城市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工商型城市、商业型城市和手工业型城市等类型。例如，北宋时期开封是重要的工商业都会，南宋国都临安等地是当时全国最主要的丝织业中心。新的城市职能与新的城市建设相互促进，商业职能的强化对城市商业配套设施提出更高要求。两宋时期城市建设上最大的特点是城市布局打破“坊”、“市”界限，商业活动不再受区域限制。
在唐代达到顶峰的里坊制度逐渐松动瓦解，坊墙被突破，街道的商业形态诞生并带来了蓬勃丰富的城市生活，并出现了夜市和早市。到北宋中期以后，一些城市的中心形成了商业街，逐渐形成了商业街交织连贯的商业格局。
当宋代坊墙被打破，坊的管理制度不再存在时，城市的肌理在人的认知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业的发展促使城市商品运输交通的发展，水陆交通发达为人类封建史之最。
北宋都城东京的居民已面街而居，在街上开设店铺，出现了工商与居民杂处的局面。以后，随着店铺的日益增加，形成了若干条商业街，商业街成为主要的贸易场所，终于取代了昔日的市。北宋东京彻底改变了唐以前的坊市制度，开辟了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商业发展史的新阶段。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自五代后梁建都以后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
开封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城内著名的酒楼、姜店、药店、班楼等林立，诸酒肆瓦市，不因风雨寒暑而停，有的甚至通夜营业。
东京城内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很翔实的记载。
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府，称为“行在所”，是南宋的政治中心，全盛时人口达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南宋时，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也更为繁荣。
新兴的商业镇市已彻底改变了旧有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强烈的商品意识在社会中滋长与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崭新的都市文明从此诞生。
在临安城内主要的商业街市上，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尽集于此。以至在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等地店铺林立，人头攒动。
南宋孟元老所著的《都城纪胜》中，记载和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临安城所需米“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商船买卖往来，不绝河道。
这些是临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产地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当时的商业盛况，在其他史籍中也有记载。
开封、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商业市场。其他城市则是各路首府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该路的政治中心，大体上也成为路内最繁荣的商业市场。
在当时，各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业繁华程度。
1077年，各路府州县及镇市的商税额，23路首府的商税额相差较大，以两浙路首府杭州最多，达8.2万多贯，而最少的广南西路首府桂州只有6600多贯，还不及杭州的十分之一，大多数路的首府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
从各路所属州、府城市及镇市“商税额”的情况来看，长江流域的商业最发达，其次为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最不发达。长江流域中最发达的是太湖流域，除杭州外，两浙路所属的苏州为5.1万多贯，湖州为3.9万多贯，秀州2.7万多贯，常州2.6万多贯，润州2.5万多贯，江南东路首府江宁府4.5万多贯。
另一个发达的地区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成都府城6.7万多贯的商税额，在23路首府中居第二位。附近的汉州为4.8万多贯、绵州为5.4万多贯、彭州超过3万贯，而且这些府州属县包括少数镇中有不少超过1万贯，成都西南不远的广都县更达到2.2万多贯。
上述这些情况，不仅反映了南宋时期川西平原经济的发达，更直接反映了城镇商业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