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蒋介石又发出了第二份电报。他对朱德8月16日电报中所提的批评作了辩解，并倒打一耙。电文说：
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
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
接着，蒋介石又在这份电报中重申对毛泽东的邀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已得到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的报告，知道毛泽东无意赴重庆谈判，于是，他一反常态，佯装高姿态，反而邀请得更加热烈了，他说：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接到蒋介石的第二份电报后，中共中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决定先让周恩来去重庆一趟，看看蒋介石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然后再决定毛泽东是否去重庆。于是，8月22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发出了第二份复电：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之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蒋介石自给毛泽东发出两份电报之后，就在紧张地注视着延安方面的动态。
连续接到蒋介石的两份电报，为了决定毛泽东是否亲自去重庆谈判，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很快就要离开延安奔赴作战前线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宜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他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介石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
对于毛泽东是否亲自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周恩来说：“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当然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
朱德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
会上，陈云、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都发了言。毛泽东最后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他又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一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到一批小的，失去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份电报又到了。电报说：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8月22日）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8月24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发出了第三份复电：
蒋介石先生鉴：
梗（23日）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从这一复电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这时已经作出了亲自去重庆的决定，但仍计划让周恩来先行一步，至于他本人何时动身，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
8月25日早晨，在延安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离开延安，飞往各战略区前线。
就在这一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了延安。
毛泽东等七位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毛泽东何时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立即去重庆。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争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还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所以决不要怕”。
当毛泽东要亲自去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开后，不仅一些地区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担心毛泽东的安全，纷纷发来电报劝阻，就连延安的人民群众的心也像系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许多群众还聚集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窑洞前，请求毛泽东不要去重庆。为了统一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通知指出：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毛泽东还指出：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蒋介石得知毛泽东居然会答应亲自来重庆则吃惊不小。他原先一直估计毛泽东不会亲自来重庆，企图借此捞一些政治资本。
不料毛泽东出乎意料地同意来了，蒋介石只得派人作紧急准备。
并于8月26日给毛泽东发出了第四份电报：“顷闻先生可偕周恩来先生同时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同赫尔利将军明日乘专机来延速驾，特电先闻。”
8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坐的用于接毛泽东去重庆的美国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上。
8月28日下午3时37分，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
山城重庆顿时沸腾了起来。紧接着，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延安以后，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刘少奇在延安忙了起来。摆在他面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迅速抢占东北。
早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已考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东北的问题。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份电报中就这样写道：“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多次谈到东北问题。5月，他说：“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有了基础，也就是说决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也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块整个的地方。我们要有包括东北在内的一块整个的根据地。这就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胜利有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还提出：“要准备二十到二十五个旅，十五万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6月9日，他又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1945年8月10日，日本发布乞降照会的当天，毛泽东就致电山东的罗荣桓、黎玉等，命令“万毅部东北军人数、战斗力与干部配备状况请查明，即告并待命调动”。
8月11日，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第三天，朱德在一命令中指出：“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伪满军投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正当中共中央派兵进入东北的时刻，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一些协定，保证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政府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确认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有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并准备把占领的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并没有放松进入东北的准备工作。8月18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黎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万毅支队即调东北，经河北至热河边境待命。该支队现有二千五百人，汰去老弱及开小差者外，能有一千五百人到达目的地即好。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部。万电台与军委联络。”
8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冀察晋分局的电报：
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冀察晋分局：
红军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率三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山东之两团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
每团官兵不得少于一千五百。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三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必须有良好之纪律。配备及出动情形望报告。
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三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
中央军委未号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派千余名干部在林枫率领下去东北，万毅等所率部队仍在热河待命，可去东北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以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这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电报中重申了这一思想，指出：“东北四省为中苏条约规定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