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毛泽东离开延安到达重庆后，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先只能派干部暂不派部队进入东北的想法。8月28日，朱德在延安为即将去东北开辟工作的干部作报告时指出：
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占城市，我们占乡村。有同志这几天看到苏联和蒋介石订了条约，有些灰心。
过去以为苏联会大大帮我们一手，现在失望了。这是因为过去希望过奢。但是要知道有个条约，东北的工作还大得很。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当然可以管，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不要我们管。现在要派五万部队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也指出：东北“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部队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
8月29日，即毛泽东离开延安的第二天，刘少奇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山东分局发出了一份电报。指出：
由于中苏条约明确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如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活动，只要它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最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苏联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因此，刘少奇要晋察冀与山东应派得力干部带电台到苏联红军后方了解情况，随时报告。同时要求“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还要求晋察冀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进军东北的部队和干部应迅速出发，“但要用东北地方军和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进入东北，不要声张，不要发表消息……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接洽与联络……”。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虽然早已有争取东北的预案，但由于对东北的情况还不大了解等因素，因此还未最后定下派大部队前去争取东北的决心。
为了摸清楚苏联军队对于中共中央派部队进入东北究竟持什么态度，以及进一步了解东北的情况，中共胶东区党委派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一个连100余人带电台渡海到辽东半岛进行战略侦察。这时，尽管苏联还没有允诺中共领导的军队进入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刘少奇仍决定加大派部队进东北的力度。9月11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胶东区党委派吕易率一排武装乘汽船到大连与红军联系，现已返回，红军某少将与之非正式接头。据称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现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交待，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自动殴打日本人，并有自发组织。我在东北之抗日同盟会员，有大作用及活动。我一排武装在大连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亦不成问题。胶东已决定派两个营及百余干部即去东北。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已电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由萧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
为适应这一部署，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派一个“有名的军事指挥员”和一名“最高负责人到东北去领导。”
9月13日，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初步拟议彭真、程子华等人前去东北，“组织东北中央局，以彭为书记，以便迅速开展东北工作”。
当天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同意。
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六人乘苏军的飞机离开延安前往东北。
9月17日，彭德一行飞到山海关时，飞机出了故障，降落时，彭真、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都受了伤。
对于这次意外事故，伍修权后来回忆说：“由于苏联飞行员的疏忽大意，飞机在路中段降落下来，结果一下子冲出了跑道，直插到一块稻田里，机头栽进地，机尾高高地翘了起来，机身几乎成了垂直状态，将我们这批乘客连同装运的东西，全部倒进前舱，我和段子俊、莫春和同志被撞成了轻伤，彭真同志的头部也受到了撞击，叶季壮同志受伤最重，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一齐压到他腿上，使他吃了不少苦头。陈云同志是幸运者，当飞机出事时机舱前门被撞开了，他被一下子推进驾驶室里，居然未受损伤。苏联机组人员马上将我们一一请下飞机，叶季壮同志是抬下来的。正在我们狼狈不堪时，远远地奔来一些八路军同志，带队的是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他们看到一架苏联飞机降落后遇险，立即赶来接应。
他们马上把我们安顿下来，表示了欢迎和慰问，并找人为我们检查治伤。
飞机是不能坐了，第二天只好改乘火车。9月18日，到达了沈阳。
中共东北中央局的成立及其进入东北，为迎接中共中央大规模调干部和派部队进入东北作好了准备。
这时，蒋介石也急于抢占东北，在美国的帮助下，他的军队正加紧从数千里的西南运兵前往。
时间十分紧迫，中共中央只有抢在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东北以前，派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才能取得抢占东北的主动权。9月17日，刘少奇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发出了一份电报，指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即将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傅作义尚未遇到我之打击，胡宗南在敌人掩护下完全可能进入平津，冀东尚有伪满军五个旅及本地伪军共约五万人，华北、华中、山东伪军尚多。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怎样进行战略部署呢？刘少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李）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
在这一电报中，刘少奇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后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最初提法。
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这一电报后，于9月19日立即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并寄予了高度的信任。毛泽东指出：完全同意提出筱（17日）电所提战略部署，苏南、浙东、皖南主力迅速即开，冀东屯兵五万，并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及军事领导机关，人选请你们考虑。
建议由政治局形成决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
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刘少奇立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的重要领导人共18人参加了会议，集中讨论了将原来中共中央决定的“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改变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刘少奇说：“我们今天的方针应确定，这是最重要关头。方针即刚才这一电报上所说的——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搞得好，苏也可掩护我们。仅有苏联帮助，不成功。要我们有决心，有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了，以保障这一块，才有可能。”“是否有危险性——‘两头塌’？可能。但赶快动作，利用时机，还可能实现。”“因此，我们要当着（成）全军全党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现在问题就是快的问题，一刻千金。
大缺点就是没有飞机，时间太迫促，干部走得慢。因此，可能做到，但保证难说。危险有一点，但只要搞到了冀东与满洲，劣势总比无势好。因此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将战略方针的提法确定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和毛泽东的安排，刘少奇提出调整全国兵力部署的具体计划：苏南主力撤退，王震部回来；山东第一步调6万兵出来，3万去东北，3万去冀东。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萧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罗荣桓调东北。新四军到山东，陈毅、饶漱石到山东成立华东局；华中由邓子恢、谭震林等人成立分局去坚持，归华东局领导。东北局现已去了东北，再派5万军队去，各地送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在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武装。
当天夜里，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的电报，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提出的所谓“向北发展”，就是大力发展东北、华北，力争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支持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向南防御”，就是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力完成向北发展的任务。
随着“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以及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号令的下达，从各个解放区抽调的部队和干部立即像潮水一般涌向东北，形成了有史以来少见的十万大军闯关东的壮观景象。
当时，延安把所有能够派出的干部都抽调到了东北，除由林枫、陶铸等带领的800名干部到达东北外，同时到达的还有张平化、倪志亮、程世才、袁任远、雷经天等。不仅如此，中共中央派出的由李富春率队的第二批延安干部也正在赴东北的途中。西北派去东北的部队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黄永胜率领该旅第1团和教导第1旅第1团共3350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000人和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朱瑞和政治委员邱创成率领的炮兵学校1069人他们奉命于9月初分批奔赴东北，经晋北、察热地区，于11月12日到达辽宁的阜新、沈阳地区。一些原执行“向南发展”任务兼程南下的八路军部队也掉头向北进发了。如第359旅自1944年王震率领部分人马组成南下支队深入湘赣边界地区后，其余部3300余人于1944年4月在刘转连、晏福生率领下，组成南下第二支队，另有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文年生率领的警备第1旅，两部合计6300余人也风尘仆仆向南疾进，计划与王震会合。9月中旬，当刘转连、晏福生、文年生率部行进至河南林县时，突然接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命令，要他们掉头北上去东北，并指示放下重武器，轻装北进。9月中旬，刘转连、晏福生部3300人从河南林县出发，向东北挺进，10月底到达本溪、抚顺地区。10月中旬，文年生部3000人也到达锦州地区。可以这样说，中共中央为了抢占东北，抽空了陕北和其他一些解放区的干部和部队。
再说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的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
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双十协定》。
10月11日晨，毛泽东同蒋介石作了最后一次商谈。蒋介石明确表示，在解放区的问题上他不再让步，毛泽东则告诉蒋介石，他返回延安以后，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继续商谈，努力解决《双十协定》未能解决的问题。
上午9时左右，毛泽东同蒋介石最后一次握手，道别后，即乘车离开山洞林园，赴九龙坡机场，登机飞返延安。蒋介石再一次派张治中护送毛泽东回延安。
毛泽东乘坐的飞机到达延安时，在机场受到了两万多党政军民的盛大欢迎。
《双十协定》签订以后，毛泽东对国内和平抱有极大的希望。
在返回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时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而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会谈公报不可。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
事实上，蒋介石对和平谈判根本就没有诚意，他只不过是把和平谈判看做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准备内战的一种手段。所以。
《双十协定》的签订，不仅没有驱散神州大地上内战的烽火，反而有越燃越大之势。
让我们看一下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前后的另一副嘴脸吧！
9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本日为革命第一次在广州起义纪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实为本党五十年光荣与胜利的一日。然而东北失地，仍在俄军之手，而且新疆各重要地区亦皆为俄国傀儡。哈匪着着叛乱……因之迪化演成风声鹤唳，朝不保夕之局。而且外蒙问题亦未解决。国耻重重，可说抗战以来局势未有甚于今日者。故人以为荣，而余则万分忧辱，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未成功。
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党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
9月17日，蒋介石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了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
9月20日，蒋介石又给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一份绝密电报。电报说：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
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