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汉族，山东登州人，祖籍安徽定远。明代着名抗倭将领、军事家，与俞大猷齐名。其父戚景通任漕运官员（今山东省微山县鲁桥镇）戚继光亦出生于此地。率军之日于浙、闽、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历十余年，大小八十余战，终于扫平倭寇之患，被现代中国誉为民族英雄，卒谥武毅。世人称其带领的军队为“戚家军”。有多部军事着作及诗作传世，戚继光纪念馆现为福建省爱国教育基地。
戚继光出生于明朝中叶嘉靖年间，当时东南沿海的倭患十分严重，北部也经常受到蒙古的侵扰。明朝建立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代（1336-1392），南、北朝廷及守护大名除互相争战外，还不时侵扰中国沿海。北朝统一日本后，失败的南朝武士流落海上，对中国沿海的侵扰更趋严重。到嘉靖时期（1522-1566），由于明政府停止对日贸易，倭患的严重达到顶峰。蒙古族是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元、明以来，散居内地的蒙古族已逐渐和汉人融合，但居于漠北的蒙古族仍然过着游牧生活。元朝灭亡后，他们多次南下掳掠，对明朝构成巨大的威胁。但是在当时，朝廷比较重视北虏（蒙古），认为蒙古骑兵比东南倭寇的威胁更大。
日本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倭，来自日本的海盗因此被称为倭寇。四出抢掠时，常分成几队、十几队甚至几十队，以当地奸民为向导，用海螺号互相联络。刀枪磨得雪亮，且大多用武士刀，杀伤力极强。擅长近身格斗、火枪射击，惯于设伏偷袭，常用川字或一字长蛇阵。由于当时明朝军队腐败，明军时常吃败仗。
戚继光祖籍河南卫辉，出身于将门世家，父亲戚景通武艺精熟，为人正直，忠于朝廷，为子孙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因受家庭的影响，戚继光从小就喜欢军事游戏。戚景通对儿子期望很高，亲自教他读书写字，练习武艺，经常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戚继光不仅获得行军打仗的真实学问，还养成了良好的品质，树立了高远的志向，为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
元朝末年，六世祖戚祥迁居安徽定远，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农民军，随其部将朱元璋转战各地。明朝建立后，戚祥战死于云南平元朝之战，明政府追念他的功劳，让其子戚斌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为明威将军戚家又搬回了山东。自戚斌至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历五代近一百四十年，一直袭任这个职位。戚景通袭职后，任过都指挥、大宁都司、江南漕运把总，还在禁军神机营中任过职。
嘉靖七年闰十月初一（1528年11月12日），戚继光出生于山东微山西北的小镇鲁桥，第二天阳光灿烂，戚景通于是给儿子取名继光，希望他继承祖上的光辉，并发扬光大。
有妻王氏，会武艺。戚家军抗倭初期，戚夫人曾经组织老弱妇孺守卫新河城，打退了倭寇的进攻。因王氏不能生育，戚继光纳有三名妾侍，共育有5子。
戚继光虽是一代名将，但史籍中也有其为官“并不清廉”的记载。《明史》本曾评价俞大猷和戚继光：“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意为：“戚继光的品行操守不如俞大猷，但果敢坚毅更胜之。”
戚继光留下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让明朝将领李如松受益匪浅，成为与“倭寇”作战的第一手资料。
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还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更不大事声张。他的部队保留了古老而朴素的农村作风，有时也和卫所内来自军户的部队并肩作战。他们日常的军饷，大体和在农村中充当短工的收入相等，但另设重赏以鼓励士气，一个敌军的头颅，赏额高达白银30两。
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戚继光周密而细致。在他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一些事情看来细小，却都在他的多方思量考虑以内，例如士兵在遇到敌人之前以小便为名企图脱队，或是情绪紧张而喉干色变。他还为火器规定了一个保险系数，有多少不能着火，又有多少虽能着火而不能给敌人以损害。他认为一个士兵如果在作战时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10％，可以在格斗中取胜；用上20％，可以以一敌五；要是用上50％，就可以纵横无敌。这种考虑丝毫也不是出于悲观怯懦，而是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位高级将领决不能姑息部下，也决不能姑息自己：在平日，他要求士兵作一丝不苟的训练，那怕伤筋断骨也在所不惜；在临战前，他就要求自己绞尽脑汁，以期准确地判断形势。
在临阵前的两三天，戚继光就要求侦察连每隔两小时报告一次敌情。他使用的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一目了然；如果有可能，他还让人用泥土塑成地形的模型。他的部队中备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没的时间表，当时虽然还没有钟表，但他用一串740个珠子的捻珠作为代用品，按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能够作这样精密的考虑，就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戚继光在1563年被任命为福建总兵，这是武官中的最高职衔。虽然如此，现实环境却很少允许他去制订整体的战略方针。可以说，他的部队始终只是一个战术单位。火器既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南方的水田也会使骑兵不能往来驰骋，所以无法创造出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复杂战术。就是步兵战术的范围内，他也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他所常用的战术是使用精锐突破敌人防御线中突出的一角。这些地方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地形有利，极难攻破。但是他的部队总是以出敌意外的方式迅速接近敌阵，迫使对方在慌乱中仓猝应战，而使己方从不利转为有利。获得这样的战果，端赖于平日严格训练下所养成的坚毅精神和适应各种地形的能力。此外，以伏兵制胜敌人也成为戚家军所独擅胜场，因为士兵的装备轻便，可以灵活地移动和隐蔽。
在作战中，总兵戚继光不惜初期接战的损失。经验告诉他，战斗无非是击破敌方的军事组织。如果以雷霆万钧之力，加于对方组织重点之上，则其配转运活的枢纽既被消灭，其全局必迅速瓦解。而对付倭寇这样的敌人，只要日本人被击败，中国方面的胁从者大多就会放下武器投降。
戚家军多次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威名远播，这种威名又促使士兵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可以在几小时内攻克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歼灭敌人。
戚继光作战的方针，一向主张占有数量的优势，速战速决。唯一的例外，则为仙游之役。当时仙游被围已一月，戚家军驰赴救援，血战于城外，双方坚持又逾二旬。至1564年1月倭寇大败而逃，戚家军穷追不舍，肃清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各岛的来犯者，至此才承认在中国的冒险没有便宜可占，因而逐渐放弃了继续骚扰的念头。剩下的海盗绝大多数已属中国人，他们在浙江福建一带也难于存身，之后就流窜到广东境内。用不着多说，本朝的抗倭战争业已大功告成，剩下的残余海盗当然有待于继续荡平，不过这已经属于中国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国际间的战争了。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着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戚继光的功成名遂，在16世纪中叶的本朝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他之能够一帆风顺，固然是由于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是得到一位有力者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位有力者就是谭纶。此人在文官集团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进士出身，长期在东南滨海地区任职，累迁至福建巡抚。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用兵之道竟然成了这位高级文官的专长。他常常以视察为名，随同部队亲临前线，有时会乘别人没有注意的时候突然出现于队伍的最前列。据说他有一次还实际参加战斗，弄得两肘沾满了鲜血。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个军事领导人的军功标准是部下斩获敌人的首级的数字，而谭纶一生所获得的总数则达21500。戚继光提出的募兵训练计划，得到谭纶的热烈赞赏和实际支持，源源供给戚继光的部队以足够的军需装备。戚继光之得任福建总兵，也主要出于他的推荐。1567年，谭纶升任蓟辽保定总督，负有防御京畿的重任。不久他就提议把戚继光调到他的辖区中担任最高将领，当然也不会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戚继光于1568年初履新，在蓟州任职达15年之久。之后谭纶虽然因为内调兵部尚书而离开蓟辽，并又死在尚书任内，但这已是在他和戚继光合作，把蓟州的武备大加整顿以后的事了。
本朝的军人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他们的部属在各自的防区内同时接受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指挥，而且不让他们经手供应给养。于是这些武将们唯一所能做的事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与战斗。虽说得到谭纶的一力支持，因袭的各种成例也不断给戚继光增加棘手的问题。即以他的官职来说，在调任之初准备授他为“总理蓟州军务”。以一介武夫而总揽全区部队的指挥调度之权，当然会大干物议。北方的边镇和南方的军区情况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天时亢旱，蒙古的骑兵部队就会按照他们的成例犯边掠夺。他们的军事特点在于流动性和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在集中来犯的时候，一次可以动员10万名骑兵，当时俺答曾经把各部落联成一个大同盟，东西连亘2000里，使官军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