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1569——1625），明末将领，字飞百，号芝冈，汉族，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进士。由推官擢御史，巡按辽东。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受命巡按辽东。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以兵部右侍郎代杨镐经略辽东，招集流亡，整肃军令，造战车，治火器，浚壕缮城，守备大固。熹宗即位，天启元年（1621年），建州叛军攻破辽阳，再任辽东经略。与广宁（今辽宁北镇）巡抚王化贞不和，终致兵败溃退，广宁失守。因当时王化贞是东林党人叶向高（当时首辅）的弟子，所以熊廷弼被东林党人背黑锅。五年（1625年）被冤杀，并传首九边。
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从此崛起，成为一支不可遏止的政治力量，并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明对此虽并非毫无认识，然万历朝“天子又置万几不理”，“漠然不闻，致辽东大坏”。明在辽东的势力被不断削弱，却必须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允许后金向前发展，更不能让他们迫近京师，危及社稷。此种对立及其发展必然激化为战争，于是辽东之争就势在必行了。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一举攻陷辽东重镇抚顺。明廷震惊，方意识到“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危急。”四十七年正月，任命杨镐为兵部侍郎经略辽东，兵发四路，进攻后金，师期为三月二日。于是历史上有名的萨尔浒战役爆发了。战争从三月初一至初五，历时五天，努尔哈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军四路出师，三路败北，文武将吏死310余人，军士45800余人，名将杜松、刘铤均力战身亡。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第二年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赴辽东任之前，熊廷弼已经做到了大理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
之所以起用熊廷弼，是因为他在万历三十六年曾巡按辽东，情况比较熟悉。但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杨镐兵败的后遗症。明廷对辽东的形势缺乏正确判断，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小看了后金的力量，以为努尔哈赤像万历朝早期的蒙古部落勃拜、云贵土司杨应龙一样，只要明军大兵压境，势必土崩瓦解。在“大彰挞伐，以振国威。”的方略受挫之后，既然进攻不成，遂改策略为防守。主守的方略自然更受重视。但一当后金退却，朝廷则又倾向于进攻，这种决策的不确定性，一直贯穿“辽左兵端”的整个进程，一直到崇祯年军事优势完全丧失，彻底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之时。
当时方从哲为内阁首辅，朝政为浙党掌控。而熊廷弼主守的策略与浙党主张背道而驰，与浙党是敌非友。杨镐兵败后，浙党大受攻击，起用熊廷弼实非其所愿，属不得已之举。熊廷弼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人才到山海关，就上书求兵求饷，告白说：“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熊廷弼是自负之人，按他的想法，既然任用他，朝廷就应该不遗余力地全力支持他，方略、兵饷、用人都应该照他的意见办理。但对于辽东是战是守，朝廷并无确定的国策，且朝野党争激烈，各派互相攻击漫骂，彼此掣肘，皇帝听之任之，漠不关心。大家关心的并非军国大事，而首先是私人利益和利害冲突。所以也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性的决定。
熊廷弼上任伊始，未出京，开原失，“甫出关，铁岭复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所以皇帝见疏后赐尚方剑重其权，基本认可了他的建议。有皇帝撑腰之后，“廷弼兼程进，遇逃者，谕令归。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士。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整顿军纪之后，又加固防线，“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随后，又建议“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一年时间干得有声有色，颇有成效，“辽东人心始固”。熊廷弼也一时踌躇满志，意在打造一条坚固的塞外长城。
不过，虽然熊廷弼确实治理有方，但并非一人之功，也不全是如后人所称许的全靠经略有方，使后金无隙可乘。这里面有努尔哈赤的大力“配合”。就在熊廷弼忙于整治边防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闲着，而是征讨平定东北的其他部落，先指挥骑兵数万人马直奔金台失部的营地，激战一日将其消灭。接着又挥兵攻打白羊骨部。后金大兵突至，门千骨部穷途末路被迫投降，头目被杀，叶赫部落从此灭亡。此后，其他如抄化、暖兔部落等，也相继被收买分化。联络叶赫等部牵制后金，这本来也在熊廷弼的算中，可惜那时他自顾不暇，无力相助。这样到万历四十八年，除朝鲜尚未归顺外，努尔哈赤已基本平定东北各部，势力日盛。
而在辽东布防的熊廷弼却面临大量难题。首先是兵源，按他提出的守备计划，至少需18万军队，尽管朝廷给予了配合，从四川、云贵等地均调兵入辽东增援，但实际数目也就十二、三万左右，且大多未经战阵，素质不高。新兵更是三天两头开小差，由兵部赞画主事刘国缙招幕来的新兵，被派往戍守镇江、宽甸、清河等要地，没多久几乎全部队伍都逃之夭夭了。
其次是粮饷，防守并非易事，是相当花钱的。《明史纪事本末载》，万历四十七年，天下加赋八百万，辽饷三百二十四万，另征车三万七干辆，牛七万四千头，加上打造器械、修缮城堡，构筑工事等费用，辽东饷总计每年五百多万。而这费用到崇祯末年，激增至九百多万。如此一笔军备开支，对经济衰退，正走下坡路的明朝，实为一大极为沉重的负担。而这大笔费用当然是“取之于民”的，这种竭泽而渔的盘剥让社会矛盾和冲突更为激化，反过来又使经济加速衰退，形成恶性循环。可以断定，以明当时之社会、政治、经济局面和事态，如熊廷弼设想的那样加固城垒，分兵布防，镇守要地，相机出击，在辽东构筑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坚固防线根本难以实现，充其量不过一条中看的“马其诺”而已。
此外，辽东战事当时为朝廷官员们的一大炒作对象。来往于朝廷的书信、奏章满天飞扬，大多是大话连篇的愚腐之见，纸上谈兵之荒谬言论，或于事无补的道德文章。且朝中党争激烈，大臣们以对骂为职业，以打倒政敌为目的，于国事未必真正关心。相互攻讦，彼此掣肘，结果是谁也干不成事情。礼教立国，文官治国的制度，一到政治严重腐败的时候，一切丑陋卑劣全都显露无遗。
因此，熊廷弼的免职也就在所难免了。
熊廷弼其人，虽早年乡试第一，倒也并非文弱书生。《明史》称其“有胆知兵，善左右射”。然而熊廷弼性格暴躁，心胸狭窄，且眼高于顶，盛气凌人，“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尽管早年官运亨通，那是靠考试和学问换来的，一旦独当大任，成为焦点人物之后，这种与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为人准则和官场处世规则背道而驰的特立独行，傲慢自负，就成为了别人攻击的靶子。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熊廷弼后来的遭遇与其性格弱点有极大联系。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熊廷弼下令免去兵部赞画主事刘国缙，原因是刘国缙主张用辽人，但熊廷弼却坚持认为辽人不可用，于是二人争吵不休，乃至各行其是。后来“国缙主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余人，逃亡过半。”熊廷弼就以此事上闻，使刘谪官。当时巡按辽东的言官给事中姚宗文，与熊、刘本是旧相好，老交情。“廷弼为御史时，与国缙、宗文同在言路，意气相得，并以排东林、攻道学为事。国缙辈以故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所以，姚宗文回京之后，“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驱逐熊廷弼的风潮、由此推波逐浪，愈演愈烈。
当然，熊廷弼不是好欺负的，说到攻讦，他也是个中高手，早年就有过“与巡按御史荆养乔相讦奏。养乔投劾去”的战绩，巡按辽东时也曾夸大其词，指责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弃地驱民”之过。他反唇相讥，说姚宗文等在辽东战事不利时，“各楸然禁声，不敢进一战字。比见臣收拾才足，而楸然者又复哄然，急急责战吴。毕竟矮人观场，有何真见？”不过，姚是浙党人，背后有人撑腰，而熊廷弼以其个性，得罪人多，也不会与任何一党有密切关系，又远在关外，故而孤掌难鸣，支持者寥寥。最终皇帝“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但倒熊官员们并不善罢甘休，继续上书指责，“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把熊廷弼气的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干脆撩挑子不干了，上书自称“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朝议商定之后，同意让熊廷弼辞职，以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兼前职，代为经略。
不过熊廷弼是一头犟驴，不到南墙不甘心，尚不肯罢休。心想老子辛苦了一年，好不容易才把辽东治理成这个样子，这么便宜就让那帮鸟人修理了，真他妈窝囊。天下岂能有这等不公之事？于是，天启元年，熊廷弼上疏要求调查其辽东过失，因为冯三元、董应嘉、张修德等人攻击最激烈，熊廷弼即奏请让这三人来调查。因有人反对，于是改命兵科给事中朱童蒙负责调查，调查报告更为离奇，“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呵呵，百姓拥戴也是罪过，那样将置君恩于何地？）最后的结论还是不错，“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
就这样，事情不了了之，熊廷弼功罪相抵，被闲置待用。尽管有文武之才，战略眼光也远胜同僚，但说到政治手腕，圆滑变通，熊经略却真是幼稚如童子。
接替熊廷弼的辽东新经略袁应泰也为浙党，虽授任时“即刑白马祭神，誓以身委辽”，欲有所为，然缺乏兵机才能，虽在边有年，却因视野所限，未能另创宏观规划，又鉴于熊廷弼治辽之规虽有成效，却为主政党人所不喜而得咎，故为自家前途计力图迎合浙党，而对前任规划“多所更易”。熊氏以严治军，他则“以宽矫之”，又招降蒙古饥民补充军力，安插于辽、沈，“进谋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