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宜兴老城东隅的东关桥南边，坐落着两座祠庙，分别祭奠着宜兴历史上前后出现的两位旷世英雄，一座是周王庙，另一座是卢忠肃公祠，前者的主人是周处，后者的主人是卢象升。对于周处，因其斩蛟射虎的千古传奇，在宜兴真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每到相关的“时辰八节”，周王庙里自然是香烟缭绕，祀者接踵。而就在数丈开外的卢公祠[宜兴人习惯称其为忠肃祠]则常常是大门紧闭，孤寂地守在蛟桥河旁，默默地凝视东去的氿水。而这，正象是它的主人——明末大英雄卢象升本人的秉性，虽说是旷世奇才，然毕竟要在孤寂中渡过一生。
研究历史的人都喜欢比较，在卢公祠里就有一幅非常耐人寻味的挽联，上联曰：无嗣昌不过郭汾阳，下联曰：有廷麟乃成岳武穆。前者是将卢象升和唐代“战神”郭子仪相比，说如果没有杨嗣昌，卢象升也许会功成名就，但只不过象当年的郭子仪，封个什么“汾阳王”之类；后者则更道出撰者的“良苦用心”，也许正是因为有了杨廷麟，成就了卢象升象岳飞一样的不朽英名。无独有偶，清代黄道让在挽湖南提督塔齐布时撰了一联，曰：“溯七百余里潭州，八日捷，五日更捷，何物井蛙自大，妄说飞来，奇哉今古双忠武；数三十九岁名将，岳家哀，卢家尤哀，惟公戎马善终，允府恩遇，傀杀宋明两思陵。”此联中的塔齐布和岳飞、卢象升一样，虽只都是三十九岁，但都英名盖世。黄道让认为，和岳飞相比，卢象升更值得后人“哀悼”。当然，历史就是会有许多让人想不通的巧合，三十九岁的名将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三国时的马谡、五代十国的周世宗柴荣、宋代的岳飞，与卢象升同时代的李自成、郑成功、多尔衮等等，虽说只是在人世上匆匆而过，但都像流星在大历史的天际划过一道刺目的光束。
历数这些遭遇类似的“悲情”英雄，卢公的才能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其足智多谋、其雄才大略、其盖世武功、其忠肝义胆，和任何人比是毫不逊色的。卢公之才，一是能文、二是能武。卢公之能文，一是能科举及第、二是能抚民安邦；卢公之能武，一是能征能战、二是能谋能帅。在明一季，他是一位不让任何人的“能臣”、更是一位当世无人能及的“武将”，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像这样的英雄寥若晨星。然而，历史将其安排在“明末”这一悲壮的落幕，和崇祯帝、洪承畴、杨嗣昌、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多尔衮等各色英雄豪杰同台“较智”、“竞技”，由于“角色”相对一般、出场时间相对短促，更由于大明的“落幕”过于仓促，卢象升的最后表现尽管十分出彩，但基本没有得到什么“掌声”，让这位“超级”英雄显得十分的孤独和寂寞。
卢象升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生在我市西南山区的张渚茗岭，字建斗，又字斗瞻、介瞻，号九台。祖父叫卢立志，万历十三年[1585年]举人，历任南康[位于今江西省南部]、仪封[位于今河南兰考县]两知县。父亲卢国霦，邑诸生，母亲李氏。卢象升小时十分孝顺，七岁时母患心病，象升“昼夜反侧”，以分担母亲的痛苦，直到母亲病愈。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三岁的卢象升在宜兴城中就读，[按当时情形，应该是在明道书院就读，也就是东林书院设在宜兴的“分校”，与周延儒是“校友”。]当时宜兴城到卢家有七十余里路程，有一天傍晚，象升听说父亲生病了，随即单身匆匆忙忙往家赶，出宜兴城到茗岭山区的路十分危险，有许多“深谷丛篁”，确是虎豹出没之所[建国后，宜兴茗岭山区还有打死幼豹的记载]，卢象升毫无惧意，到家时已经鸡鸣天亮了。在《重刊宜兴县旧志》的英烈传中，还记载了另一件有意思的事，说卢象升小时候随其爷爷“赴南康任”，他爷爷不慎“失足堕江中，闻疾呼，扶兵部尚书出，因得附片木以免。”幸亏年幼的卢象升，拉着当时的兵部尚书救了爷爷一命。当然，当时的卢象升也许做梦都想不到，日后的他竟然自己也当上了兵部尚书，也许是冥冥中的“天注定”了。从以上种种记载中可以看出，卢象升打小身上就有一种胆大无惧、敢作敢为的气质，同时还不乏尊长孝亲、勤学上进的传统美德。这在世风日下的明末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
在勤学“科举之道”的同时，卢象升还有一种异乎常人的喜好，就是“常习武、好兵法”。《明史·卢象升列传》里说：“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尽管长得白嫩而清瘦，但天赋神力，本身就是一付“文武兼备”身板。在熟读四书五经之余，“纵观古将相名臣兵略”，这在同辈中显得确实有些“异类”，所以大家都嘲笑他，但象升从没有因为人家的看法而改变。一旦读书有空，他便用心学习“骑射”，一直坚持“文武兼修”，当年他的那把练功用的镔铁大刀，现在仍保管在宜兴的太平天国辅王府中，重有一百三十多斤，足以说明，卢象升是天生神力、武艺超群，而且，自幼对历代兵法就有涉猎和研究，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将奠定了基础。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十七岁的卢象升“补博士弟子员”，天启二年（1622年）[《重刊宜兴县旧志》载元年，误。]春闱中进士及第。当他如释重负、载誉荣归途中，路过江淮名都扬州，有“冶姬”[美妙女子]见到风度翩翩的卢象升，“年少高第，愿委身焉”。然卢象升不为美人所动，说：“我怎能把我的精神消耗在美人身上呢？”当即就拒绝了。在此，我们又见到了卢象升的真正英雄品质，就是“能过美人关”。应该说的是，当时社会的风气是非常“开放”、甚至开放到了有些过分的地步，娶“美人”甚至所谓“艺妓”似乎是所有“士大夫”的爱好，这类“风流韵事”在明末俯拾皆是，不久之后的陈圆圆就是着名一例。应该说，在“人心不古”是污泥里，卢象升还是坚守着中国传统士人的良知和做派的。
然而西北的乱子实在太大了，捂是捂不住了。崇祯三年（1630年），“流寇自秦蹂晋，蔓延猖獗”。卢象升考虑到山西和北京畿辅相距不远，于是经常亲自深入实际，“巡属境，葺城池、修楼橹”，并组织山居百姓依险立寨，一面准备赀粮、器械、炮石、擂木等作战器械，一面让百姓在防御工事内抓紧组织生产，以应不时之需。对于那些无险可守的平原乡村，则采用“并村”的办法，“合小附大，凿渠筑垣，其余一如山寨”，自己带着“天雄军”来回检查，以及时“申警”。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言官攻击杨鹤招抚不力，杨被逮捕入狱。洪承畴粉墨登场，洪很能干，手下的总兵曹文诏曾是熊廷弼和孙承宗的下属，骁勇善战，起义军在陕西难以立足，纷纷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流窜至京师南部和河南北部，“大略顺德、真定间，大名道卢象升力战却贼。”（《明史·李自成列传》）由于卢象升本人武艺娴熟、气力过人，加之“天雄军”训练有数、作战勇猛，农民军在与其激战，毫无胜算。此后，卢象升和“天雄军”一直与高迎祥、李自成等农民军作战，高、李等部屡为所破，连连遭受重创，所以对他极为忌惮。
《卢象升疏牍》里收录的一封家书里，记载着当时的作战情况：“流寇已至数万矣。西山一带，布满山谷，沙河、临洺、邯郸亦时时被其焚略。初八日，亲率马步兵一千六百人，至黄寺安抚，先遇马贼数十，俄而数百，俄而数千。倏忽之间，老营俱至。将士恐惧之甚，咸思散逃。立斩一人，狥于辕门。身自督战，斩贼首十四级，射打死伤贼百余人，我兵亦伤十三人，此可谓全胜，已经具题矣。”这里的记载表明，农民军的作战是流动性非常大的，而且神出鬼没，“俄而数百，俄而数千，倏忽之间，老营俱至。”这让明军害怕至极，好在卢象升确是一位非常能“治军”的将领，立斩一人，稳住军心后，“身自督战，斩贼首十四级”，卢象升只能以人格魅力来感染手下，身先士卒，与部下同甘共苦、悍勇力战，同时激以忠义。他的这种勇气，才是他所率领的“天雄军”军魂，这在以后的战斗中表现的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