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是从密折制度里尝到了甜头，到康熙后期，密折制度大大发扬光大，成为官场主旋律。地方将军、督抚、提督、总兵官、大学士、尚书、八旗都统、副都统等，都可以以这种街道婆娘的方式与皇帝咬耳朵了。这样一咬，内阁就被晾一边了，只能做半拉子秘书。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大清皇帝犹觉不过瘾，于是又整出了个军机处。军机处官员分作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大臣无定额，皇帝愿意弄几个就弄几个，领班者必为满人。比如穆彰阿。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乃军机大臣的下属。小军机无权，大军机也无权，整个军机处只供承旨书谕，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所以，中国的皇权专制发展到清朝，那是一人独上高楼，万臣匍匐其脚下，百姓不如一个毛毛虫！这种制度，能开发出人力资源来才怪呢。反映这种政府实质的典型故事乃是大宋名臣文彦博与宋神宗的一番对话。当时文彦博坚决反对神宗与王安石合伙搞的劳什子变法，关于免役之利，文彦博曾与神宗争论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神宗的话里，多少有些天下者百姓之天下的意味，这个文大人的话里，则一点没有百姓的存在。事实上，从秦到清，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争取到做人的权利，一直处于牲口的份儿上。英国的那些新花样，那些做国王的规矩，做人的痛快，别说道光皇上和他的大臣们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他们也看不懂啊。距鸦片战争半个世纪之后，1896年，李鸿章出访英国，他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英国议会里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老人家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对之评价说：“无甚可观”！这就是并不保守、还算与时俱进的李鸿章大人。明白了吗？大清君臣即使亲眼目睹了英国的政治生活，也绝对超不过一头猪对人类之丰臀肥乳的理解。这样说，有辱人家猪的情商与智商，但是，对于大清君臣们，实在找不到什么动物足以概括他们的愚昧与保守了，只好暂时委屈一下人家猪了。
现代政治面前，大清是猪。那么，现代科学面前，大清又是什么呢？
科学的巨人VS科学的儿童
鸦片战争前后，就中英双方的科技水平来讲，如果说英国是科学的巨人，那么大清就是科学的儿童。艾德牧师说：“在中国，科学的每个分枝都仅仅处在幼稚的初级的探索阶段……总的看来，好像只是一个发育过大的孩子，他的智力曾经受到一次突发性疾病的打击，此后直到长大成人，直到老年，知识却并未超过一个早熟的婴孩。”（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4页）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说中国“在文学上他们是成人，在科学上他们是儿童”（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6页）。
这个科学的儿童在人生之初，也有基本的科技经验与积累，但它们的实用性、整体性和直观经验性，决定了它们只能停留于初级阶段，永远没有科学意义上的突破。比如：中国的罗盘，西方人用来探险，中国人则更多的用来测风水选坟茔；中国的火药，西方人用来制造火器，中国人则更多的用来放鞭炮点烟花；对于数学，西方人为数学而数学，中国人则更多的用来丈量土地测算收成；对于天文学，西方人是为了发现上帝造人的方法，而中国人是为了种地和占卜。说一句不客气的，中国历史内部，永远孕育不出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多：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重农抑商；外交上的闭关锁国；文化上的思想奴役；社会上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主旋律思潮……这些因素的集体作用下，中国直到近代，所能拥有的所谓的科技，就是那永远的四大发明，此外什么都没有。
相形之下，英国则是近代科学的主要策源地。1660年，当大清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正忙着整顿官风，禁官吏私交、私宴、庆贺、馈送等“糖衣炮弹”问题的时候，英国皇家学会正式成立，里面的会员有好多是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信徒，贯彻的也是培根的学术精神。中国人喜欢拿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四处忽悠，至如今还把这话挂中小学教室里，但似乎不懂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构成前进的力量，更不懂落后的知识也有向后退的力量。而且培根的“归纳法”中国人自始至终并没有接受。所谓的归纳法，就是倡导实验调查的科学方法。其中有许多细节要求，中国人只要随便接受几项，就不会有后来的亩产稻谷十万斤之类的神话出现了。
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初，就保持了民间独立性质，会员不接受国家薪金。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英国皇家学会既不吃政府的，也不拿政府的，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遂成为此学会的最大特色，更成为英国科学进步的最大保障。
1661年，英国的科学巨人牛顿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这个大学虽然没有牛津大学牛，但是它与牛津大学一样，在成立之初就拥有自治特权。大学拥有自治，才能拥有学术自由，拥有学术自由，才能产生大学精神。按中国一代教育大师蔡元培先生的理解，大学精神应该包括三项基本原则：独立的和自主的；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至于大学教员，蔡元培认为，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蔡先生的三项基本原则，用陈寅恪的话来概括，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个国家的大学，如果拥有了这些东西，那么它还有什么不能拥有的？牛顿的成功，首先是英国高等学府自治的成功。而牛顿的成功，随便一项都足以让他成为科学界的巨人：数学上，他是微积分的创始人；光学上，他发现了太阳光光谱；物理学上，他提出了力学三大定理和万有引有定律。欧洲的知识阶层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对于自己的成功，牛顿谦虚地表示：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说得对，牛顿时代的英国，已站在近代科学的前沿，良好的政治社会教育等条件，给科学提供了产床，而牛顿，只不过是这产床上最健壮的一个产儿罢了。
1727年，英国的科学巨人牛顿去世。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出殡当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抬棺椁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在教堂合唱的哀歌中，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目睹了牛顿葬礼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为此感叹道：“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大国崛起：英国》，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牛顿的葬礼，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家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与先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