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牛顿的科学改变世界的时候，大清这边的统治者，也在部分利用西方的科学呢，只可惜，利用有限。比如，利用传教士等半吊子科学家，搞西洋历法，搞地图测绘，搞治病救人。1693年，康熙同志拉肚子，御医们想尽办法，堵不住领导的屁眼。传教士张诚献奎宁，“治洪”成功，从此皇上更喜欢传教士了，跟他们学数学，学天文。但却交待他们，这种学术，不能传给大清国民，让他们学了只能坏事。康熙作为大清皇帝，虽然有学习西方科学的自由，但是他这业余科学家，天赋再高，由于公务缠身，日理万机，夜半需用冷毛巾擦眼，注定他也只能学个半吊而不能由大清皇帝升格为大清的第一名近代科学家。特别是当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发明的手摇计算机通过传教士赠给康熙时，并没有引起康熙同志的注意，否则第一代计算机岂不出自中国？据传，莱布尼茨发现他的手摇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与传教士翻译过去的中国易经不谋而合，对中国更感兴趣了，他通过传教士给康熙写信，申请加入大清国籍，并希望帮助康熙建立大清的皇家科学院。康熙如何对付这件事的，我们不知，反正莱布尼茨没有成为清籍德侨，我们也没有看到大清皇家科学院的诞生，说不定康熙把他当神经病看待呢！
如此情形下，清英之间的差距有多远呢？
当两次鸦片战争都宣告结束之后，准确地说，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清建立同文馆，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做同文馆总教习的时候，这个美国佬发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科学。当时丁韪良教中国学生英语，想把发报机介绍给中国人。他乘回家探亲的时候，学习了电报的使用和操作课程，并自费买了两台发报机（一台是摩尔电码机，一台是字母拨盘机）带了回来，两台机器都很通俗易学。他请恭亲王派总理衙门的官员前来观看实验。四位官员在整个过程中一声不响，兴味索然。其中一位翰林（大清的翰林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轻蔑地说：“中国四千年没有电报照样是一个大帝国。”丁韪良说：“当我拿了几件玩具给他们看时，他们倒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兴致勃勃地追逐磁鱼和磁鹅，被这种新奇的玩艺儿逗得抿嘴直笑。”（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6页）由此看来，中国政府挨打之后，仍然处于儿童状态！
没办法，这是一个缺少科学环境、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国度！如此三缺，科学上当然只能是儿童了。如前所说，丁韪良认为中国在科学上是儿童，在文学上，则承认我们是成人。那么，我们的成人文学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呢？
那边是文艺的春天，这边是文艺的冬天
我倾向于认为，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对中国的文人来讲，意味着两千年的冰期。漫长的冰期里，中国文人几次遭劫，变得嘛也不是了。社会的领头羊嘛也不是了，这个社会也就嘛也不是了。
中国文人遭遇的第一劫，乃是焚书坑儒，这是始皇同志上任后，给知识分子下的下马威。这是个很不妙的开头。除此之外，中国的这位首任皇帝还开了一个很坏的传统：以吏为师！这就造成了中国独特的“车拉牛”般的人文景观：文人的思想，由官员把关！当官的或许懂得法规，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当官的可能连法规都不懂，但他们有权扭曲、阉割思想，甚至有权玩思想者的小命。
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第二劫，乃是独尊儒术。秦皇干活不利索，没有把儒“坑”完，导致汉武帝遭遇到了一个大儒——董仲舒。老董以贤良之身与武帝对话，仁啊爱啊地忽悠，汉武就被忽悠晕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操作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系，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弟子优选官制。这是儒学教育与选官制度的初步挂钩，隋唐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科举入仕的标准，儒与政彻底挂钩，意味着中国士子们此后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走了：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
明朝时，考试内容（四书五经）、文章格式（八股文）和参考书（以朱熹的注解为唯一正确答案）三者的统一与固定，意味着中国文人头脑的格式化彻底完成，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家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皈依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就这样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文人集体变成了法国科学家约翰·法布尔实验台上的毛毛虫，这种毛毛虫有一种“紧跟领袖”的盲从习性：法布尔把若干个毛毛虫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连接，围成一圈；花盆周围不到六英吋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吃的松针。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沿，一圈一圈走，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毛毛虫们还在不停地转圈儿，一连走了七天七夜，终因饥饿，力尽而死。儒家化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毛毛虫的状态呢？他们所谓的勇气，也只是紧紧跟在权威的身后循序而行。如果没有权威，他们就会造出一个，然后顶礼膜拜，鱼贯而行。他们读圣贤书，走圣化路，做圣人之徒。他们从不会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他们所有的任务，就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
实话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与法布尔的毛毛虫实验并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脱离了毛毛虫们爬行的轨迹，他们不但遇不上松叶，过不上所谓的美好的日子，相反，他们可能活不过七天，因为轨迹之外等待他们的不是松叶，而是文字狱那样的玻璃罩。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速跳起，跳起的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之上，堪称世界上跳得最高的运动员，这一点，倒跟知识分子的超越性有点类似。可惜的是，科学人员在跳蚤的头上罩上一个玻璃罩，再拍桌子，跳蚤一跳，碰着了头，再拍，再跳，再碰，连续多次后，跳蚤适应了玻璃罩，不再跳那么高了，每次跳跃，总会保持在罩的高度以下。科学家继续改变罩的高度，跳蚤也跟着改变自己的跳跃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再也没有跳跃的空间了，于是，跳蚤变成了爬蚤。
中国的文字狱，从秦皇发端，到朱元璋创立高峰，到大清王朝再创高峰，大清文人们，钻到古文字堆里搞训诂，意味着大家早集体做上爬蚤了。大清的知识分子知道该干什么（训古考据兼练书法），不该干什么（少说风凉话，少发牢骚）。有那水平高的，可享受皇家宠物待遇，比如大清才子纪晓岚就给皇家做过侍读学士。乾隆在岗时，喜欢旅游，特别是六下江南，直接促进了南中国的旅游事业。这个侍读学士一时发傻，劝谏乾隆，希望皇帝老子节省些钱，乾隆一听就急了，大骂纪晓岚：“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由此可以看出，堂堂的纪晓岚，实是乾隆家的“倡优”，还不如爬蚤呢。
如果纪大学士知道，英国那边的文人，一直在争取着大清这边文人做梦都想象不到的自由与尊严并业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他会不会感叹自己“不幸生在大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