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编造的这一套五德终始，其实质是用来论证皇权神授和封建制度的合理性，作为帝王们自称是“奉天承运”的根据。在这当中，邹衍把人与天、人与神沟通起来，其中以阴阳五行为环节，把“五德终始”涂染成神秘的色彩，使历史演变具有神意性。这些都是邹衍虚构的东西，是浅薄的历史循环论，宗教的唯心主义。后来，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将邹衍的五德终始，更细致的演化为“天人合一”的神学，更加迷信和神秘。但是，由于它充满着荒诞无稽，所以不久就被唯物主义者王充等人，驳得体无完肤。从此以后，邹衍的五德终始才衰颓下去。
“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含义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形成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盛况。“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百家”是表示著名的思想家很多。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钘、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等。“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反映出群星灿烂的各种不同流派的学说，互相争辩的异常活跃局面。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论述，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掺》、《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过去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班固却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
应该指出，这些划分并不全面。比如，在孟子看来，杨朱学派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不小，与墨家常常相提并论，应该是独立的一家。杨朱与老子、庄子很不相同，并非道家，所代表的阶级立场更不一样。按“六家”或“十家”的说法，根本容纳不了。后来研究先秦思想史的人们，往往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来套，因而把杨朱归入道家，甚至说成是道家的始祖。这是不合适的。还有，兵家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的军事史和哲学史都有一定的影响，而在《吕氏春秋》里已经提到兵家孙膑。现在看来，应该把兵家单列为一“家”。
还应指出，一家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也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战国时期重要的儒家学派，就分为孟、荀两家。不论是孟派荀派，都不是简单的继承孔子，而是各有发展。孟子固然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加进了许多新的内容。即使对孔手的礼治思想中加进了法治思想的荀子，其主要思想，仍承袭孔子，不失为儒家大师。可见，同是儒家，变化很大。道家中也有同类情况，稷下学派的宋钘、尹文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如果以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标准来分析“诸子百家”，就会发现：同属一“家”的人，在哲学上却分属不同的哲学阵营；相反，分属两“家”的思想家，在哲学上却属同一阵营。比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孟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荀子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又比如，老、庄与稷下学派的宋钘、尹文同属道家，但老、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而宋钘、尹文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
虽然如此，司马谈、刘歆等从每一“家”的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的做法，给先秦思想家的划分标准和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还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所以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
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各家之间，互相驳难，既有思想交锋，又有思想融合，因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那种把“百家争鸣”曲解为儒法之争，或以儒家及其同盟军为一个阵营和以法家及其同盟军为另一个阵营之争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当时“诸子百家”不是每一家代表一个阶级，更不是凡属儒家就代表奴隶主阶级，也不是凡属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就是法家。历史的事实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从“诸子百家”学术发展的源流看，在春秋战国各阶段，因阶级斗争形势不同，斗争的中心也有所不同。在春秋末期，主要是儒、墨显学的对立和斗争。在战国早、中期，则出现了儒、墨(子)、杨(朱)三家鼎立的局面。战国早期，在齐国稷下，以黄老之学为主的稷下学派发展起来，但在当时道家势力并不大。只是到了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晚的庄子的出现，才把老子学说加以发展，使道家有较大的起色。当时的早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等，主要是在政治经济领域从事变法改革，他们对儒家思想的斗争不是没有，但理论并不完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因此，孟子主要论辩的对手是杨、墨两家。到了战国后期，韩非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才使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善。法家对儒家比较系统的批判是从韩非才开始的。可以说在这时的儒法斗争才具有相当的规模。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有过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他们的观点互相对立，进行激烈的辩难。但这只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方面。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这是说，各家主张虽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样不相容。但是并非毫无关系，往往是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往往互相补充。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这个抽象概念，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地强调了抽象思维的作用。墨子在认识论上特别强调经验，即重视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克服了老子哲学强调抽象思维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墨子重视感性认识的长处，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时又吸取了宋钘、尹文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给理性认识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荀子的认识论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又比如，老子强调天道无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儒家纠正了老子这一弱点，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孟子又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吸取了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理部分，继承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在“百家争鸣”中各家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思想资料的继承关系上，并不局限于某家只继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间互相吸取营养。比如，法家韩非批判继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资料，他作《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唯心主义的“道”，改造为唯物主义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去。又比如，荀子本是儒家，但他改造了儒家的“礼”，给“礼”赋予“法”的内容，以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而著名的法家韩非、李斯都是儒家荀子的学生。可见，儒法两家并非壁垒森严、处于绝对斗争之中。历史的事实倒是与此相反，儒法两家逐渐合流。这种趋势是从荀子开始的。所谓“荀、孟之争”，并不是儒法斗争，而是儒家内部的派别之争，是荀子对孟子思想的批判改造。这种批判改造正是儒法合流的先声。因此，荀子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人物，也是开始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韩非对儒家的批判也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因为他不仅批判儒家，同时也批判墨家、杨朱学派和道家等，这是在荀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诸子百家。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韩非完成了法家理论的系统化，成为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人物。
到了战国晚期，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据走上全国统一的趋势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
“百家争鸣”是怎样形成的呢?
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土地制度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大对抗阶级。但是，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这时以“学者”身分出现，对于各种学术问题，天文、地理、数学和物理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而争论不已。“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就是由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的阶级状况决定的。
春秋中后期，周天子地位衰落，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先后夺取了政权，但处于封建割据的状况。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当然还没有能成为统治思想。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使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还有，战国时期“养士”的风气很盛，如齐国在齐威王、齐宣王时，在都城近郊的稷下专门开辟了供“文学游说之士”“不治而议论”的学宫。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养士”多达几千人。这对“百家争鸣”起了促进作用。
“百家争鸣”局面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也就相应地基本结束了。
总之，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对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有重要作用。它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都江堰”和“郑国渠”相继兴建
都江堰是我国战国时期兴建于今四川省灌县西北岷江中游的水利工程。
岷江上游，流经川北山区，坡度很陡，水流湍急，挟带着大量的泥沙。岷江进入灌县以后，就进入了成都平原，水流也变缓慢了。成都平原的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以致氓江流域的平原西南部容易水涝，而平原的东北部又缺乏江水、容易干旱。要解决成都平原的水利和水涝问题，只有开一条新河，把岷江水撇一部分去东北。都江堰的兴建正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都江堰水利工程，简要的说来，就是在灌县县城的附近新建内江河道，把流入灌县县城附近的岷江江水分出部分流入内江。原来的氓江河道叫外江，新开河道叫内江。这样，在洪水泛滥时，减轻外江负担，免除外江流域的水患。同时，外江新开辟灌溉河渠，兼具灌溉和排洪的作用。内江系统也开辟许多河流和渠道，可以灌溉也可以通航。内江、外江两大系统成为成都平原上干支河渠遍布、地区广泛的大型水利工程。
早在古蜀国时期，就有劳动人民开凿宝瓶口，兴修水利的记载。公元前251年，也就是秦灭古蜀以后六十多年的秦昭王时期，被任为蜀郡守的李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家。他在修建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
都江堰工程的主要设施，是在灌县县城附近的西北地方的岷江，修筑“百丈堤”，这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起点。目的是保护河岸，不让被上游冲来的石块冲毁。同时加筑挑水坝一条，由江东岸连到江心沙洲，逼使江水直奔右岸正流，准备分水。离百丈堤不远的氓江中心，以大竹笼装卵石，堆砌成鱼咀形状的分水堤，这就是“都江鱼咀”，这是都江堰工程最重要的部分。都江鱼咀延伸于岷江中心，把浩浩荡荡的岷江劈分为二，从这开始岷江分别流入外江和内江。都江鱼咀以下修筑金刚堤，金刚堤分“外金刚堤”和“内金刚堤”，外江沿外金刚堤、内江沿内金刚堤下流。沿内江河岸紧接内金刚堤又修建“飞沙堰”，飞沙堰起堤岸作用，它又不是很高，如果内江江水超过需要而可能引起水灾时，水流可越过飞沙堰流入外江，飞沙堰能起到确保内江灌溉系统安全的作用。内江至灌县县城附近西南的离堆地方，在离堆凿开山道而成“宝瓶口”，内江流经宝瓶口而下，分出大小干支渠，穿入成都平原。外江原是氓江的正流，在外江流域也开辟许多大小河道，组成了大小河渠遍布的灌溉通航系统。都江堰总计分支河流有五百二十多条，分堰有二千二百多道，渠道总长约一千一百多公里，灌溉面积合古代亩约三百多万亩(古代每亩合今亩五分二厘)。
《华阳国志》记载秦时在江中立石人测量水位，“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就是说水枯时水位在石人足下，水涨时水位不能过石人肩膀。石人测水说明基本能掌握水位规律，从秦汉时代起就逐步摸出“分四六、平涝旱”的规律，就是作到江水小时，内江分入六成，水大时，内江只流入四成，收到避免水旱灾害的功效。在都江堰的河渠灌溉网系统的大小水口，都安置了“斗门”，斗门是用来调节水流的，需要水时打开斗门，水多时可以关闭斗门。由于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治水和管水的办法，古书上把都江堰誉为作到了“水旱从人”。
都江堰附近的河底经常容易被沙砾卵石充填淤高，每年必须淘挖，在每年冬季和初春的枯水季节进行淘挖。淘挖内江时截断流入内江的水使它全部流入外江，然后又以同样方法把水拦往内江而淘挖外江。相传李冰时曾制定了“深淘滩、低作堰”的修河原则，每年进行淘挖，后来发展成为总结经验性的治水“三字经”，以及“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的八字格言。就是在江流遇到转湾拐角的地方，为了水流顺畅，截去突出的陆地部分；江河里如遇有沙洲、小岛，影响和分散水流，就挖掘掉，这就是八字格言的意思。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河管河办法，使都江堰千百年来一直为四川人民谋福利，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古今闻名的“天府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