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公元78年~139年)字平子，东汉时南阳西鄂人(今河南南阳县)，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伟大天文学家之一。
张衡的祖父曾经担任蜀郡太守等职，后来家道却中落了。张衡从小过着较为清贫的生活，这就使得他能够接触到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和一些生产、生活实际，从而给他后来的科学创造事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张衡从少年时学习就很刻苦，后来到都城洛阳的太学，访师交友，探讨学问，阅读了不少的书籍。在他三十七岁的时候，开始担任太史令的官职，专为朝廷观测、记录天象，选择“黄道吉日”(可以举行重大活动的好日子)和记载全国各地发生的某些自然现象。这些工作不能不促使张衡对于天文、历法乃至地震等自然现象进行广泛的研究。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他认真地研读过扬雄(西汉末年的学者)的《太玄经》(一部哲学著作，里面谈了许多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问题)，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又深入学习和研究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成就，并通过多年的实际观测和研究，最后写成了一部天文学的巨著——《灵宪》。
原来，我国自古以来，对于宇宙天体的看法，就有三种不同的论点。一种是“盖天说”，又称“天圆地方说”。认为天是圆的，像一把张开的伞，地是方的，象一个棋盘。一种是“宣夜说”。认为天没有一定形质，日月星辰都浮游在天空之中。另一种则是“浑天说”。认为天地的形状象个鸟蛋，天像蛋壳，地像蛋黄，天和地的关系就像壳包着黄那样，所以叫做“浑天”。张衡就是“浑天说”的主要代表。在《灵宪》中，张衡大胆地对天象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他说，“月光生于日之所照”，“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正确地说明了，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它的光是受到太阳的照射后反射出来的，月亮对着太阳的时候，是满月，背着太阳的时候，月亮就不见了。他从日、月、地球所处的不同位置，对日、月蚀的成因，作了我国最早的科学解释。张衡还对在中原地区(指他所在的洛阳)能够用肉眼观测到的星数做了精确的统计，指出较亮的星二千五百颗，常明星一百二十四颗，叫得上名字的星三百二十颗。这个数字和现代天文学家所统计的，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能用肉眼看到的星数为2500~3000颗，基本相同。他在《灵宪》中绘制的标明星体位置的《灵宪图》，是我国最早的一张星图。
在张衡以前，已经有人制造过观测天象的“浑天仪”。公元117年，张衡根据他的“浑天说”，创制了比以前都精确全面得多的一架“浑天仪”。“浑天仪”是一个可以转动的空心铜球。铜球外表刻有二十八宿和其他一些恒星的位置；球体内有一根铁轴贯穿球心，轴的两端象征北极和南极。球体的外面装有几个铜圆圈，代表地平圈、子午圈、黄道圈、赤道圈。赤道和黄道上各刻有二十四个节气。凡是张衡当时所知道的重要天文现象，都刻在“浑天仪”上面了。为了使“浑天仪”能自行转动，张衡又利用水力推动齿轮的原理，用滴壶滴出来的水力发动齿轮，带动空心铜球绕轴旋转。铜球转动一圈的速度和地球自转的速度相等。浑天仪旋转时，刻在它上面的天象依次表示出来，和天体上星球的运动十分相象。这样，人们坐在屋子里，便能从“浑天仪”上看到天体运行的情况。
张衡把他对天体构造、各种天象的看法和他制作水运浑天仪的方法等，专门写成一篇《浑天仪图象》，加以介绍。另外，张衡还改进过测定天体位置的浑仪。
从公元89年到140年，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东汉都城洛阳和陇西一带，共出现过三十三次地震。特别是公元119年，洛阳和其他地区连续发生了两次大地震，促进了张衡加紧对于地震现象的研究。他终于在公元132年，发明并制造出了我国第一架测报地震的仪器——“地动仪”。这架“地动仪”通体铜铸，形状很像一个大酒樽。樽顶上有凸起的盖子，可以打开。樽的外部装饰有篆文和山龟鸟兽等花纹，上面铸着八条龙；龙头按照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排列；每个龙嘴都衔有一个小铜球，并在它的下面蹲着一只铜制的、头向上仰、张着嘴的蛤蟆。“地动仪”的内部，有一根叫做“都柱”的上粗下细的铜柱。“都柱”周围伸出八根横杆(曲杠杆)，分别和八个龙头的上半部衔接。哪个方向发生地震，地震波传来，“都柱”就会倒向地震发生的那个方向，压在曲杠杆的下端，由曲杠杆再牵动龙头，将龙嘴里的铜球掉到蛤蟆的嘴里，并发出清脆的响声。这样，看守仪器的人便能知道地震发生的日期和方向了。
张衡制造的这台“地动仪”，相当灵敏准确。公元138年的一天，“地动仪”正对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铜球落了下来。可是住在洛阳的人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地动，有些“学者”怀疑“地动仪”的灵验。但是过了几天，便有人从陇西赶来报告说，那里在几天前发生了地震。于是人们“皆服其妙”了。陇西距洛阳有一千多里，“地动仪”能够精确地测知那里的地震，它的精密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欧洲在1880年才制造出地震仪，距张衡已经晚了一千七百多年了。
张衡在气象学方面，还创造了一种测定风向的仪器——“候风仪”，又叫“相风铜鸟”。是在一根五丈高的竿顶上安放一只衔着花的铜鸟，可以随着风向转动。鸟头所对。便是风的方向。这个仪器和欧洲装在屋顶上的“候风鸡”相似。但是，“候风鸡”是在十二世纪才出现的，比起张衡的“候风仪”已经晚了一千年。在地理学上，张衡还绘制过《地形图》。此外，张衡还能文善画。他青年时代用十年时间，精心雕琢、反复修改而成的《二京赋》，为人们广泛传诵。他画的画很出色，因而享有东汉四大名画家之一的声誉。
张衡的治学态度非常认真、刻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几十年如同一日。这正是他博学多才，成就为一个大科学家的“秘诀”。为了纪念张衡的科学贡献，1956年，人民政府在石桥镇重修了张衡墓和他少年时读书用过的“平子读书台”。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墓碑上亲笔题了“万祀千龄，令人敬仰”八个大字，给张衡以很高的评价。
张仲景和华佗在医学上所作的贡献
张仲景和华佗是我国东汉末年两位著名的医学家。
张仲景，名机，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南阳)人。约生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死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左右。他是我国古代一位卓越的医学家。
东汉末年，战事频繁，瘟疫流行，人民病死的很多。张仲景家族原有二百多人，不到十年，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因患伤寒而致死的占十分之七。他同情人民的疾苦，精心研究医学，整理和总结前代医学的理论和经验，广泛收集民间的验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了他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后人把本书分别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
张仲景在医学上的贡献，主要是系统地总结了汉以前对伤寒(指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一类急性传染病，不是通常所说的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和杂病(以内科病症为主，也包括外科、妇科等方面的病症)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
在诊断辨症方面，张仲景运用望色，闻声，问证，切脉等四种方法，分析病情，找出病源。为了辨识病理变化，他把伤寒的各种类型和不同的病程阶段，加以细致的区分，归纳为太阳，阳阴，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大症候群，每一症候群用一组突出的临床症状作为辨症依据。中医诊断学的八纲(即：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在《伤寒杂病论》中也已具备了雏形。
在治疗方面，根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病人，不同的气候等条件，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中医叫“辨证论治”。张仲景用汗、吐、下和及“寒病热治”、“热病寒治”概括了治疗学的方法原则，为中医临床的辨证施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他的著作中，除选收了大量内服方药外，还介绍了针、灸、温熨、药摩、浸足，吹耳以及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疗方法。此外，他还主张疾病要早预防。他认为只要饮食有节，劳逸适当，就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减少疾病。
由于张仲景在医学研究方面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因此受到后人的尊敬，被称为“医圣”。他的著作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具有广泛的深远的影响。
华佗，字元化，名(fū夫)，是东汉末年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他勤奋好学，学识非常渊博，既通儒家的经术，又特别爱好医学，精通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和针灸科，尤其擅长外科手术。
华佗从年轻时开始，就立志行医，为人民解除痛苦。他两次拒绝汉朝地方官吏要他做官的举荐，只愿作一个普通的民间医生。他的足迹走遍了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部分地区。最后他终因不愿作曹操的侍医而被曹操杀死。
华佗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都很丰富，经他治好的病人很多。例如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闷，面色发赤，食欲不振。华佗给他诊脉后，断定他肚里有虫，给他配了些汤药，喝下去后便打出许多虫来。又如有位李将军的妻子病很沉重，请华佗诊脉。华佗说：“这是因为伤身而胎未去的缘故。”将军说：“的确曾伤身，但是胎已去了。”华佗说：“以脉来看，胎并没去。”将军却不相信。过了一百来天，病人的病势更重了，再请华佗诊视，他说：“脉如从前，可能因为是双胎，生第一个孩子时失血过多，以致影响第二个孩子生不下来。现在胎儿已死，只好用针灸与汤药催死胎快点下来。”将军的妻子在针灸和服药后，肚子痛得厉害。华佗说这是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可找一个人把它取出来。那人按照华佗所说的方法，果然取出了一个死胎。
华佗不仅善于采用诊脉的方法治疗疾病，而且善于通过对病人的面容形色、病状的观察，来诊断疾病。有一次，他在监渎(dú毒，即今江苏盐城)一家酒店里看见几个饮酒的人，他仔细地观察了其中一位名叫严昕(xīn欣)的男子，然后问道：“你身体好吗?”严昕回答说：“和平常一样。”华佗对他说：“从你脸上可看出你有急病，最好不要多饮酒，快回家去。”果然严昕在回家的路上头晕从车上跌下，到家不久就死了。
华佗除了在内科诊断和治疗方面有很大成就外，他对医学的更大贡献是在外科手术方面。他发明用全身麻醉的方法进行外科手术，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全身麻醉的医生。华佗为了消除和减轻人们在进行外科手术时所感到的剧烈疼痛，发明了一种名叫“麻沸散”的麻醉剂，动手术之前，叫病人用酒冲服，等病人失去知觉，然后开腹治疗，若是肿瘤就割去肿瘤，若是病在肠胃，就断肠湔洗，最后再缝合伤口，，在伤口上敷上药膏，四五天后开刀处即可愈合，一月左右就可和健康人一样了。
华佗也很重视积极锻炼身体，预防疾病。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运动方法，名叫“五禽之戏”，摹仿虎、鹿、熊、猿、鸟类等五种动物的动作姿态，来锻炼人的身体各部。
由于华佗的医道高明，技巧纯熟，以致后世流传着许多有关他治好了疑难病症的神奇故事。这些故事中，有些把别人做的事，也附会在他的身上。比如《三国演义》上的“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便是这样附会出来的。
黄巾起义的起因及特点
东汉后期，政治极端腐败，宦官、外戚争相专权，豪强地主放手兼并土地，农民纷纷破产流亡，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不断起来进行反抗斗争。黄巾起义爆发前的七、八十年间，曾爆发大小起义百余次。这些起义，遍及各州，队伍越来越大，往往标出“皇帝”、“天王”等称号，直接对抗东汉皇权。虽然由于分散斗争而先后被镇压，但却鼓舞了农民继续反抗的斗志，留下了深刻影响。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
“小民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
民不必可轻。”
反映了农民不怕镇压，坚持反抗的革命思想已经成熟。
东汉末年，太平道领袖张角自称大贤良师，画符诵咒，为人治病，在贫苦农民中间，广泛宣传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东汉中期编成的《太平清领书》，包含不少原始道教反对剥削压迫的教义，而“张角颇有其书焉。”书中指责富人，“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又把富人比作粮仓中的老鼠，“常独足食”，非常不公。书中认为，对这些富人，“盗贼闻之，举兵往趋，攻击其门户”，是必然的结果。它甚至公开提出，皇帝库藏不该归一人独有，老百姓“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张角借用这部书的理论，利用宗教的形式，长期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深入工作，信徒发展到几十万人，遍及青、徐、兖、豫、幽、冀、荆、扬八州(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地)。张角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统治阶级也承认：“天下襁负(背着小孩)归之”、“万民乐附”。
张角把信徒们组织起来，以“方”为单位，分作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各设渠帅。他们提出了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苍天指汉朝廷，黄天则是张角自喻。甲子年是公元184年。张角还派人到各州郡和都城洛阳的官府大门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二字，鼓舞参加革命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
经过充分准备以后，张角决定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全国各地信徒同时起义。张角事先派大方帅马元义到洛阳部署起义。准备调荆、扬二州的信徒数万人，集中到邺城，配合洛阳附近的信徒，同时起义，一举攻下洛阳。由于政治危机严重，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分化动摇，很多宦官、宫廷卫士也都信奉起太平道，愿在起义时作为内应，马元义并数次出入京师联系。不料被叛徒唐周告密，马元义被捕牺牲，京师之内被搜捕杀害了一千多人。
起义计划被泄露后，东汉政府下令冀州官吏追捕张角，形势十分急迫。张角等连夜通知七州二十八郡诸方，提前于二月同时起义。张角称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各地起义农民，都头裹黄巾作为标志，称黄巾军。发动起义后，“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形势发展很快。农民军到处烧官府，杀官吏，攻打地主庄园，沉重打击了东汉统治者。
东汉政府急忙调集大军，布置在洛阳周围，又派出卢植、皇甫嵩、朱等几支部队去镇压农民军。当时，黄巾军的主力分驻三个地区；冀州地区，由张角、张宝、张梁直接指挥；颍川地区，由波才领导，南阳地区，由张曼成领导。起义军在开始几个月，不断取得胜利。张角指挥义军打败了卢植；颍川黄巾军打败朱傍；南阳张曼成攻杀南阳太守。农民军声势越来越大。
当时，颍川地近洛阳，对东汉统治威胁最大。因此，东汉政权增调皇甫嵩、曹操，配合先到的朱，集中兵力先攻颍川黄巾军。农民军英勇奋击，反把皇甫嵩包围于长社。但农民军缺乏作战经验，在长满草的地方结营待战。皇甫嵩借风势火攻偷袭，朱、曹操乘势夹击，黄巾军大败，几万人壮烈牺牲。颍川一战，牵动全局，东汉政权得以把主力部队调去镇压冀州等地的黄巾军，整个形势开始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