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是西晋世族势力恶性发展的产物，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凶恶、险毒、残忍、腐朽等本性的一次集中暴露。本来西晋统一后，由于战乱减少，人民兵役、徭役负担相对减轻，在劳动人民辛勤劳动下，晋武帝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社会上曾经呈现一些繁荣景象。“八王之乱”中，生产遭到新的破坏，人民又重新陷入苦难深渊。西晋王朝也在这场群兽狂斗、自相残杀中走向灭亡。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混乱时期。
西晋末年各族人民起义的情况
西晋末年，各族人民反抗西晋统治者压迫和奴役的斗争，主要分为两条战线：一是南方流民起义；一是北方少数民族起义。
从公元291年开始，西晋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八王之乱”。连年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数十万人民的生命被夺走，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加上官吏豪强趁火打劫，天灾又连年不断，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农民只好脱离土地，扶老携幼，逃往他乡。从公元298年开始，十年间，人民大规模流亡，见诸记载的就达百万口以上。陕西、甘肃流入四川、河南的有十万户，山西流入河南的有三十万人。并州、关中等地，人民流离四散，几乎十不存二。流民到了新的地方，生活依然没有着落，多数“为人佣力”。一些当地贪官乘机肆意欺压流民，甚至有的贪官杀害流民领袖，抢夺流民财物，这就逼使走投无路的流民，“人人愁怨”，奋起反抗。一场大规模的流民起义终于爆发了。
公元301年，益州流民推举氐人李特为首领，在绵竹首先举起了义旗。起义军英勇作战，大败广汉太守辛冉军，攻下广汉，又击败益州刺史罗尚军，进围成都。起义军军纪严明，受到人民欢迎。当时蜀地流传着一首歌谣：“李特尚可，罗尚杀我。”起义军在人民的支持下，屡战屡胜，形势很好。但是，由于敌人派间谍打入义军内部破坏，西晋政府又派荆州刺史宗岱带兵前来镇压。在内外受敌、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义军作战失利，李特英勇牺牲。李特的弟弟李流和儿子李雄率领流民继续战斗，扭转了战局。公元304年十月，起义军攻入成都，罗尚潜逃，整个蜀地完全为起义军所掌握。李雄在成都被拥立为成都王，后称皇帝，国号大成。成国在李雄统治的三十年间，蜀地比较安定，中原人民纷纷前往避乱。
为了扑灭起义的熊熊烈火，西晋统治者强征荆州汉“蛮”等族人民前往镇压，人民被迫起而反抗。公元303年，义阳“蛮”张昌在安陆石岩山(今湖北安陵)领导当时到江夏就食的数千流人和当地屯聚逃避徭役的人民举行起义。饱受统治阶级欺凌压榨的江沔人民，纷纷响应，“旬日之间，众至百万”。起义军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占据江夏。起义军头著绛色巾，插着羽毛，作战非常勇敢。很短的时间内，起义军就控制了荆、豫、江、徐、扬五州的广大地区。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大批豪族地主望风而逃，如江夏大姓王伛、吕蕤等就带领五百多家地主投奔豫州。为了扑灭起义，这一年西晋政府派宁朔将军领南蛮校尉刘弘及陶侃等对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起义军经过英勇苦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公元311年时，湘州刺史荀眺阴谋杀尽从巴蜀流入湘州的流民，妄图用屠杀的办法镇压流民的反抗。流民推举出身豪族、作过县令的蜀人杜弢为首领，在长沙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长沙和湘州的大部分地区，一直打到武昌附近。晋政府派征南将军王毅、荆州刺史陶侃率大军前往镇压。公元315年起义军被镇压下去。
与长江流民起义同时，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也风起云涌。
当时，居住在北方广大地区，除汉族外，还有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西晋统治集团不但残酷压迫、剥削汉族人民，而且对各少数民族的人民也多方役使、掠夺。汉族地主也乘机盘剥、压榨，致使各族人民生活十分痛苦。有些西晋官吏甚至掠卖少数民族人民，贩卖人口以牟利。就是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也是处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的处境，与西晋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公元294年，匈奴人郝散在上党(今山西东南部)起兵。两年后他的弟弟郝元度与冯翊等联合起兵，连败西晋官兵。关中的氐、羌各族人民纷纷起兵响应。他们推举氐族豪帅齐万年为皇帝，坚持斗争了三年。
在西晋统治集团爆发“八王之乱”时，汉族人民和各族人民遭受了更大的痛苦。匈奴贵族刘渊乘机起兵，并在公元304年即位称王，建立汉国。羯人石勒也起兵反晋，并投奔刘渊。终于在公元316年，刘渊的儿子刘聪派人攻陷长安。晋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起义，虽然后来为各族贵族所利用，变成为各族贵族间的分裂割据混战，但是，他们和长江流域的流民起义一起，给西晋统治者以沉重打击，终于使腐朽的西晋灭亡。各族人民在起义中，还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联系，促进了各族间互相融合的历史进程。
“王与马共天下”
西晋灭亡后，北方一些少数民族贵族和汉族地主，纷纷建立割据政权，彼此混战，进入十六国时期。在南方则以建康为中心，出现了司马睿建立的政权。为了和西晋政权相区别，历史上把司马睿重建的晋朝，称为东晋。
东晋是在北方和南方的世家大族支持下建立的。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十五岁嗣位(继承父亲爵位)为琅邪王以后，交结了琅邪郡的大世族王导。王导看到西晋的天下已经大乱，有可能建立王家当权的小朝廷，于是对司马睿“倾心推奉”。司马睿对王导也是“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很注意拉拢。公元307年，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移镇建康(今南京)，他便以王导为谋主，“每事咨(征询意见)焉”，对之倍加亲信。
司马睿刚到建康，江南世族都看不起他，已经上任一个多月，还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世族来拜访过他。主导对此很是忧虑。于是，在他的导演下，利用三月初三，当地人的“禊节(到水边求福去灾)”，演出了一幕“戏剧”。这一天，司马睿以观看官民欢度禊节为名，坐着华丽的轿子，排出威严的仪仗队列，由主导和他的从兄王敦(当时任扬州刺史)以及北方一些名士，骑马簇拥在轿后跟随，以炫耀司马睿的尊显威严。江南的名门望族顾荣等人，看见了这个“阵容”，大为震动，赶忙跑出来到路旁拜见司马睿。司马睿也乘机派王导登门拜访顾荣、贺循两家江南最大的世族，招请他们出来做官。于是，在他们二人带动下，江南世族纷纷出来拥护司马睿。一时“吴(吴郡)、会(会稽郡)风靡(随风而倒)，百姓归心”，司马睿终于取得了江南大族的合作。
这时，北方大乱，江东则是较为安定的地方，中原世族大量南逃，“中州士女(中原世族)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十分之六、七)。”王导又劝司马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努力争取北方世族的支持。司马睿把这些人中有名望的一百多人辟(征召)为属官，称为“一百○六掾(属官)”。司马睿由于得到南方的和北方南迁的两部分世族的拥护，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公元317年，西晋愍(mǐn敏)帝被刘聪杀死，司马睿便在建康正式称帝(是为晋元帝)，建立了东晋主朝。东晋政权既是西普司马氏政权的延续，也是集中代表南北世族利益的政枚。
司马睿认为王导帮助自己再造晋室，功劳极大，而且，王导又是联系南北世族的关键人物，对他极其重视。在登极大典上，竟然要拉着王导与他同坐御床，共受百官朝拜。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只是由于王导坚决推辞，才没有实现。但是，王氏兄弟在东晋政权中的特殊地位，却十分明显的暴露出来。当时，王导位至宰辅，掌握着中央的行政大权，从兄王敦则手握重兵，镇守荆州。其他很多王氏家族中人，也都担任着重要官职。在东晋朝中，司马氏有其位，而王氏家族有其权，王家与司马氏几乎达到“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当时流传的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如实地反映了东晋初年的这种政治状况。
东晋政权的性质既然如此，它必然千方百计优抚世家大族。在政治上，“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多方面加以照顾。在经济上，东晋政权也处处维护大族的利益，纵容他们封山占泽，兼并土地，大量荫庇私附佃客，使得大族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巩固。司马睿对于南下投晋的北方世族，照应更多。太原王峤来归，马上“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斛，亲兵二十人”，帮助重建世族经济。
世家大族是东晋王朝的阶级基础。这个阶级的腐朽、贪婪的本性，也给东晋政权带来天然弱点，造成长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首先是大族之间互相争夺，彼此倾轧，内部冲突有增无已。支持东晋政权的南北大族，先后交替执政的王(王导、王教)、谢(谢安)、庾(外戚庾亮)、桓(桓温、桓玄)四大族。在抵抗北方少数民族贵族努力的进攻，保护江南汉族地主的利益这一共同前提下，北方和南方的世族能够暂时联合起来，拥戴司马氏。但是，在司马氏与各家世族间，北方南迁的世族与南方土著世族间，北方世族内部几大家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利害冲突和矛盾斗争。在东晋的八十多年中，大族起兵反晋和各家大族互相攻杀的事情层出不穷。东晋建立不久，就有南方强族周玘和儿子周勰相继联合一些南方世族，阴谋起兵，攻打北方当权世族的事件。公元322年，发生了王敦起兵反晋的叛乱。他还一度率兵攻入建康。后来由于王导和朝官们消极抵抗，王敦的篡晋野心没有实现，但司马睿也就因此忧愤而死了。公元327年，镇将苏峻、祖约又联合起兵，以反对专权的庾亮为名，攻入建康，由于大世族陶侃等起兵对抗，才告失败。公元398年，镇将王恭联合桓玄、庾楷等起兵反晋，共推桓玄为盟主，占据建康以西诸州郡，形成藩镇与晋室平分天下的局面。仅仅由于各个大族间的势力相对平衡，互相牵制，东晋才得以度过一次次的危机，勉强维持了几十年，而没有迅速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东晋政权必然是软弱的，只能苟安江南，无力进复中原。本来东晋政权建立后，北方深受少数民族贵族蹂躏的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方人民，曾对它寄予希望。希望它能够保卫江南，并通过北伐，统一全国，把北方广大人民从混战和胡人奴役下解救出来。也有一些有志之士如祖逖，曾率兵进行过北伐。但是，由于东晋的腐朽和内部世家大族彼此间的矛盾斗争，致使一些本来有希望的北伐，也都相继以失败告终。偏安局面，始终无法改变了。
到了东晋晚年，门阀世族更加腐朽了。他们拚命兼并农民土地，无休止地增加赋役，使得世家大族们“有田万顷奴婢千人”，而广大贫苦农民则“流亡相属”，“人不堪命，叛为盗贼”。终于爆发了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爆发在东晋统治的中心地区——长江下游三角洲，斗争地区一直伸延到珠江流域，前后十多年时间，起义军发展到几十万人。最后虽然失败，但是，腐朽的东晋王朝也在此后不久，迅速的归于灭亡了。
南朝时期江南
经济的发展情况公元420年东晋灭亡以后，大约一百七十年间，在原来东晋统治的江南地区，相继出现了几个王朝，即宋(公元420~公元479年)、齐(公元479~公元502年)、梁(公元502~公元557年)、陈(公元557~公元589年)四个政权。它们都以建康为国都，地处长江以南，所以，历史上统称为南朝。
东晋时期开始，我国北方黄河流域长期存在混乱局面，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相对地说，当时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比较安定。北方的劳动人民大量向南迁徙。“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从西晋末年到刘宋时期，北方人民南移的有九十余万人，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这不但为此后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的先进生产技术。经过南迁的汉族劳动人民，原居南方的汉人以及少数民族人民的共同辛勤劳动，在孙吴、东晋原有的基础上，江南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从农业方面来说，已经改变了东晋以前的落后状态。东晋初年，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仍然保持着所谓“火耕水耨”的落后生产方法。所谓“火耕水耨”即每年春天烧去杂草，当做灰肥，不另施肥，然后灌水种稻，也不再中耕，草稻并生，稻仅高七、八寸，收获量很低。南朝时期虽然“燔茂草以为田”的现象仍很普遍，但主要已靠施用粪肥。加以北方先进工具的传播，水利事业发展很快，推广一年两熟制，使单位面积产量有很大提高。当时南方有不少著名的水利工程，如芍陂(今安徽寿县)，“原有良田万顷，堤堰久坏”，宋、齐、梁三代重加修葺；吴兴塘，可以“灌田二千余顷”；在荆州筑获湖，“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特别是，这个时期出现一种“湖田，”筑堰围湖，排水成田，旱涝保收，产量很高。这种湖田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以及会稽郡一带，所在多有。因此，江南的稻米产量逐渐超过北方。史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农业生产)，一方成稔，则数郡忘饥。”反映出当时江南农业生产发展的面貌。《史记》所描述的江南一带，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情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手工业方面，首先是江南地区的冶铁技术有了显著提高。除普遍使用水力鼓风炉以外，还能把生铁与熟铁熔合在一起，反复加热锤打，炼成质量较纯的钢铁。这种冶炼法费工较少，成本较低，产量较多。炼出的钢铁可以打造刀剑，也可以打制镰刀等农具，对发展生产起着很大作用。当时，以造钢朴著名的上虞人谢平，和另一擅制刀剑的炼钢师黄文庆，并称为“中国绝手。”丹阳郡的永世县(今江苏溧阳)的铁岘山，剡县(shàn善，今浙江嵊县)的三口山和江爰(今湖北武昌)的冶唐山都出产丰富的铁矿，也是冶铸兵器、农具的重要场所。梁武帝用铁堵塞浮山堰的决口，足可窥见南朝铁的总产量是很可观的。
其次，养蚕缫丝的技术也大为提高。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一年丝四、五熟”，永加郡(今浙江温州)养蚕一年八熟。刘宋时，关中许多织锦工迁到江南，南朝成立了专门管理丝织的锦署，从此江南的织锦业迅速发展起来了，虽然总的水平还赶不上北方，但确实已有了很大进步。
再看造纸，南朝发明了用藤皮造纸的方法，藤纸质地精细，还可以染上各种颜色。由于原料易得，成本较低，产量大增，纸已经完全代替了简、帛地位。东晋桓玄掌权时，曾下令政府机关“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王羲之一次送给谢安九万张纸，说明了用纸的普遍，而总产量一定也很大。
南朝时期是我国青瓷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产量激增。青瓷烧造的主要地区在会稽郡，今浙江的绍兴山一带。所产青瓷，釉质厚润，器物种类繁多，造型优美。南朝青瓷制造的长足进步，为隋、唐青瓷的全盛时期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