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1年，魏太尉王凌与他的外甥兖州(今河南滑县东)刺史令狐愚兴兵淮南(今安徽寿县)，准备立楚王彪于许昌，以与司马氏把持的洛阳相对抗，但计谋泄露。司马懿亲率大军，迅速东征，迫使王凌失败自杀，这年八月，司马懿死去。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续执政。公元254年，齐王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等谋以夏侯玄代司马师辅政。消息走露，李丰、张缉等皆被司马师所杀。接着，司马师废掉曹芳，另立年仅十三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公元255年正月，镇东大将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假称受魏太后诏书，起兵淮南，讨伐司马师。司马师留下弟弟司马昭镇守洛阳，亲自统率十万大军来征。毋、文兵败，毋丘俭被杀，文钦逃到东吴。同月，司马师病死。
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掌握政权。公元257年，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又在淮南起兵，司马昭发大军东征，第二年，诸葛诞兵败被杀。
公元260年，魏帝曹髦见司马氏三世专权，政非己出，想做最后一次毫无希望的挣扎。一天，曹髦召集大臣王沈、王业等计议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我不能坐等废辱，今天要与你们一块去讨伐他。”王沈、王业不但不跟随他去，反而立即向司马昭告密。曹髦只得自己率领宫中的老弱残兵鼓噪着去攻打司马昭。结果，还没有交锋，就被司马昭手下的人杀死了。
曹髦死后，司马昭另立十四岁的曹奂为傀儡皇帝。至此，司马懿父子在前后十几年和曹魏政权的支持者之间的斗争中，逐渐消灭了政敌，取得了胜利。曹魏政权及其支持者再也无力反抗了。
公元262年春，司马昭派大军十八万，由钟会、邓艾、诸葛绪率领，分兵三路伐蜀。蜀将姜维退守剑阁，挡住魏军的主力。但邓艾一支军队，却偷渡阴平，绕过剑阁，直抵蜀都成都。蜀后主刘禅出降，蜀亡。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死，他的儿子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把戏，迫使魏帝曹奂“禅位”，自己称帝，建立晋朝，历史上称为西晋。
公元279年，司马炎发兵二十余万，分兵六路，大举伐吴，吴军不战自溃。第二年，晋军王浚率领的水师到达建业。吴王孙皓出降，吴亡。至此，东汉末年以来的军阀混战和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历史上出现了西晋的短期统一。
“九品中正制”所反映的问题
“九品中正制”(也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东汉末年，在农民起义的猛烈扫荡下，士人流散各地。乡、亭、里组织遭破坏，致使秦汉以来的以“乡举里选”为主要根据的“察举征辟制度”，事实上巳无法实行。“察举”，就是地方官考察选拔人才，向中央推荐。“征辟”，就是封建王朝直接征聘人才。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魏王曹丕掌权时，采纳颍川大地主、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的士人，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级，称为“九品”。“中正”在评定人物品级时，主要是先考虑祖先做过什么大官，有几代人做过官，谓之“家世”，也称“品”，然后再看本人的才德，谓之“状”。中正要注明各人的“品状”如何，划分品等，然后向当时主管选择官吏的吏部推荐。吏部根据中正的报告，依品授官，品第越高，官职越大。已授官的，每三年由“中正”负责向吏部推荐升降。这种以“中正”为中心，论品定级，选拔和升降官吏的制度，就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反映了世家豪族势力的高度发展。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来，豪强地主力量迅速扩张。他们世代把持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职，并依仗政治特权疯狂兼并土地，建立起规模巨大的坞堡庄园。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充力量，成为武装割据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三国时，魏、蜀、吴分别依靠豪强大姓各霸一方。曹操虽然打击过不肯依附自己的世家大族，但他也广泛搜罗了一大批名门大姓为己所用。当时著名的豪强地主、士人名流，如李典、许褚、荀彧、荀攸、郭嘉、陈群、司马朗、司马懿之流，都是曹魏政权依靠的基本力量。曹丕继位为魏王后，为了代汉自立，进一步向世家豪族妥协，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九品中正制”正是适应这种政治需要而确立的。
实行“九品中正制”，为世家大族长期操纵政权提供了保证。“中正”一职，位居权要，一般都是由官居高位的“著姓大族”来担任。他们控制了评定人物的大权，当然不会真正按才能选官，而只会是单纯以家世声名的高低决定取舍。“九品中正制”自然成了维护大族权益的有力工具。豪族地主正是利用这一特权，世代垄断了做官的权力。到了晋朝已经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状况。曹魏时期的许多家族，直到两晋南北朝始终衣冠不绝。曹魏的司空崔林、卢毓，将作大匠郑浑，司空王昶等人的家族，则与进入中原的鲜卑贵族合流，成为北朝可以左右政局的富室强宗。曹魏的太傅王祥、典农中郎将谢瓒的后人，即有名的王导及谢安，在东晋时分别位至丞相、太傅。王、谢两大家族，是晋室东渡以后，权倾江南的巨族，被时人并称“王谢”。这两大族活跃于南朝，多次参与政局演变，一直扮演着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九品中正制”，从法制上正式肯定了东汉以来士族垄断官位的事实。推行这种制度，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东晋司马氏政权，在实行“九品中正”的同时，还在法律上承认官僚士族按品位占田、占佃客，和荫庇亲属等特权。这些措施，不仅为“九品中正制”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使大族更便于放手地封山占泽，吞并土地，肆意扩张自己的势力。
全凭世资取官的“九品中正制”，从政治上堵塞了庶族地主(指不是世代为官的一般地主)做官的道路。但是，庶族地主的人数比士族要多，而且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日渐扩大，自然希望在政治制度上有适当的改变。所以，南北朝的各个政权所行的“九品中正制”不尽相同，有时还会暂时停止实行一段。这也是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矛盾发展和庶族地主不断壮大的反映。
到了隋朝，罢除了“九品中正之法”，创立“进士科”，开始实行科举制。唐承隋制，全面推行科举取仕办法，正式完成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度的过渡。这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从此历经宋、元、明、清，科举制度成了地主入仕的基本途径。推行几个世纪的“九品中正制”，终于随着士族地主的完全衰落，而结束了。
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西晋。
西晋王朝是在世家豪族支持下建立的，司马氏皇族原来也是河内温县的豪族地主。因此，这个政权处处纵容豪族地主，垄断政治权力，肆意兼并土地，过着腐化糜烂的生活。西晋统治阶级所以奢糜成风，这是个主要的原因。
西晋统治集团和豪族地主穷奢极欲的生活风气，在历史上是很突出的。晋武帝就是个荒淫无度的人，他在后宫蓄有姬妾宫女近万人。为了挑选美女充实后宫，在全国强征“美女”，闹的天下鸡犬不宁，女孩子们“多败衣瘁貌以避之。”晋惠帝司马衷，更是只知玩乐，不懂民间一点疾苦的家伙。有一年闹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他还惊异的问：为什么这些人不吃肉粥?
皇帝如此，自然上行下效，整个豪族地主阶层，竞相效尤，无不以豪华奢侈为荣。大官僚何曾，每天吃饭要用一万钱，还嫌“无下箸(筷)处”。他的儿子何劭“食必尽四方珍美，一日之供(饭费)，以钱二万”。晋武帝的驸马王济，用人奶喂养小猪，所以“蒸犭屯(小猪)肥美，异于常味”，受到晋武帝的赞赏。这种竞尚奢华的社会风气，已经成了西晋大族政治的一个特征。石崇与王恺斗富的丑剧，正是这种恶劣风尚的典型事例。
王恺，东海郯郡(今山东郯城县)人，晋武帝的舅父，是当时有数的豪富之家。石崇，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也是：“财产丰积”的巨富。他的平时生活是“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甚至连他家厕所，都有衣着华丽的女婢端香持服，为入厕的达官贵人擦洗更衣。
王恺、石崇二人互相争豪比富，变着花样想炫耀自己，压倒对方。王恺家做完饭以后，用麦糖洗锅，石崇家做饭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绿色的绫裹着紫色的丝布，做成步障四十里，石崇就用织锦花缎，做出更华丽的步障有五十里长。
当时人评论王恺还是不如石崇，王恺很不服气。晋武帝也每每助舅舅王恺一把力，想帮他胜过石崇，曾把一株珍贵的珊瑚树赐给王恺。这株珊瑚，高二尺许，枝条扶疏多姿，是世所罕比的宝物。王恺得意地拿来向石崇炫耀。谁知石崇看了一眼，随手拿起一把铁如意，当啷一声打中，这株珊瑚应手而碎。王恺不但惋惜心疼，还认为石崇这是比不过他而心生妒意，便厉声责怪石崇。石崇大模大样地回答：“犯不上这么恼火嘛!看我马上还你!”随即令仆人把家里的珊瑚树取来一大批，让王恺任选。其中，三、四尺高的有六、七株，株株条干绝俗，光彩耀目。象王恺那株二尺左右的，就更多了。这一来，王恺恍然自失，只好甘拜下风。
石崇、王恺这般豪族地主，不仅挥霍财富如粪土，而且轻视人命如儿戏。王恺请客吃饭，必要女伎吹笛伴酒。吹笛人稍有忘韵之处，王恺听到后，就要让人把女伎拉到台阶下打杀。而王恺颜色不变，照常饮酒，跟没事一样。石崇的残暴也不下于王恺。石崇每次宴客，规定要美女伴从劝饮，客人有饮酒不尽的，要把那个美女杀掉。有的客人故意要看他杀人取乐，几次劝酒不饮，石崇就不惜连杀三人。这样令人发指的暴行，正是豪族地主贪婪、荒淫、残忍的阶级本性的暴露。
豪族地主为了维持其腐化生活，必然千方百计地敛财积富，养成贪鄙本性。晋武帝时，“卖官钱入私门”，公开卖官自肥。司徒王戎，通过贪污勒索，“积财聚钱，不知纪极”，已经田园遍天下。但是，每天晚上，他还亲自和老婆在灯下拿着筹码算账，锱铢必较。上面提到的石崇，更是不择手段的搜括财富，“百道营生，积财如山”，甚至他到荆州做官时，公然派人当强盗，“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石崇死后，有人查他的财产，至少发现有奴仆八百多人，水碓(ｄｕì对)三十余区，其它珍宝、财货、土地、房屋，数量极大。这些高门大姓积累的无数钱财，是他们肆意铺张的物质基础。当然，这些钱财，无不是吮吸劳动人民血汗而来。
因此，在西晋这种极为腐朽的统治下，人民生活痛苦难言，天灾人祸，接踵而来，“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到处出现“流尸满河，白骨蔽野”的惨象。这和那些官僚、富豪所过的纸醉金迷的生活，是多么显明的对照。无怪有人评论，豪族地主的“奢侈之费，甚于天灾”。他们确实给劳动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以致流民起义，此伏彼起，始终不断，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西晋王朝立国不久，就短命夭亡了。
“八王之乱”
西晋第二个皇帝晋惠帝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太后与皇后；皇后与太子；中央与诸侯王；诸侯王与诸侯王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残杀和战争。从公元291年起，先后有八个诸侯王，为争夺中央权力而相互攻杀，历时十六年之久。历史上称这次战乱为“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爆发于晋惠帝时，祸根却在晋武帝司马炎时就埋下了。
晋朝建立后，司马炎认为，曹魏政权所以被司马氏篡夺，是因为曹氏不分封同姓诸侯王，皇室缺乏屏藩的缘故。于是，便在公元265年，大封皇族二十七人为王。这些诸侯王都有封地，拥有武装，而且，王国内的大小文武官吏都由诸侯王自己选任。不少诸侯王还兼领中央或地方的军政大权。这样，各诸侯王国，就形成了晋朝内部的强大割据势力。当时，异姓世族以杨、贾两家最为显赫。杨家是弘农郡的大姓，晋武帝的皇后杨艳就出自杨家。杨艳生惠帝。她临死时，又推荐从妹杨芷嫁给武帝为皇后。杨芷的父亲杨骏也被超升为车骑将军。杨氏的声势压倒其他异姓世族。惠帝的皇后贾氏，是贾充的女儿。公元260年，魏帝曹髦进攻司马昭时，贾充杀死曹髦，在司马氏篡魏过程中立过功劳。司马炎称帝后，贾充被升为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深受武帝宠信。杨、贾两家都各树党羽，扩充权势。这样，西晋的祸乱便首先从宫廷里发作起来了。
公元290年，晋武帝病死，晋惠帝继位。惠帝是个白痴。武帝死前，诏汝南王司马亮与外戚杨骏共同辅政。杨骏和女儿杨皇后伪造诏书，由杨骏独揽了政权。
贾后也是个凶狠、贪暴的女人。惠帝即位，贾后也想独揽大权。杨太后和杨骏就成了她的最大障碍。公元291年，贾后与宫中的侍从官阴谋策划，秘召楚王司马玮带兵进京。司马玮进京后，顿时全城戒严。贾后挟惠帝下诏杀死杨骏和杨氏党徒几千人。杨太后也被逼身死。
杨氏集团被消灭后，汝南王亮入朝辅政。楚王司马玮因协助贾后政变有功，也以卫将军领北军中侯，在中央握有兵权。亮、玮之间因而发生矛盾。贾后认为亮、玮二人都妨碍了自己专权，便又施展手段，在这一年内，先下诏叫楚王玮杀死汝南王亮，然后又以“矫诏”(伪造诏书)的罪名，杀掉楚王玮。
贾后杀掉亮、玮二王后，大树自己党羽，专断朝政达八、九年之久。公元299年，贾后与太子司马遹的矛盾又爆发了。太子通是惠帝长子，不是贾后所生，随着年龄增长，对贾后一伙的专横跋扈，渐露不满之意，引起了贾后的妒忌。这一年，贾后废掉太子遹。太子无罪被废，引起一部分拥护太子的朝臣不满。公元300年，他们与当时握有军权的赵王司马伦密谋废贾后，复太子。赵王伦当即答应参与行动。但是，他平素与贾后亲密，害怕太子复立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一面行使“反间计”，挑动贾后用毒药害死太子遹；一面又借口为太子报仇，领兵入宫，废掉贾后。贾氏党羽也被一网打尽。
赵王伦利用贾后和太子的矛盾，一箭双雕将贾后和太子尽皆除掉，夺得政权。第二年，索性废掉傀儡惠帝，自己做起皇帝来。
赵王伦自己称帝，马上激起其他宗室诸王的反对。齐王司马冏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起兵讨伐赵王伦。赵王伦也调兵遣将迎战。双方的军队在洛阳附近酣战了两个多月，死亡近十万人。结果，赵王伦兵败被杀。齐王司马冏辅政。但是，不久，河间王司马颙联合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义，又对司马冏发动进攻。冏、义双方军队，在京城展开激战。一时，洛阳城内飞矢如雨，火光冲天。双方混战三日，齐王冏兵败被杀，长沙王义掌握了政权。
公元303年，司马颙又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杀掉司马义，打败司马越，控制惠帝，掌握了中央权力。
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再次起兵攻打司马颙。司马颙联合司马颖率军反击，结果战败逃走。公元306年，司马越的军队攻入长安，把惠帝又劫回洛阳。在这一年，司马颖、司马颙先后被司马越的势力杀死；惠帝也被司马越毒死。司马越另立惠帝的弟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司马越独掌了晋朝大权。到此为止，“八王之乱”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