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当蒙古贵族的统治扩大到中原和其他地区后，旧的奴隶制统治方式已经严重不适应于形势的发展，汉族的较高文明对蒙古贵族的影响越来越大，采用“汉法”，也就是走封建化的道路，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忽必烈是采用“汉法”很坚定的蒙古统治者。1271年，他按照汉族的传统封建制度和措施，在汉族士大夫的帮助之下，建立了元朝。元朝是以蒙古贵族为主的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
元朝是继秦汉、隋唐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统一的时代。这种大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文化科学技术的提高，各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和联系，中外交通和中外关系也更加密切。
蒙古贵族在用武力征服全国过程中，社会经济一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元朝建立后，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在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元代的农业、手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在农业方面，生产工具有很大的改进，还创造了不少新农具，全国各地还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这样，北方的农业生产比金朝时期有所提高，南方则在原有基础上有更大发展，南粮大量北运。新的经济作物棉花在全国普遍种植。少数民族地区的屯田很普遍，农牧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元代的手工业具有自己的特点，官营手工业规模很庞大，特别是丝织业、棉织业、陶瓷业、军用工业，比前代有所进步。棉织业是一门新兴的手工业，自从黄道婆从海南黎族那里学来了先进技术并加以改进后，我国古代的棉织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元代的文化科学技术有很多发明、创造。元曲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支新的绚丽花朵，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元曲家的作品，一直是中国人民引以骄傲的文学遗产。元代在天文、地理、农学、医学等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著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农学家王祯，都对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写出了《农桑衣食撮要》。元代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上，如火铳的使用、指南针和航海技术、活字印刷的推广，都达到了新的水平。由于全国大统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上的贡献之大，是前代所没有过的。
元代的对外交通很发达，中外关系很密切。元朝与各汗国以及亚洲、欧洲各国，使者往来频繁。中国的商船活跃于南洋、波斯湾和印度洋，甚至到达东非。当时外国人来中国的也非常多，著名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拔都塔在中国旅行和居住，回国后写了关于中国情况的记载，使世界各国对中国进一步有所了解。通过中外文化交流，我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亚各国；外国的一些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互相取长补短，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
但是，元朝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是十分严重的。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广大劳动人民则无地或少地，生活极其贫困。蒙古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推行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政策，对汉族劳动人民进一步限制和压迫。因此，民族压迫在元朝表现得十分突出。但是，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汉族地主官僚依然是压迫者、剥削者。
在元朝统治的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一直没有间断过。“挑动黄河天下反!”1351年终于酿成了规模巨大的元末农民大起义。杰出的农民领袖刘福通、彭莹玉领导南北红巾军，以“杀尽不平”的革命气概，用“复宋”和“摧富益贫”作号召，给元朝封建统治和地主富豪以沉重的打击。元朝终于被推翻了。元朝从1271年到1368年，共维持了97年。朱元璋在农民起义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明王朝。历史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打开了新的一页。
二、隋唐五代宋元历史纪事
隋文帝所实行的有关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隋朝是继北周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北周末年，皇室、贵族荒淫无度，政治腐败，人民痛苦，上下离心。阶级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分裂。外戚杨坚乘机夺取了政权。
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北周开国功臣，被封为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的女儿是周宣帝皇后。宣帝死后，年仅八岁的静帝继位，由杨坚辅政。他在辅政时，革除周宣帝的一些暴政，用法较为宽大，提倡节俭，颇得民心。在杨坚周围，形成了一个汉族官僚和汉化鲜卑贵族的有力集团。当北周地方大臣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等人，为挽救周政权起兵反抗时，都很快被杨坚派兵讨平。他又把周室诸王调集京师，一网打尽。581年，杨坚迫使周静帝禅位，建立隋朝，定都长安，改元开皇。杨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
589年，隋军进攻建康(今南京)，俘陈后主，陈朝灭亡。东晋以来二百七十多年长期分裂的局面结束了，南北重新统一。
在灭陈前后，隋文帝为了巩固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其中重要的有下列几项：
1.改革官制。建立起一整套相当严密的统治机构。581年，设立了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作为最高政权机关。管理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长官是尚书令，副长官是左、右仆射。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刑、民、工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隋文帝还简化地方官制，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后来，隋炀帝又改为郡县两级)。地方行政机构的简化，节省了封建国家的开支，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废郡的同时，隋王朝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后来又规定，州县佐官三年一换，不得重任，不许用本地人。这就使士族豪强地主把持本地区政权的情况有所改变，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全国的统一。
2.建立科举制度。隋朝废弃了魏晋以来按照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的九品中正制，采用考试的办法，实行以才选人。原来设有秀才、明经两科，隋炀帝又增设进士科，放宽了录取标准，把录取和任用权完全集中在中央。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门阀大族对选举的把持，为庶族地主参加政权开辟了道路。科举制度为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
3.改革兵制。隋文帝对北周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进行改革，把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加强了主要是用来镇压人民的封建武装力量，也加强了对农民服兵役的控制。府兵一面在州县落籍，垦种田地，“一与民同”，从事生产；一面仍保留军籍，轮番宿卫。原来统率府兵的十二卫大将军，改为只负责统领轮流到京师禁卫的府兵。这样，在防止将专其兵，加强封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减轻人民的军费负担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4.均田“减赋”。隋文帝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规定一个成年男子受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女只受露田四十亩。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要归还。由于官僚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并且继续侵占农民的土地，无地农民很少能按规定受田。在地少人多的地区，一个成年男子往往只受田二十亩。均田制不能彻底实行。隋统治者实行均田制的根本目的，在于控制更多的劳动力，榨取更多的赋税，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一部分土地，对恢复社会生产还是有利的。
隋朝还改定赋税，“轻税入官”。轻税，就是适当减轻农民的负担。“入官”，就是使封建国家掌握更多的纳税农民，把农民从地方豪强手中转到国家手中。这样，使封建国家的总剥削量增加，出现了隋朝仓库空前充实的景象。
5.整理户籍。人民是封建政府剥削的对象，户口不实就会影响政府的收入。汉末以来，由于士族强盛，庇护民户为私属，夺取了朝廷大量的户口。隋初，河北、山东一带农民隐漏户口，投依士族豪强的情况十分严重。隋王朝首先在这一地区检括户口，有的州检括出成千上万的民户。为了增加政府收入，稳定封建秩序，583年，隋王朝又下令在全国实行户口大检查。这次检查的结果，有四十万人查实为壮丁，一百六十多万人口被新编入户籍。隋王朝还规定亲属关系在堂兄弟以下的，要分别立户，并鼓励百姓互相检举，以杜绝再发生户口不实的情况。接着，宰相高颎奏行输籍法，朝廷根据贫富规定上下户等的样式，令州县官每年据此检查户口一次。输籍法实行后，大量隐漏逃亡农民，成为国家的编户，增加了纳税户口，保证了隋王朝的财政收入。
隋王朝的这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削弱了豪强地主的力量，扩大了地主阶级政权的基础，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隋初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显然是同全国统一以及上述各项措施有密切的关系。
隋朝修建大运河在当时所起的作用
大运河是隋炀帝杨广在位时开通的。隋朝为了巩固政权和统一的局面，在政治上要进一步控制新统一的东南地区，加强对南方人民的镇压；军事上在东北部涿郡(今北京)建立据点，要把军需物资输送到北方；在经济上，隋朝在长安和洛阳等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官吏和军队，需要充足的粮食供应。如何解决南粮北运，转运江南富庶的物资以增强中央政权的力量，是隋王朝急待解决的问题。陆路运输，费用太大，加以运输工具简单，运量有限。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将横贯诸水联成贯通南北的运河，是当时解决上述问题的好办法。运河的开通，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当然，隋炀帝开运河还有他怀恋江都(今江苏扬州)的繁华，向往江都的风光，想去巡游享乐的个人动机。
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开了广通渠和山阳渎。584年(开皇四年)，隋文帝为了漕运的便利，令宇文恺率水工开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今西安市)东达潼关，长三百多里。修成后，关内漕运通利。587年(开皇七年)，又沿着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邗沟的旧道，开山阳渎，南起江都，北至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江淮。隋文帝利用这条渠道运兵运粮，为用兵江南作准备。修好这条渠道的第二年，隋就出兵灭掉陈国。开通山阳渎对全国的统一是有贡献的。
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工程分四段进行。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征发江南、淮北一百多万民工，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沟通洛水、黄河、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十几万劳动力，把山阳渎加以疏通扩大。大约用了半年的时间，一条宽四十步的运河修成了。河的两岸修筑成御道，沿路榆柳夹道，又是陆路交通线。接着，从通济渠向北延伸。608年(大业四年)，征发河北民工一百多万人开永济渠。这条河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黄河，北通涿郡。610年(大业六年)，在长江以南开了一条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前后用了不到六年的时间，大运河的全线工程告成。
隋朝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它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通航的范围大大超过以往。这条大运河长达四五千里，是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
隋炀帝开运河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灾难，大量民工死在工地上，千百万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大运河修成后，南北交通有显著的改进，它成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加强了南北的联系，对于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祖国的统一，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劳动人民对历史的伟大贡献。
隋末农民起义军摧毁了隋朝的反动统治
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使得农民穷困破产，大量死亡。河北的涿郡和山东的东莱，是隋朝进攻高丽的军事基地。这一带人民负担的兵役和徭役最沉重，加以水旱灾荒不断发生，因此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爆发。
611年，隋炀帝下诏征调大量兵士，准备第一次侵略高丽的战争。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今山东邹平东南)发动起义。他自称“知世郎”，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农民反抗兵役。他们到处攻打官军，破坏隋军运输线。那时，在山东、河北一带，还有好几支起义军。
613年，隋炀帝又在全国进行第二次大征调，加速了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爆发。原来的起义队伍每支发展到几万人，以至十几万人。起义军攻占城池，夺取地主粮食，杀死贪官污吏和士族地主。这是对南北朝以来社会上腐朽势力的大扫荡。面对农民起义的风暴，隋炀帝采取了凶暴的镇压政策。他在613年以后，把大部分兵力用来镇压起义军，命令在郡县城郭、驿站、村庄的周围修城筑堡，强迫农民住到城堡里，企图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扼杀起义军，还规定捕获起义者立即处死，没收全部家财。但是，残酷镇压丝毫也不能阻止革命形势的继续高涨。那时候，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农民起义，规模较大的有七、八十处，全国起义总人数有几百万人。隋炀帝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吓得坐卧不安，睡梦中常惊叫有贼，要几个妃子象拍抚婴孩那样拍抚着他，才能入睡。
起义军在同隋军战斗的过程中，虽然屡遭挫折，但他们没有屈服，散而复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各地分散的起义军逐渐汇合成三个强大的起义军集团：翟让、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
翟让领导的瓦岗(今河南滑县南)军，是河南一带起义军里最强大的一支。单雄信、徐世(后改名李，就是小说中的徐茂公)等人都聚众来参加。616年，曾经参加过杨玄感兵变的破落贵族李密也投奔到瓦岗军来。他向翟让献策，劝翟让鲜明地打出反抗隋朝暴政的义旗；同时亲自去说服附近许多支起义军领袖团聚在瓦岗军周围。在李密的谋划下，瓦岗军攻破了要塞金堤关，打下了荥(×íng刑)阳和好几座县城。隋炀帝赶忙派河南讨捕大使张须陀带领精兵两万人前往镇压。瓦岗军决定智取，先把大部分兵力埋伏在荥阳大海寺北面树林里，再由翟让率领一小部分起义军列阵迎战，假装败退，把张须陀引入埋伏圈。隋军中了埋伏，起义军四起冲杀，杀得隋军人仰马翻。屠杀起义军的刽子手张须陀也丧了命。瓦岗军声威大振。
617年，瓦岗军精兵七千人，一举攻占了洛阳附近隋朝的重要粮仓兴洛仓(今河南巩县境内)。起义军把粮食分给饥民。贫苦百姓扶老携幼赶到兴洛仓领粮。瓦岗军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队伍更加壮大。瓦岗军接着又在石子河(今巩县东南)大败隋军，在洛口建立了政权，翟让等推李密为魏公。他们发布讨伐隋炀帝的檄文，揭发他奢侈荒淫、残害人民等十大罪状，指出：“罄(用尽)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号召人民起来共同推翻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