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一生创作很多，给人留下了三千多首诗，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他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一套进步主张。他以学习杜甫等人为号召，提出：“文章合(应当)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思是文学必须反映现实，要达到教育的目的。他比喻说，一篇诗就象一株果树，感情是根，语言是苗叶，声韵是花，意义是果实。没有感情的诗，就象无根的果树，无法成活下去。没有意义的诗，就象果树不结果，徒有枝叶，毫无价值。他认为一首好诗，应当有感情，有思想，而语言、声韵又好，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思想感情。自居易的进步文学理论，对我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最能代表白居易文学主张的，是他写的讽谕诗，以《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为代表。《秦中吟》和《新乐府》的内容，有的揭露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重税压榨。如《重赋》一诗中写道；“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ｑūｎ)巡(迟慢)。”农民指斥官府：“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又如《杜陵叟》一诗，写一个老农遭到灾荒，颗粒无收，而地方官却不顾人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老农只得：“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他愤怒地控诉：“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秦中吟》和《新乐府》的内容，有的反映了官吏的贪横强暴。如《卖炭翁》一诗中，描写了一个“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老人，驾着牛车去卖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结果这车千余斤的炭，竟被宦官用“半匹红纱一丈绫”强买了去。又如《红线毯》一诗，痛斥宣州太守为了赢得皇帝的宠信，年年强迫人民用大量蚕丝织造大红地毯，献给皇帝。诗人愤慨地指责道：“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有的诗着重揭露统治阶级豪华奢侈的生活，并同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处境作鲜明的对比。如《轻肥》一诗描写达官贵人宴席之后，“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而民间正遇上“是岁江南旱，衢州(今浙江衢县)人食人!”又如《买花》一诗，描写京城的富人乘车马到市上，用重价争买牡丹花，一位农民看到了独自长叹，叹的什么呢?诗人代他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一束花抵得上十户中等人家所交的赋税)!”
有的诗着重谴责统治者发动的不义战争。如《新丰折臂翁》一诗，描写唐玄宗年间，宰相杨国忠发动对我国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的战争。一位老农为躲避抓兵，“偷将大石槌折臂”，“直到天明痛不眠”，但他仍以保得残生为大幸。
总之，白居易的讽谕诗，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从各个方面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除了讽谕诗外，白居易还写过一些优美和谐的叙事诗，以《长恨歌》、《琵琶行》最著名。这两首诗显示了自居易巨大的艺术才能，后世不少剧作家把它改编为戏剧，搬上了舞台。
白居易的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民歌风味。据说他写了诗，先念给老婆婆听，然后不断修改，直到老婆婆听懂为止。他的诗为我国各族人民所喜爱。现在新疆婼(ruò若)羌县就发现了唐代回纥诗人坎曼尔抄录的《卖炭翁》。白居易的诗在朝鲜、日本等国，也争相传抄。
和白居易同时齐名的诗人还有元稹，当时元白并称。另一个和白居易齐名的诗人刘禹锡，主张革新，是当时有名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就是他的名句。
佛教在唐代产生的影响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到唐朝达到了最盛期。
唐初，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还是尊道抑佛、先道后佛的。因为当时唐朝新立，当务之急是控制农民，掌握劳力，恢复发展生产，尽快巩固新王朝。然而自隋文帝大兴佛教以后，出家人越来越多。到唐初，全国削发入寺脱离生产的僧尼已达十数万人。这对唐朝的统治显然不利。624年(武德七年)，太史令傅奕(ｙì意)上书皇帝，建议禁佛，强迫僧尼婚配，生男育女，为国家种地当兵，唐高祖很同意这个建议。唐太宗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ｙì意)，637年(贞观十一年)下令规定道先佛后。佛徒法琳表示反对，被太宗流放而死。但是，唐太宗也敏锐地感到：宣扬“因果报应”，鼓吹“与世无争”的佛教，也不失为可利用的工具。因此，太宗在过去的战场建造佛寺，还特意为被他杀害的农民领袖窦建德等人立寺，假惺惺地表示，愿死者脱离“苦海”，得到“甘露”。这显然是在搞欺骗。以后，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序文，进而公开提倡佛教了。
太宗时期最流行的佛教宗派是净土宗。净土宗认为人要成佛很容易，只要口念一声“阿弥陀佛”，慢则七天，快则一天，灵魂即可升入“净土”(指西方极乐世界)，成为八级(共分十级)以上菩萨。由于净土宗的成佛法最简捷，骗人害人也最多。太宗时有个叫善导的和尚，宣扬净土宗三十余年，门徒极多。善导每天念佛，非力竭不停，他的有些门徒一天念佛一万声或十万声，到了痴狂程度。
唐朝第一个崇佛高潮出现在武则天时期。武则天正式称帝前两个月——690年(天授元年)七月，有个法明和尚编撰四卷《大云经》献上。经文说：“太后(指武则天)乃是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唐朝做天下主”，为武氏称帝提供了宗教依据。武则天当即下令将该经颁行天下，长安、洛阳以及诸州各建大云寺一所。武则天还耗费巨资在洛阳龙门雕造十多米高的大佛像，用以崇佛。武则天时期盛行的佛教宗派是禅宗。“禅”是静坐的意思，即提倡安心静虑的修行方法。禅宗改造了传统佛教，废弃其违背儒家“孝悌”观念的戒律，强调孝是成佛的根本，也提倡为父母守丧三年。这就使外来的佛教更能适合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口味，对群众的欺骗作用也更大了。当时禅宗分为南北两派。北派首领叫神秀，他做了一首偈(ｊì记，佛教唱词)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免使惹尘埃”，主张要成佛必须长期不懈地修行，即提倡所谓“渐悟”。南派首领叫慧能，他做的一首偈说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认为佛并不存在于尘世，而是在人心里，“心外无佛，我即是佛”，只要诚心，谁都可以立即成佛，即提倡所谓“顿悟”。“渐悟”、“顿悟”，都是对人民的宗教欺骗，当然为统治者所欢迎。所以，尽管神秀和慧能是死对头，两个人却同时得到武则天的尊崇。神秀被请进长安，奉为国师，武则天亲自向他行跪拜礼。远在岭南的慧能，也在武则天的尊敬保护之下自由聚徒传教。
第二个崇佛的高潮出现在肃宗、代宗时期，盛行的宗派是密宗(即密教)。密宗称其他宗派为显教，说显教信奉的是佛对一般俗人说的法，而密教信奉的则是佛对自己的眷属说的法，是“秘密真言”，所以密宗又叫真言宗。密宗修法的特点是要筑坛行巫术。巫术登场，表明了佛教的进一步堕落。那时正值安史之乱，躲在灵武的唐肃宗梦想佛来保佑朝廷，消灾弭(ｍǐ米)乱，就请密宗僧人不空领着一百名和尚住进宫中，晨昏念经，为朝廷祈福。后来郭子仪等人力战，并请回纥援兵，收复了长安，肃宗却归功于不空诵经。唐代宗同样宠信不空等僧人。朝廷遇有同回纥、吐蕃的战事，代宗就请僧众在宫里诵经。战事结束，即认为僧众退兵有功。大骗子不空依恃皇帝宠信，陆续在长安一带夺占大片田产。他在五台山造的金阁寺，铸铜为瓦，瓦上涂金。唐代宗还封他为公爵，食邑三千户，死后又追赠司空。一个妖僧骗得这么多殊荣，十足表明唐朝廷的腐朽。
唐朝的寺院享有免税特权。唐朝中期以后，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逃亡，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户的越来越多。寺院控制的农户愈多，聚集的财富也就愈多。711年(景云二年)已经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仅有经济势力和政治特权，还有自己的法律(僧律)，自己的武装(僧兵)，不受官府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佛国”。“佛国”越多，对朝廷威胁越大。官府同寺院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利害冲突因此尖锐起来。从841年(会昌元年)起，唐武宗李炎下诏废佛，规定长安留四寺，洛阳留二寺，大州留一寺，每寺留僧十人，其余寺院一律拆毁，僧尼一律还俗。唐武宗派遣四名御史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御史乘马还没有走出潼关，天下的寺院已都被平掉，可见群众对僧寺痛恨之深。这次废佛，全国共拆毁佛寺四千六百多所，拆僧舍四万多所，二十六万多个僧尼被迫还俗，连同十五万获释的寺院奴婢，一律登记为官府的纳税户。此外还没收寺院土地数百万亩。不过，唐朝统治者毕竟离不开佛教这个工具。当朝廷同寺院的经济政治冲突缓和以后，唐王朝随即重兴佛教，而且变本加厉。
唐懿宗李漼(cuī崔)兴起了第三次崇佛高潮。当时凤翔法门寺珍藏一块相传是释迦牟尼的手指骨，被视为佛门圣物。九世纪初年，唐宪宗李纯曾耗资动众，搞了一次迎佛骨来长安的闹剧。873年(咸通十三年)，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前夜，朝廷危机四伏，统治不稳，唐懿宗决定再迎佛骨，为朝廷求福。许多大臣表示反对，李漼说：“我能活着见佛骨，死无遗恨!”他下令广建佛塔，用华丽的锦绣，珍贵的金玉珠翠，制造和装饰大批香车、宝帐。长安至法门寺之间三百里的道路上，迎佛骨的车马昼夜不绝。佛骨将到长安，又派出禁军和乐队为前导，吹吹打打，排了数十里。唐懿宗亲自出迎，向佛骨顶礼膜拜，涕泪交流，丑态百出。
唐朝历代统治者借佛教欺骗人民，巩固自己的统治的用心，被宣宗时一个小官僚李节讲了出来。他说：“人们只知道佛教产生在衰世，不知道衰世也要佛教来挽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风气已经败坏，人们充满愁怨的情况下，如没有佛教来使人们安分守己，那末勇敢的人将会奋起斗争，聪明的人将会暗中谋画，广大的农民必将纷纷起事。如今，佛教把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归结为因果报应，而不归罪于当权者，因而使得那些聪明勇敢人们的心都平静了下来。”但是，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佛教迷信同样阻挡不住人民起来革命。正是在唐懿宗迎佛骨的次年，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兴起了。
道教在唐代产生的影响
东汉末年创立的道教，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有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唐朝，道教和佛教并行，成为封建统治者提倡的两大宗教。
道教徒积极参与了灭隋建唐的政治活动。在李渊起兵时，著名道士王远知看到隋朝将亡，就用密传符命的方法投靠李渊，说李渊将承天授命做皇帝，由此得到他的信任。李渊称帝以后，太原人吉善又对李渊说，他在羊角山见到一个骑白马的老翁，自称是唐朝天子的祖宗，老翁还要吉善转告李渊：李家子孙将要做一千年皇帝。李渊听了大喜，认为这个老翁就是道教教主——太上老君李耳，立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庙，次年又亲往终南山拜谒老君庙，确定了同李耳的亲属关系，也从而确立了道教在唐朝的特殊地位。625年(武德八年)，李渊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教地位：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第三。
唐太宗进一步尊道抑佛。在佛、道两教的长期斗争中，第一次出现了道胜于佛的优势。621年(武德四年)，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在关东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以后回到长安，曾易服化装专程拜访王远知。王远知当面对李世民说；你将做太平天子。随后在李世民同长兄李建成争夺帝位继承权的斗争中，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徒拥护李建成，以王远知为首的道教徒拥护李世民。李世民继位以后，特意在茅山给王远知造一所太平观表示崇敬。王远知两次押宝成功，声誉鹊起，俨然成为神仙一类人，道教也因而名声大振。637年(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又明确宣称，李耳是我的祖宗，太上老君的名位应当在释迦牟尼佛之上，男女道士的地位在僧尼之上。唐太宗多方崇道的结果，提高了李姓的地位，于是在次年编定《氏族志》时，他公然出面干预，将山东的士族大姓崔氏降为第三等，而皇族李氏被赫然列为第一等了。
武则天崇佛抑道，道教势力一度衰落。早在三国时期，道教徒曾伪造《老子化胡经》，说老子西至流沙，命令门徒尹喜，降于中天竺国，化生为释迦牟尼佛。这样，中国的太上老君成了天竺佛祖的先师。魏晋以来，“老子化胡”的传说一直起着扬道贬佛的作用，对佛教很不利。武则天要扶持佛教，下令全国搜集《老子化胡经》，全部烧掉，并不得列入道经之内。691年(天授二年)，她改变唐太宗的规定，公开宣告：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前，佛、道地位来了一次颠倒。但是武则天并非抛弃道教，《老子化胡经》后来并没有真烧。她是在运用手腕，控制两教，以便为其所用。
唐睿宗和唐玄宗父子二人迷信道教，道教的优势又逐渐得以恢复，甚至胜过了唐太宗时期。710年(景云元年)，睿宗女儿西宁公主和昌隆公主出家入道，睿宗下令为她们兴造道观。官府在辅兴坊强拆民房，逼走百姓，耗费巨资，造成奢丽的金仙、玉真二观。次年，睿宗又下令凡有集会，僧尼和道士不分先后，并进并退，表示二教地位平等，实际是要恢复道教失去的地位。玄宗大兴道教，格外狂热。他陆续给李耳加了种种尊号，什么“大圣祖玄元皇帝”、“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等等，把他抬到吓人的高度。741年(开元二十九年)五月的一天，唐玄宗说自己梦见了“玄元皇帝”，醒后画出李耳的像，分发全国各州道观，令男女道士庄严迎候，像到之日，要文武百官放假举行宴会，以示庆贺。有个官员谎报说，“玄元皇帝”在大明宫丹凤门外大街上一度降临。唐玄宗诚惶诚恐，连忙下令长安、洛阳建“玄元皇帝庙”。庙建成后，里面不仅供奉李耳石雕像，而且同时雕刻了唐玄宗本人和李林甫的石像，以天子和宰相为教主侍从，侍立于李耳左右。为了同佛教的四大菩萨相对，玄宗又封了道教四“真人”：南华真人庄子，通玄真人文子，冲虚真人列子，洞灵真人庚桑子。庄子的著作封为《南华真经》，同老子的《道德真经》并称。在长安、洛阳设玄学博士和助教，各招学生一百人，专读《道德》、《南华》等经，定期考试。由于玄宗崇道，社会习尚也有所变化。原来信佛的一些大官如贺知章等人，也放弃佛教，改信道教。当时长安城中的道观达到三十所之多。随着道教的风行，上层道士发展成为统治集团中一支腐朽的势力。这些人拥有田产奴婢，享受免税特权。道士犯法，地方官无权过问。许多道士有恃无恐，大搞欺诈勾当。道士张果自称几千岁了，做过唐尧的大官。昏庸的唐睿宗竟然信以为真，恭请张果到洛阳，用轿子抬他入宫，厚加封赏，还要把公主嫁给这个老头子。后来唐玄宗又把这个骗子请进长安，奉若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