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苗圃北地晚商铸铜遗址面积有一万多平方米。不仅面积大，出土铜范很多，而且在这个遗址里，却不见孔雀石等炼铜原料。这说明当时铸造和炼铜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分工，铸造用的铜料是从别处运来的。可以想象，在铸造时，无数奴隶在奴隶主皮鞭的监督下，汗流浃背，疲于奔命的悲惨情景。在铸造铜器时，还要举行祭祀仪式。甲骨文里记载了有一次商王要铸个铜盘，先要用奴隶(或牲畜)的鲜血祭奠上帝或祖先。正是这些奴隶的汗水和鲜血，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时代的文明。
由于长期实践，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掌握了根据不同的需要，调节铜锡的比例。《周礼·考工记》就有世界上最早的铸器调剂表。商朝的钟、鼎等器的化学成分，经化验与此书“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的比例相合。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难能可贵的。
我国的青铜铸造业，从商朝起，经过西周，到了春秋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原来做为宗庙祭祀用的青铜礼器，逐渐失去了威严、神秘的色彩。生活用具大量增加，出现了供赏玩的“弄器”。大奴隶主阶级垄断青铜器的时代已经过去，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地主阶级也掌握了青铜器。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印纹法发明了。用同一图案的印模，连续印在泥模上翻成范，省事迅速，提高了工效，青铜器商品化了。青铜器上的花纹也由商周时代狰狞可怕的怪兽，逐渐向写实发展。为了节省铜料，器体也由厚重敦实，转向轻薄精巧，甚至用土填在铜器的空心处。这在当时。反映了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度的过渡。
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铸铜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1978年5、6月在湖北随县发现了战国早期曾侯乙大墓，出土了大批精美绝伦的青铜器、金器、玉器、漆木器。其中有各种成组的乐器，这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工艺、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一百多件青铜礼器，大多有精细的花纹或镶嵌，有不少青铜器是前所未见的。有一件尊，口沿和底部饰以极其精致剔透的镂空蟠螭形花纹，底部、腹部又各有四龙，颈部又有作上爬状的四兽，栩栩如生。这个铜尊放置在一个风格与它相同的铜盘内，浑然一体，宛如精美的象牙雕刻，其铸造技术之精绝，真是巧夺天工，令人惊叹。墓内还出土成组编钟65件，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的钟架上，十分壮观。其中甬钟每件有错金文字五十字以上，计约三千字，主要讲音律及组合关系。另有一件铜钟，可根据上面的文字考证出此墓建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或稍后。随县大墓的发掘对研究当时曾国、随国和楚国的关系以及战国早期的科技和文化艺术的光辉成就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
大量青铜器的发现，反映了我国青铜时代生产发展的高度水平。各种青铜器上铸成的铭文(俗称金文)，还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这些金文与考古资料补充了商周历史研究材料的不足，使我们能很好认识商周奴隶社会的历史。
商朝的青铜器铭文一般字数不多，主要内容是一些人名或表示器物所有者的名字。有的铜器铭文像图画，这些是古代氏族图腾的遗迹，表示制作器物者的族属。
到了西周，特别是西周中后期，铜器铭文变得愈来愈长，有时专为铸一篇铭文而铸造一件铜器，铭文具有书写历史的性质；春秋中叶以后，由于竹简和帛书的使用愈来愈广泛，青铜器上的文字就逐渐变成与花纹性质相同的装饰品，愈来愈艺术化了。
1974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几座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大墓。其中一座大墓出土四件带有二百字以上铭文的随葬礼器。器物上的文字是刻成的，刀工娴熟，刻划洒脱，字体十分端庄秀丽，整篇铭文就像一幅精湛的书法杰作。有一件钅夫足大铜鼎，刻有文字四百六十九字，这是仅次于铭文最长的《毛公鼎》的又一件铭文最多的铜器。铭文中记述了燕王哙让位于子之，自己反倒甘称臣子，结果引起燕国内乱，齐国乘机干涉，中山国也从中得到了好处的故事。这也证明了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燕王哙搞“禅让”的记载是可信的。与此同时，铜器上的铭文还为我们研究中山国的历史补齐了中山国国王的世系。中山国大墓出土的许多文物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而且还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如出土的“三虎六身夔龙纹圆座乌兽攀枝十五连盏铜灯树”，由大小八节分开的构件接插在一起而成，可以拆开分放，又可合接在一起使用，携带时很方便。整个灯各部分接在一起时，像一棵大树，树干上有群猴戏耍，树枝上小鸟张嘴鸣应。树下二人仰头向上，一只手托着食物，一只手向上抛食物逗猴。树上还有两只小猴一手拉着树枝，一手向下伸着讨食，身体悬在空中。这件“灯树”是一件构图十分生动活泼，构思相当巧妙的艺术杰作。
历代流传下来以及商周遗址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青铜器和铜器上大量的铭文，是我们研究商、周历史的宝贵材料。铭文最长的是西周晚期(周厉王)的《毛公鼎》，将近五百多字。这些铭文中，有的反映了周朝奴隶制的情况，如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著名的西周初期的《大盂鼎》，记载了周康王一次就赏给了大奴隶主盂一千多个奴隶。另一件西周中期(孝王)的曶(hū忽)鼎，记载了一匹马一束丝就可以换得五个奴隶；有的反缺了周与各民族的关系，如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虢季子白盘》，记载了西周晚期(夷王)时，一个大奴隶主与少数民族犭严狁打仗，一次就杀死五百多人，还抓住了五十个俘虏；有的反映了周代土地关系的变化，如西周晚期(厉王)时的《散氏盘》，记载了奴隶主之间田邑交换的事件。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商周青铜器更是不断有重大发现。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了殷代王室妇好墓。这是殷墟自1928年科学发掘以来仅见的一座最完整的大墓。墓葬随葬大批青铜器，超过了历来殷墟出土青铜礼器数量的总和。许多青铜器上铸有“妇好”二字的铭文，这就第一次使安阳墓葬出土铜器与甲骨文和文献结合起来。据考定，这座墓是商王武丁晚期的墓葬。这为安阳殷墟大墓的分期和商朝青铜器的分期树立了典型的标尺，对商朝历史和甲骨文的研究也起了促进作用；1976年，陕西临潼发现了《利簋》，这个簋(guǐ鬼)上记载武王伐纣在“甲子”日与文献上的记载相符合，证明了古文献的记载是可靠的；此外，1975年在陕西岐山发现了西周后期租田和易地的史实的裘卫四器(一件盉，一件簋，二件鼎)，是研究奴隶社会后期土地关系的宝贵材料。又有一件铸有二个奴隶主打官司判决词的(zhèn镇)匜(yí仪)，是研究法律史的重要材料。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大量的金文中反映的商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十分丰富。
金文本来是商周奴隶主阶级用以歌功颂德，记述他们的一些私事，铸在铜器上的文字。但在今天，我们根据其中反映的一些史实，了解奴隶社会的历史，揭露奴隶主阶级的罪恶。商周金文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经济斗争和阶级情况的珍贵资料。大量商周青铜器的发现和青铜铭文的研究，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奴隶们高度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也更进一步说明了正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一伟大的真理。
“春秋五霸”的产生
《春秋》是孔子删修的一部鲁国史书，记载了从公元前八世纪至五世纪的历史。因此，后人把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
春秋，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是各诸侯国政治军事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在这些斗争中，一些侯国取得了胜利，逐渐强大起来；另一些侯国遭到失败，逐渐衰亡下去。西周初年的“八百诸侯”，兼并成为春秋时期一百七十多个大小侯国。一些小侯国成为大国的附属国，几个强国为了夺取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展了激烈的斗争，这就形成大国争霸的政治局面。它是各侯国在迅速发展中，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在西周时期，周王室控制着从丰镐到洛邑一千平方华里的土地和人民，比起几十里，一百里大小的侯国来，有很大权威。可是平王东迁以后，失去了约一半的土地和人民。周王下降到侯国的地位，他和侯国发生纠纷，还要交换人质来解决。到了周襄王以后剩下的土地更少了，周王穷得要向诸侯乞讨过日子。周王室成了空架子，丧失了控制诸侯的能力。而在西周时期，小邦林立，各自为政，相安无事的诸侯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和经济势力急剧增长，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开展了激烈的斗争。一些诸侯国在战争中战胜了敌对方面，取得了霸主的地位，实际上起到了“共主”的作用。春秋时期，这样的侯国先后出现五个，所以叫做“春秋五霸”。
“五霸”是指哪五个国家呢?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及越王勾践。后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五霸”中最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齐国进入春秋以后，力量很快发展起来，它灭纪(今山东寿光西南)，灭郕(今山东汶上北)。齐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改革内政，增强了国力。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尊王攘夷”的策略。打败侵燕的北戎，挽救了燕国。并同其他国家一起，“存邢救卫”，制止了狄人的侵袭，保卫了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公元前656年，齐、鲁、宋、郑、陈、许、曹等国联军伐楚，阅兵召陵(今河南郾城东)。这时楚国的兵力已相当强盛，连年攻打郑国。他见齐桓公人多势众，只得议和。在这些年代里，齐桓公几次大会诸侯，周王也派人来参加会盟。他就得到霸主的地位。但是，齐桓公一死，国内出了争夺继承权的乱子，国力大大削弱，齐国从此失去霸主的地位。
继齐国霸业的是晋国。不过中间还有个插曲，是宋襄公昙花一现的称霸。齐桓公死后，宋国君主襄公跃跃欲试想夺取霸主位置。正好这时的郑国依附楚国，宋襄公就带兵攻打它。楚国出兵救郑，宋、楚军队在泓(今河南柘城北)发生接触。宋军早已摆好阵势，宋司马(官名)子鱼要宋襄公乘楚军正在渡河时发起攻击，他不赞成；后来子鱼又提出趁楚军没有列好队鸣鼓进军，他仍然不同意。愚蠢的宋襄公多次失掉有利战机，最后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的卫队被全歼，自己身受重伤，不久就死去，宋国的霸业烟消云散。在宋襄公打了败仗后，还发表一通失败有理的谬论，成为千古笑谈。
真正继承和发展齐桓公霸业的是晋文公。晋国开始强大是在晋武公时代，他首先扩大军事编制，新建立军(一万人，一说一万二千五百人)一级的军事组织。到他的儿子晋献公时，扩大成两个军。接着灭亡耿(今山西河津南)、霍(今山西霍县西)、魏(今山西芮城东北)、虞(今山西平陆东北)、虢(今河南陕县一带)等国。晋国国力急剧增长起来。
晋文公(献公子)在位不久，把原来的二军扩大为三军，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同时对内政进行改革。晋国在完成军事上、政治上的准备后，主动向楚国进攻，在卫国城濮的地方(今山东鄄城临濮集)晋、楚两军对垒，以晋国为首的宋、齐、秦联军，打败楚、蔡、陈联军。晋文公的威名超过了齐桓公，进入晋国长期称霸的时代。
春秋时期的晋国，多次打败楚、齐、秦等大国，陆续灭掉三十多个小国，它就成为当时土地辽阔，兵力最强的国家。
在晋国称霸中原前后，它西边的邻国秦国强大起来，秦穆公任命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曾大败晋军，俘虏晋惠公。但在秦、晋战争中，秦国失败的时候多。秦向东发展，受到晋国的阻碍，转向西方进攻，灭掉十几个小国，在函谷关以西的地方称霸。
在齐、晋称霸时期，地处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经常北上与齐、晋争霸。楚国有利的条件是江汉流域土地肥沃，弱小国家多，有发展余地。经过楚武王的经营，国力大振，成为当时强国之一。特别是楚文王把屏藩中原的三大重镇申(今河南南阳)、邓(今河南邓县)、息(今河南息县)等国灭亡，奠定了争霸中原的基础。到春秋中期，楚又灭掉江(河南正阳西南)、六(安徽六安北)等国，国土发展到淮水流域。春秋三百年间，楚灭四十余国，成为当时灭国最多的国家。楚国在楚庄王时，曾饮马黄河，打败晋国，称霸中原。
在晋、楚争霸的末期，长江下游崛起了两个国家——吴、越。吴国本来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到春秋中叶，晋国为了打败楚国，联吴制楚，吴国在晋国的帮助下，很快强大起来。吴国多次对楚进攻，使它在一年中，七次遭到攻击。吴王阖闾任用伍子胥、孙武等人，在公元前506年，大举伐楚，从柏举(今湖北麻城境内)战役后，五战五胜，十一天中行军七百里，直捣郢都(今湖北江陵北)。行军的迅速，战果的巨大，是春秋时期所仅有的。楚国经过这次战争沉重的打击，力量大大削弱了。
越国在春秋末期以前是个小国，楚为了联越制吴，大力帮助越国，使它迅速发展起来。吴王阖闾因越国攻吴，起兵攻越，战败受伤而死。他的儿子夫差立志报仇，打败越王勾践，越国以屈辱条件求和，把国家保存下来。
夫差战胜越国之后，认为没有后顾之忧，北上争霸。首先向齐国进攻，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东南)杀死齐军统帅国书，俘获兵车八百乘。接着，夫差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夺霸主地位。这时吴国发展到了顶点。
在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尽量消耗自己力量的时候，越王勾践经过养精蓄锐，“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切都作好准备，正当黄池之会的时候，勾践带领越军，一举攻下吴都姑苏(今江苏吴县)，杀死吴太子友，吴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九年后，吴被越灭掉。
越王勾践战胜吴国，北上至徐，大会齐、晋等诸侯，共尊周天子，得到霸主的地位，号为“霸王”。
到了春秋末期，一些先进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逐渐明朗化。晋国由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组成的六卿专政；后来赵氏将范氏、中行氏、智氏灭掉，形成了韩、赵、魏三家掌握政权的局面。田氏在齐国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田恒时羽翼已成，杀死齐简公，另立齐平公，为田氏代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时的楚、秦、燕等国也先后出现一些政治变动。这样五国争霸的政治形势逐渐向七雄对峙的战国时期转变，历史在向崭新的时期前进。
曹刿论战
曹刿(guì桂)，又叫曹沫，春秋时期鲁国人。在这时期，周天子已名存实亡，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各诸侯国之间，为了扩大领土、掠夺财物，不断地发生战争。强国常常以种种借口进攻弱小国家；弱国小国也因认真的准备，战役上指挥正确，往往出现打败来犯强国的战例。“曹刿论战”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齐、鲁两国，都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齐国占据着今山东省东北部的大片地方，鲁国却只有以曲阜为中心的一小块地盘，两国边界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