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抑制兼并，反对占田。土地兼并，官僚地主占田，这是封建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必然恶果。明朝初年，朱元璋曾再三诏令，限制土地兼并，严惩贪官污吏，但并未收到显著效果。嘉靖、隆庆以后，兼并之风更盛，无法遏止。海瑞巡抚应天时，到松江查勘，不到一月的时间，就接到上万份控告官僚地主占田的状纸。海瑞对此十分愤慨，决心按照封建法令的明文规定，强迫一些官僚地主退田。这一下触怒了他们。曾担任首辅这时致仕还乡的徐阶，是华亭的大地主，先是托人说项，接着亲自出面向海瑞求情，都遭到海瑞的拒绝。因此，海瑞受到一部分大官僚地主的攻击，革职闲居十几年。直到1585年(万历十三年)才又被重新起用。
第四，执法公正，平反冤狱。海瑞任知县和巡抚期间，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依照封建法律，处理民间诉讼案件。在海瑞的文集里，收录了“人命参语”十余条，详细记载了各类案件的情节和处理结果。从这些“参语”里可以看出，海瑞注重调查研究。对过去作的错误判决，予以重审，决不妄杀无辜，处理得比较公正合理。因此一些邻近地区的重大和疑难案件，也都要求海瑞参加会审。从而海瑞得到了“海青天”的赞誉。
第五，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海瑞任巡抚的应天十府，是江南鱼米之乡。但是由于水利长年失修，渠道淤塞，造成灾害。结果土地荒芜，人口流亡，饥民成群。海瑞面对这种局面，采取了以工代赈的办法，兴修水利，赈济饥民。他亲自踏勘，细心规划，决定修浚吴淞江。这一工程于1570年(隆庆四年)正月动工，二月二十日告成，全长八十里。接着，又以同样的办法，疏浚白茆河，以除水患。此外又开垦了吴淞江两岸熟田十万余亩。这样既救活了许多饥民，又兴修了水利，使农田获得丰收。
第六，自奉节俭，为官清廉。海瑞一生自奉俭约，反对贪污，为世人所称道。他在南京，制定《教约》，禁止学生送礼。在淳安，建立《兴革条例》，剔除非法盘剥，俸禄之外，丝毫不取。他穿的是布袍，吃的是糙米饭。一次，为他母亲祝寿，也只买了两斤肉，被传为佳话。闲居时，遇清丈土地，地方官员给他少算了一亩八分田。他知道后，立即声明，予以纠正。他死的前夕，地方有司送柴薪，多了七钱银子，也如数退还。海瑞死后，清检遗物，柜中仅存俸银十余两(一说一百余两)，旧袍数件，连置办丧葬的费用都靠亲朋故旧筹济。
从海瑞的主要活动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维护封建制度，恪守封建道德；在经济上自奉俭约，不取分外之财。在实践行动中，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改革弊政，发展农业生产，为人民做了些好事。这几个方面构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清官”的特征，海瑞就是这样一个著名的“清官”。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海瑞这样的清官还是不多见的。这些“清官”因为敢于和腐败势力和违法的大官僚权贵阶层斗争，因此受到他们的排斥和打击，往往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牺牲品。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难掌握，当然也无法改变人民的苦难命运，更谈不上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他们的作为毕竟对人民也有好处，因此受到人民的怀念。
戚继光、俞大猷所导的抗倭战争
日本从十四世纪开始，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内战中失败的溃兵败将，以及一部分浪人和商人，在日本西南部一些封建诸侯和大寺院主的资助和组织下，从元末明初开始，经常驾驶海盗船只，对中国沿海抢掠，历史上称为“倭寇”。
十五世纪下半叶，日本进入各封建诸侯国林立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争着来与明朝通商。日本各诸侯之间经常为争夺勘合执照进行斗争。世宗嘉靖初年，两批日本使船为了争夺贸易，竟在中国土地上厮杀，发生所谓“争贡之役”。明世宗于1523年(嘉靖二年)后采闭关政策，禁止与日本通商。于是日本海盗商人就进一步与沿海一带土豪、奸商勾结，由他们引领，深入内地，进行抢劫。嘉靖中期以后，倭寇更攻陷州县，烧杀淫掠，成了东南沿海人民的极大祸害。
东南沿海军民对倭寇入侵英勇抗击。到嘉靖末年，终于将倭寇基本消灭。明朝爱国将领俞大猷、戚继光，在抗击倭寇的正义战争中，领导军民奋勇杀敌，为保卫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俞大猷，福建晋江人，熟悉沿海防务。由巡视浙江都御史王仔推荐，担任备倭都指挥。复任宁、台诸郡参将。他在王仔的支持下，改进明军边防，征调和修建大批战船。招募熟悉水性的民工，经过训练，充作水军骨干。同时修造大量内河战船，舟上装置标枪、火药、铅弹等，遇倭入侵，放倭入内，用海船封锁海口，堵敌归路，围而歼之。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在王仔指挥下，俞大猷率精兵夜扑普陀山倭寇老营，纵火焚毁敌寨，重创倭寇，余寇仓皇逃命。取得了御倭战争史上有名的。普陀山之捷”。次年，俞大猷升任副总兵，在闽浙总督张经布置下，在王江泾奋勇杀敌，歼敌一千九百多名，取得抗倭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俞大猷战功煊赫，成了倭寇十分畏惧的名将。可是王江泾大捷后，总督张经被奸臣严嵩、赵文华陷害致死，俞大猷也被借故逮捕下狱。御倭战争的领导权落到腐败的官僚赵文华、胡宗宪手中，东南沿海的倭寇势力又猖獗起来。
就在王江泾大捷的一年，戚继光从山东调入浙江防倭。戚继光，山东东牟人。自幼痛恨倭寇横行。十六岁时曾慷慨赋诗说：“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立志保卫海防。他被调到浙江后，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戚继光见明朝军队腐败不堪，便不顾反对意见，以“杀贼保民”相号召，到义乌去召募民兵。王如龙为首的农民武装，应募从军。一些战斗力较强的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这支军队。戚继光组成了一支以农民和矿工为主体的四千多人的新军。
戚继光根据江南地多沼泽，不便像北方那样“方列并驱”，又结合倭寇惯于以重箭、长枪作战的特点，创造了一种特别战阵，叫鸳鸯阵，以训练新军。新军以火器、弓箭作掩护。遇倭作战，敌进入百步内，始发火器击敌。六十步内，再发弩箭射敌。敌再进，便用鸳鸯阵冲杀。鸳鸯阵是与倭寇进行短距离肉搏的战斗组合，其队形可以根据地形、敌情等变化，由一队分为两伍，叫两才阵。还可以再变为三才阵，以有效地杀敌。这支新军经过戚继光严格训练；成为一支遵守军纪，精通战法，武艺高强的劲旅。
1561年(嘉靖四十年)四月，倭寇数千人，驾一百多只战船，进犯台州地区，大肆掳掠。戚家军闻讯，神速迎敌，在台州一带九战皆捷，全歼敌人。从此驰名远近，倭寇闻之丧胆。台州大捷对于平定浙东倭寇起了关键作用。接着总兵卢镗等又率军在宁波、温州等处破敌，侵扰浙江的倭寇被基本消灭。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奉命援助福建抗倭战争。当时，福建倭寇主要据点有三处，宁德的横屿，四面环水，是倭寇老巢。从广东、浙江两路新来之倭，则在福清牛田，兴化林墩建立据点，相互声援。盘踞横屿的倭寇，依仗四面有水，陆军无法进攻。戚家军自浙赴闽，先攻横屿，乘潮水下落，每人带干草一捆，填壕而进，直扑倭寇老营，杀敌二千六百多人，一举击溃敌人主力。戚家军攻克横屿后，戚继光故意当众扬言，“我兵远来，需要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不能过快行动。”牛田倭寇侦知，果不为备。当夜，戚继光率军奇袭牛田倭寇大营，重创敌军，残寇逃往林墩。戚家军急驰追敌，连夜攻克林墩倭寇六十营，将敌人全歼。第二天，兴化城里百姓才知道戚家军已经破敌，大为惊喜，杀牛载酒来犒劳。
戚继光回浙后，倭寇重新大举侵犯福建。于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攻陷东南重镇兴化。不久，又攻陷平海卫，福建震动。朝廷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副总兵官，前往防御。俞大猷从彰州召收六千农民武装，加强训练。戚继光闻命，又到义乌召募民兵一万余入，一路加紧训练。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俞、戚二军与广东总兵官刘显的援军会师，先破平海卫倭。接着攻兴化。戚继光率中军先登，俞大猷、刘显分率右、左二军继上，大败倭寇，收复兴化。不久，俞大猷调南赣，戚继光任福建总兵官，在仙游等地，连破敌寇，将福建倭寇基本消灭。
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俞大猷调任广东总兵官，召募农民武装万人，大破盘踞海丰之倭。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八月，戚、俞二军配合，大败盘踞南澳的汉奸吴平率领的海寇。吴平等企图逃往安南，被明军击溃。至此，侵犯东南沿海的倭寇被全部消灭。
抗倭战争胜利后，福建等地日趋安定，商民出海贸易日渐增多，沿海工商业不断得到发展，有利于我国东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成长。戚继光、俞大猷领导抗倭战争，取得光辉胜利，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赢得了当时以至后世人民的广泛称颂。
张居正的重要事迹
张居正(1525~1582年)，湖北江陵人，明朝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一生历经明后期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朝代。神宗万历初年担任首辅(宰相)，进行改革，卓有成效。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正当明王朝由盛而衰，由局部稳定走向全面动乱的时期。他二十二岁中进士，开始政治生涯。当时的进士大都陶醉在吟诗作赋的悠闲生活中，而他却专心致志地玫读史书，总结历朝兴亡盛衰的经验，联系现实的社会问题，力图挽救日益尖锐的政治危机，振兴衰弱的封建王朝。穆宗隆庆初年，张居正入阁当大学士，主持北方边务，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万历初任宰相以后，雷厉风行地革除弊政，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1、澄清吏治
明朝后期官僚机构非常腐败，管钱谷的不知出纳之数，掌刑名的不懂律例条文，官场中争名逐利，贪赃枉法成风。为了励精图治，整顿政府机构，张居正创立“考成法”，督促公务，考核官吏。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各部衙门，把拟办的公事登记造册，分别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用以留底、备注和送内阁查考，严立限期完成来往公事。按月考查，每年总结。凡有拖延积压，违限不报的，都要论罪处理。吏部以此作为评定官吏勤惰的依据。
对于官吏的赏罚、选拔，张居正的考察着重于言行是否相符，一切以功实为准。他提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的主张，到一般官僚士大夫瞧不起的下层群众中去发现人才，只要有能力，即使和尚、道士、衙卒都可以破格提拔重用，不受资历、毁誉和爱憎的影响。该重赏的不能吝惜，该责罚的不得包庇。公侯伯爵非有军功不得滥封，“大臣子弟，不宜与寒士争进”。对皇亲贵戚宁可赐给财富，不能轻授职务，官职不论大小，一概不准世袭。官吏任命后，不宜更调太繁，使得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这就可以精选一批得力的官吏，组成精干的机构。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又严格规定各级衙门的权限。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员，一概由中央任免，把军政大权高度集中于内阁，做到“事权归一，法令易行”。他要求推行政令要采用强硬的手段，雷厉风行地贯彻施行，“锄强戮凶，剔奸厘弊”，反对宽容姑息，玩忽职守，以造成上尊朝廷，下守法制的作风。这些办法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的效能。
2、增加财源
明朝中叶以后，兼并土地，瞒产偷税的情况非常严重，征粮地大量减少，政府收入急遽下降。隆庆五年税收总计有二百五十万两，而支出竟达四百多万两，财政严重亏损，造成国家财源枯竭的危机。土地兼并的结果，又把一部分赋税转嫁到农民的头上，造成产去税存，赋役不均的流弊，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加深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为了做到“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采纳，而小民如获更生”，张居正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责成官吏追缴欠税，以做到不加赋税而增加财政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不法的豪强权贵，减轻了农民的浮税。据1580年(万历八年)的官方统计，查实的征粮地比七、八十年前的孝宗弘治时期多出三百多万顷，这数目虽然有些浮夸，但是史书上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却是事实。
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政府实行赋役改革。1581年(万历九年)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把力役合并田赋征收，一律缴纳银两。这项改革是我国赋税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张居正还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筑堤三百多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用完备的堤防把黄河约束在原来的河道，以水攻沙，使河道畅流无阻，解除了多年的水患。
这些措施，扭转了国家财政的亏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改善了社会经济。
3、整顿军事
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明朝的外患主要是北方的蒙古贵族和南方沿海的倭寇。多年来边防失修，外患频繁。世宗嘉靖后期，严嵩推行投降屈辱的军事政策，更加速了明朝军队的腐败。将领隐占土地，冒领军饷，士兵因给养不足，成批逃亡。蒙古铁骑几度南犯，长驱直入，如过无人之境，一直进逼京郊，严重威胁到明王朝的安全。张居正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提出赫然奋发，足食足兵，以御敌人的主张。他选派一批得力的将领在边境“积钱谷，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积极练兵备战，重修边防要塞，改变“卒惰而玩，将令不行”的陈规陋习，在边境线加强了防御力量。
对于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骚扰和日本海盗的侵略行径，张居正注意到内外的区别，提出不同的方针和政策。对于北方的鞑靼贵族，依靠武力做后盾，做分化争取工作，利用上层分子之间的矛盾，封俺答为顺义王，通贡互市，发展民间贸易，使得“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开创了蒙汉人民友好往来的新局面。对于从沿海入侵的倭寇，作为用兵的重点，他强调“用兵次第，宜以海寇为先。”在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造成戈铤连云的阵势。在平时做到人心不懈，在战时做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全面抗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张居正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的外患，巩固了国防。
4、提倡实干
明朝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是理学，理学家们流行一股不务实际，只尚空谈的学风。张居正是统治阶级中的首脑人物，这种地位使他不可能违背明朝的统治思想，但是现实状况的腐朽不堪，又使他痛感到理学的迂腐空疏。为了有效地维护封建统治，他不得不突破反动理学的禁锢，面对社会的实际问题，提出一些革新的思想，从而对理学进行了一定的批判。这主要表现在：“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反对说空话的不良学风，提倡“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要求学问联系社会实际，解决国计民生问题。这种强调务实的精神，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