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出发,对死亡、雷击等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认为人死之后,“一瞑而万世不视”,没有什么灵魂。雷击死人,身上的焦纹是受到火气烧灼的结果,不表示任何天意。他还用古今中外不同民族的水葬、火葬、野葬等风俗来说明,葬,就是藏的意思,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意。这种无神论的观点,也是难能可贵的。
张居正执政十年,推行一系列改革,其目的是为了振兴衰弱的王朝,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他改革弊政,打击豪强权贵,发展社会经济,表现出勇于革新的精神。但是他也和其他地主阶级政治家一样,所作所为在主观上都是为了强化封建统治。他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表现出地主阶级仇视农民反抗的阶级本质。但是这些改革在客观上收到了一定的积极成果,它不单延缓了政治危机的爆发,出现了短暂的安定的局面,而且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因而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已经没落,封建生产关系所能容许的改革余地非常狭小,而阻力却愈来愈大,这些改革所能获得的实际成果很快就遭到破坏。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一死,顽固派反扑过来,新政即告废除。支持改革的官僚被罢官、贬谪,张居正一家被迫‘害致死的有十余人,张居正本人也几乎被掘墓鞭尸。自此以后,明王朝更加腐朽,无可救药了。
明代城市人民反抗运动的蓬勃兴起
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旧有的城市因工商业的发展而益趋繁荣,一批新的工商业市镇迅速成长。在城市,以商人、作坊主、工匠以及城市贫民所组成的城市人民,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开始形成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阶级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更加刺激了封建统治者的贪欲,从而更加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
明神宗是个贪财成癖的昏君,他在加重对农民剥削的同时,又垂涎于城市的财富,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派出大批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分往全国各地进行搜刮。这些宦官或专管织造,或监督开矿,或强征各种新增名目的税收,或兼采珍宝,“吸髓饮血,以供进奉。”从1597年到1605年,仅掠得的矿税银一项即达300万两,此外被宦官上下其手,贪污中饱的银两更是数倍于这个数字。民间凡有金珠宝玩,貂皮名马,统统被搜刮进宫,贡献给皇帝。
这些派出的矿监和税使,是皇帝的特派员和密探。他们到那里就与当地的流氓地痞、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撇开地方官府,另建税署,自成系统,专折奏事,直通皇帝。他们享有极大的特权,甚至咆哮公堂,践踏官府,他们无端告密诬陷,任意杀人劫夺,真是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神宗对朝臣的公事奏疏,一向懒于批阅,而对宦官的奏事却是“朝奏夕报,如响应声”。只要弹章一上,不问是非曲直,立即逮捕治罪。以至一个普通的参随也可以公然宣称:“我天子门生,奉有密旨,部院不得行考察,科道不得纠劾。”每个矿监税使都有这样的参随百人,每个参随又各有自己的爪牙和羽翼。往往一个税署就有成千上万的奸徒。他们呼朋引类,狼狈为奸。只要矿监诬指谁家屋下有矿,立即抄家毁屋,公开抢掠,或者挨户敲诈勒索,挖墓盗尸,搜索财富,无所不用其极。税使则沿着交通要道,遍设税卡,拦截过往行人,反复征敛。行船一日,纳税可达五、六次之多,有的商人不得不把全部货物充作税款。百姓凡有舟车庐舍,米麦菽粟的都要受到勒索,连提个包裹,牵头驴,拿只鸡的行人都不能幸免。稍有抗拒,立遭毒打,甚至被残害身死。这就造成在矿监税使骚扰的地方,商贩断绝,鸡犬不宁,丝粟财物几乎被席卷一空。像京师这样的重地,也搞得市上煤米断绝,几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矿监税使敲骨吸髓的暴行严重地摧残了工商业,使得城市经济遭到极大的打击,直接损害了商人、工匠、作坊主,以至于士绅和地方官员等城市居民的利益。人民对矿监税使愤恨已极,因此在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群众性的反抗运动,打击各地的矿监税使,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城市民变”。
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山东临清人民揪住税使马堂,轰动全城,商民罢市,群起打死马堂的爪牙三十七人,火烧了税署。在没有被打死的爪牙臂上,刺上“偷”字,以示惩戒。神宗下令镇压,恐怖气氛笼罩全城。平民王朝佐急公好义,为了掩护乡亲,他便挺身而出说;“首先发难的是我!”临刑时面不改色,从容就义。
这年,在湖广荆州地区,有数千民众示威,抗议税使陈奉入境征税。襄阳、长沙、黄州等地居民也群起而攻之,飞砖击石,驱逐陈奉。两年之内爆发了民变十多起。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陈奉对武昌人民图谋报复,以宴请为名,先将地方官软禁起来,随后出动一千多名士兵,焚毁民房,疯狂围剿手无寸铁的市民。湖广佥事冯应京忍无可忍,上疏揭发了陈奉十大罪行,陈奉反诬冯应京违抗皇命。神宗下令逮捕冯应京。捕冯的消息传开后,市民相率痛哭,聚集了数万人包围陈奉。陈奉逃匿在楚王府中,民众火烧了官府执其爪牙六人,投入长江。有两个月的时间,巡抚不敢出门,朝廷使臣不敢入境,终于迫使皇帝把陈奉撤回北京。
1602年(万历三十年),江西上饶市民毅然断绝矿监潘相的饮食,使他和他的爪牙饥不得食,渴不得饮,不得不离开那里。潘相在景德镇,引起居民大哗,放火烧毁税署,潘相仓惶逃走。
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云南腾越(腾冲)愤怒的人民,杀死税监杨荣等二百余人,几乎将其党羽一网打尽。成千上万的群众像过节日一样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神宗听到这个消息,又气又怕,几天吃不下饭。后来只将领头人云南指挥贺世勋治罪,不敢株连别人。
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守卫在辽东前线的军士反对税使高淮魁扣军饷,先后在前屯卫、锦州、广宁、山海关等地举行兵变,高呼“誓食淮肉”,迫使高淮撤出辽东。
在这些民变中,声势最大,组织得最好的是发生在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织工葛诚领导的苏州民变。这是我国手工业工人发动和领导的反对封建掠夺的群众运动,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城市居民打击矿监税使的斗争,风起云涌,连绵不断,延续了二、三十年,大小数百次。北至辽东,南至滇粤,东至苏常,西至陕西,地域之广大,群情之激愤,使得全社会如“沸鼎同煎”。
这时民变的蜂起,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中出现了自发地展开反对封建掠夺的群众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的摧残,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苏州织工的暴动
十七世纪初年的苏州城,是明朝著名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在这周环四十五里的城市里,西城是商业区,比户贸易。城东则是丝织业集中的地区,工匠各有专技,有织工、纺工、车匠、染工等不同工种。仅织工、染工两种就各有数千工人。这些手工业工人,有的有固定的工作,有的则每日清晨聚在桥头,等待雇主临时雇佣。通过这些人的辛勤劳作,滋育了苏州城内工商业的高度繁荣,因而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垂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神宗派税使孙隆来到这座名城,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税使孙隆一进苏州城,就在各个交通要道,重重叠叠设立税卡,向商贩征收重税,致使行商不敢转运,商贩日渐稀少,因而造成税源不足。为了补救,他强行规定征收机户的高额税。每张机纳银三钱,产纱一匹,纳银二分,产缯一匹,纳银三分;产缎一匹,纳银五分。这种难以忍受的苛税,迫使机户关门歇业,机工失业,贫民、工匠绝了谋生之路,饿毙街头。这年又遭水灾,使得繁华的苏州城,变得满目萧索,一片凄凉。有首民谣控诉说:“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为河。杀禾杀麦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税官杀人比天灾更加可怕,人民对税使的愤恨,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六月初三日,苏州人民忍无可忍,终于起而暴动。织工葛诚(后改名葛贤)奋起疾呼,慷慨激昂地说:“我来领头,大家齐心协力杀税官,为苏州城除害!”居民们纷纷响应。在玄妙观集合了二干多人,经过一番周密的布置,群众身穿自衣短衫,手拿棍棒,分成六路纵队前进。每队有个首领,用芭蕉扇作为指挥讯号,一路上浩浩荡荡,奔向税署。有首民谣传诵当时的盛况说:“千人奋梃出,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暴动的居民用乱石打死孙隆的参随黄建节,缚住六、七个爪牙扔进河里,火烧了与黄建节狼狈为奸的地痞恶棍汤莘之家。群众又包围了官府,高呼罢税的口号。斗争坚持到次日,孙隆越墙逃跑。地方官迫于“民情汹汹”,施用了两手策略,一方面逮捕肇事人汤莘,以平民愤;一方面又派兵弹压,逮捕暴动的首领葛诚等人。知府朱燮元亲自出马,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解散了暴动的队伍。
这次我国手工业工人发动的暴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暴动事先经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起事前在大街小巷贴出标语,控诉税官的暴行,宣布暴动的宗旨:“税官肆虐,我等倡议,为民除害。”起事时又一再宣告:“不掠一物”,并且“预告乡里,防其延烧。”纪律非常严明,连巡抚应天的都御史曹时聘也不得不承认:民变“只破起衅之家,不及无辜一人。”暴动的领导者葛诚,是个很有才干的手工业工人领袖,事败之后,他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从容入狱,“不以累众”。苏州人民感念他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纷纷携酒至狱中慰问,每日不断。死后,苏州人民把他葬在风景秀丽的虎丘山畔,尊称为“葛将军”、“义士”,香火不绝。
苏州织工暴动,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动向。参加者是不同于农民阶级的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作坊主等,并得到城市各个阶层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从此以后,反封建斗争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这预示着我国古老的封建社会,正在酝酿的深刻的变动,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已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发展了。
“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
明朝末年,以皇帝、太监、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已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最反动的集团。另一部分中下级官员、中小地主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受到排斥,他们看到当时政治腐败,将要导致明朝的覆亡。为了改革弊政,缓和矛盾,也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和大地主集团进行了斗争。这个大地主集团,后来被称为阉党,反对阉党的人被称为“东林党”。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和神宗意见相忤,被革职,回到家乡江苏无锡;和原任行人高攀龙、御史钱一本、太仆少卿史孟麟等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顾宪成认为士大夫要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他们在讲学中,往往议论朝政,抨击一些失职的大官僚和为非作歹的太监等,因此得到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和商人等的拥护,也得到朝中一些正直官员如吏部郎中赵南星等人的支持。他们互通声气,志同道合,使东林书院成为一个社会舆论的中心。东林党就是由于东林书院而得名的。
“东林党”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综括起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点:
1、主张拥立朱常洛为太子。神宗皇后无子,王贵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是长子。按照儒家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应立常洛为太子。但神宗宠爱郑贵妃,想立常洵为太子。许多朝臣争请立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国本”之争。围绕这个问题,又产生了所谓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等。拥立常洛为帝的朝臣最后虽然胜利,但光宗即位后不久就病死了,使他们又失去了靠山。后来阉党把由于拥立常洛而产生的这些斗争,算作“东林党”的一项罪名。
2、主张重用李三才。李三才,顺天通州(河北通县,一作陕西临潼)人,从户部主事,历官至户部尚书。在他任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风阳诸府期间,主张改革弊政,停征商税,反对矿监、税使,并且惩治了税使陈增部下的程守训。他还修治河道,发放赈粮,是一个有才能、得民心的官员。顾宪成等和他友好,曾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推荐李三才为人廉直,应入阁为相。但忌妒他的人很多,群起反对,有人甚至攻击他曾私用皇木、营建私第。因此落职为民。“东林党”人想任用贤能,澄清吏治的主张也破产了。
3、反对横征暴敛。翰林院检讨姚希孟(江苏长洲人),在《代当事条奏地方利弊疏》中说:三吴诸郡,财赋一直很重。自从满族在东北兴起,户部告匮,于是有了加派的名目。可怜那些百姓,怎能忍受竭泽而渔的痛苦?以致父卖子,夫卖妻。使得财赋根本之地,十室九空。如果继续下去,政治上的崩溃,将有大水冲溃堤防一样的危险。因此,东林党有人还主张“惠商”,简化征税手续;有人主张减少滥征滥派,减轻江南织造的供应;减轻人民负担最重的“解役”等。“东林党”主张减轻人民负担,是为了维持农民的最低生活生产条件,以便保障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收入。但是,就是这样的建议也没有被皇室大地主集团所接受。
4、反对太监为非作歹。神宗为了搜刮财物,派出许多太监到外地去。他们勒索财物,残杀人命,为非作歹,肆无忌惮。甚至一些地方官也被他们随意处置。余懋衡在《恶珰茶毒乞正国法疏》中揭发了陕西税监梁永的罪恶,李三才在《请停矿税疏》中揭发了安徽税临陈增等人的罪恶,凡此都引起了皇帝和太监们的憎恶。
熹宗天启时(1621~1627),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愈来愈激烈了。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反对“东林党”的人暂时销声匿迹。他们幻想能够依靠皇帝和几个贤能的官员,对为非作歹的太监加以约束,就能改良政治、安定民生。但是大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决定了他们必须继续进行勾结,保持他们的腐朽统治。太监魏忠贤纠合了“东林党”以外的浙、齐、楚等党派中的一些大官僚,互相勾结,对“东林党”人进行迫害。他们编制了东林《同志录》、《点将录》等,把他们想要打击的入编入册内,又将东林党人加以《水浒》中为他们所蔑视的农民起义领袖的绰号,如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神机军师顾大章等,制造压制他们的舆论。
1624年(天启四年)四月,阉党给事中傅櫆开始向东林党人开刀,奏劾和逮捕了与东林党人关系较密的汪文言。阉党叫汪文言诬陷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汪文言不屈,被击毙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