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改折，就是不再征收粮米而改征货币，(银两或制钱)。按照清初的规定，为了保证京都地方的食米和避免改折中官吏任意多收的弊病，漕粮不许改折。只是在发生灾荒的地区，或是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很坏，为了避免因运输不便而造成人力物力的过大损耗，才允许改征货币。但后一种情况，本地政府在收到货币以后，仍须派员到产粮较多、距离口岸较近的地方采买，然后照旧运输。这种“民折官办”的办法，实质上仍然是交纳漕粮。至于有些官吏私自折收，则属于犯法行为，不是清政府的定制。道光时，清政府和地方官吏曾讨论过改折问题，但没有实现。直到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起义军占领长江地区，漕粮无法运输，清政府又需要现款支付百官薪俸和兵饷，货币的需要日益增长，部分地区才实行征收折色和折银解部的办法。当时还认为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想恢复征实已很困难了。
海运问题。1824年(道光四年)冬，在淮安附近的高堰地方发生水灾，运河水浅。次年，江浙两省试办海运。在上海雇募商船，把漕粮直运天津。经过验米大臣查明，然后运到通州和北京。这一次试运成功，第二年又停止了，仍由运河运输。咸丰朝以后，才又采用海运办法。
清朝的文字狱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在封建社会中，以清朝为最甚。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发生了数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
什么是文字狱?文字狱就是统治者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大的像几十本的专著、诗文集，小的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信，甚至一字半句的言语，不管是自己作的，还是抄别人的，甚至是从古人那里抄来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文字自然是出自文人之手，所以可以说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的“特刑庭”，是封建帝王进行政治镇压、钳制思想以巩固封建独裁统治的手段。
清朝最早发生的较大的文字狱，是康熙时的庄廷钅龙《明史》案。庄廷镜从明朝宰相朱国桢的后入那里，买来一部朱著《明史》中《列朝诸臣传》稿本。朱国桢的《明史》已刊行于世，《列朝诸臣传》是未刊部分。庄廷钅龙将它和自己所补的崇祯朝历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他所补的崇祯朝历史，对满人有攻击之辞。1663年(康熙二年)，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当时庄廷钱已死，结果被刨棺焚尸。他的弟弟廷钺被杀；为庄书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杀。南浔镇有个大富翁朱佑明，和吴之荣有私仇，吴嫁祸于他，说庄书序中所称“旧史朱氏”是指朱佑明，结果朱佑明和他的五个儿子也都被处决。此外，牵涉此案的一些官吏和书商、刻工、列名书中的人等等，有的罢官充军，有的处死，这个案子一共死七十余人。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逮捕、抄家、坐牢、受审，判罪极重，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边远，充军为奴，大多数是杀头凌迟。已死的人，则开棺戮尸。而且一人得罪，株连甚广，近亲家属，不管是否知情，即使是目不识丁，也一概“从坐”。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题签之人都有罪，所有与刻印、买卖、赠送书籍有关的人，也都有罪。地方官有牵连的自然有罪，没有牵连的也犯了“失查”罪。总之，一个案件的罪犯，常常是百十成群。而告发的人，如庄案中的吴之荣，本来是一个罢官知县，竞被起用，一帆风顺，官至右佥都，朱佑明的财产，也都归他所有。从此形成以检举揭发作为猎官敲门砖，有仇隙的利用文字狱来陷入于死地的恶劣风气。
康熙时的另一次著名的文字狱是《南山集》狱，又称戴名世狱。戴名世著有《南山集》，书中采用了桐城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的材料，对南明诸王朝颇发感慨，寄以同情，并书南明桂王永历年号。1711年(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戴名世为书狂悖，结果戴名世被斩。此案根据原来刑部的判决，牵连三百多人。但康熙帝这时正对汉族文人实行怀柔政策，所以只处斩了戴名世一人，故作宽大。
雍正时的文字狱，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的特点。如汪景祺、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枬等人，因与雍正的反对派有些瓜葛，雍正就借机在他们的文字中找毛病，下狱处死。
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纪室(文书)，著有《西征随笔》。年羹尧获罪以后，《西征随笔》也被扣上“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的罪名，汪景祺被处死。
查嗣庭是隆科多之党。隆科多获罪后，查被参。罪名是任江西考官时，所出题目有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又查抄出他的两本日记，说其中“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查在狱中死去，被戮尸枭首，其子坐死，家属流放。
谢济世曾注《大学》。1729年(雍正七年)以毁谤程朱罪被参。雍正帝更指出《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文，是借以抒发怨望诽谤之私。但结果没有处死谢济世，饶他一命，罚他去当苦差，受些折磨，就算很宽大了。
陆生坍写了《通鉴论》十七篇被参，罪名是“非议朝政”。雍正帝因为《通鉴论》中对君王专制有所攻击，十分恼怒，大骂陆生枬“狂肆逆恶”，为“天下所不容”，把他杀死。
到了乾隆时，文字狱可以说达到极峰。不仅次数频繁，处理也极为严酷。篇书行文，稍有不当，即被指摘获罪。
1755年(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诗狱，是乾隆朝较大的一次文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乾隆帝对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在朝中结党营私，权势过大极为忌恨，于是兴起胡中藻狱，借题发挥以打击鄂、张朋党。胡中藻著有《坚磨生诗钞》，乾隆指摘诗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诗中“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又：“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等诗，则扣以南北分提，别有用心之罪。结果胡中藻被杀，鄂尔泰撤出贤良祠。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因和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标榜问罪。后来，又因为他的《塞上吟》一诗，称蒙古为胡儿，说他“忘本自诋”(鄂为蒙族)，诗中又有怨望之意，叫他自杀。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有徐述夔狱。徐著有《一柱楼诗》，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等句，徐和儿子怀祖戮尸，孙及校对人都处死。又，著名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又有冯王孙、沈大绶、石卓槐、祝庭铮等狱。冯王孙著有《五经简咏》一书，因其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之语，说他想反清复明，凌迟处死，子坐死，家属发遣为奴。沈大绶刻《硕果录》、《介寿辞》二书，死后，其子荣英呈首，自称内有悖逆语。结果大绶戮尸，荣英仍被斩决，兄弟子侄坐斩者九人，家属发遣为奴。石卓槐著《芥园诗钞》，内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凌迟处死，家属发遣为奴。祝庭铮著《续三字经》，内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开棺戮尸，孙五人坐斩。
乾隆朝的文字狱极为频繁，不胜枚举。其中大都是牵强附会，任意解释，其荒谬程度，简直难以想象。如山西王尔扬，为李范作墓志，于“考”字上用一“皇”字，不学无术的地方官见了大惊，认为大逆不道。他们一方面想争取多搞几个，染红自己的顶子，一方面也确实怕朝廷说他们“失查事小，隐讳事大”，不但丢官，还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赶忙上奏朝廷，准备再兴大狱。其实“皇考”意即“先父”，古文里常这样使用，并无悖逆的意思。乾隆也觉得这样就兴狱问罪，去抓一个乡下的土老头儿，不值得一干。所以把地方官训斥一通，算是了事。又有个叫苇玉振的人，给他父亲刻行述，上面有“于佃之贫者，赦不加息”一句话。他的叔父见用了“赦”字，以为这是皇帝专用的字，十分惶恐，连忙去官府禀首。地方官即报朝廷，准备问以大逆重罪。乾隆这一次也很恼怒，将处理此案的巡抚杨槐交部议处。这时，文字狱已经搞得差不多了，由于株连过多，已经是人人自危，无所措手足。当时有个告老还乡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总结了一个处世经验，即“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所以朝廷想杀一警百，摧残镇压臣民异端不轨思想言行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于是对文网严密的政策，开始有所改变。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清朝的文字狱可算是达于极峰。这一封建专制独裁政治，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的沉寂窒息。在沉寂窒息的无声处，隐伏着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清王朝由盛至衰，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大兴文字狱这种加深臣民不满，对朝廷产生巨大离心力的严酷政策，也是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
梅文鼎和王锡阐在
算学、历法上所得的成就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是清代著名的数学家。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梅士昌，对《易》和《春秋》颇有研究，明亡后，隐居不出。梅文鼎八、九岁的时候，就和父亲、塾师罗士宾仰观星象，他熟读五经，通史事，有神童之称。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这十年期间，从同乡倪正学习天文历法。1666年(康熙五年)，梅文鼎到南京去应乡试，开始接触到当时泰西历算书，这对梅文鼎研究算学、历法有很大的帮助。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梅文鼎到北京去访问传教士南怀仁，南已死，他住在李光地家。李光地推荐他修《明史》历志。《明史》历志最后是由黄宗羲主编，交梅文鼎审阅。梅文鼎指出其中谬误五十余处，著有《明史历志拟稿》三卷，以后《明史》历志，即采用此稿。
梅文鼎治学甚勤，自称废寝食者四十年。他在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五、六十岁的高龄了，但还是十分用功，李光地说：“吾每寐，觉漏鼓四、五下，梅君犹篝灯夜诵。”他每天都在思考历算问题，没有一点闲暇。他不仅用心于自学探研，还很重视向其他学者学习，交流心得。他和顾祖禹、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刘献庭等学问家，都有交往，并和西方传教士安多、徐日星、张诚、白晋等人有过接触。这些西方传教士当时轮流到宫廷给玄烨讲授算学、天文、地理等西学，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比较丰富和先进。
康熙帝玄烨十分喜好算学。李光地曾把梅文鼎的著作《历学疑问》三卷进呈玄烨，玄烨对此书是很钦佩的。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玄烨南巡，三次召见梅文鼎，梅文鼎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玄烨赐给他四个大字：“积学参微”，并且让他的孙子算学家梅谷成供奉内廷。
梅文鼎关于历算的著述很多，1723年(雍正元年)，曾刻有《梅氏历算全书》，其中包括筹算、笔算、度算、三角形、比例法、方程论、勾股测量、几何、古代算法等内容。梅文鼎在清代学术界有很高的威信，他在算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把欧洲的算学传介过来，并且和中国古代算学互相比较增补。例如，他的《度算》，是介绍伽利略的比例规；《比例数解》介绍了对数，《壍堵测量》是中法与西法结合研究球面三角学的著作……。梅文鼎善于用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对西方算学作简明浅显的说明，很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虽然其中有些地方不免牵强或过分地强调了天朝大国“中土历法传入西国”等不切实际的传统观念，但基本上能够总结出中法和西法相同和不同之处，继往开来，对推进我国算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功绩。
梅文鼎的弟弟文鼐、侄以燕，孙谷成、汗成和几个曾孙都通算学，其中谷成比较著名。
王锡阐(1628~1682年)，字宣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是清代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一生“弃制举业，专门于学，尤嗜天文历数。”著有《晓庵新法》六卷(即历法、历法表、大统历法启蒙、杂著)、《圜解》、《筹算》各一卷。
王锡阐兼通中西历法，他“考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西法之长而去其短”，曾根据圭表，改进历法，取得很大成绩。他的这种去伪存真，取长补短，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深得当时人的称赞。他在天体运行理论方面，有独到之处，首创了日月蚀的初亏和复圆方位角的计算方法。在解释行星运行轨道的原因时，也有近于引力学说的探索。
王锡阐十分重视科学的实践。他常常在夜晚爬上屋顶，观测星象，整夜不眠，坚持了几十年。他说:“人明于理而不习于测，犹未之明也。”他坚持反对迷信思想，认为天文现象并不反映人间的吉凶福祸，所谓“唯徵动天”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
“扬州八怪”和他们在绘画上的成就
“扬州八怪”是指清代乾隆年间扬州地区的一个画派。这个画派的主要人物有：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鱼单、郑燮、李方膺、罗聘等八人。他们的绘画，突破了当时中国画坛上以正统自居势力最大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羽军、王原祁)的旧框框，敢于革新，创造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新画派。他们在写意花鸟画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人物画次之。他们的思想情趣，艺术手法，虽然各有特点，但总的说来，都反对模仿抄袭古人、矫揉做作，而主张流露真情，自成蹊径。画坛的正统派认为他们“怪”、“偏”，所以有“扬州八怪”之称。这是清代重要的画派，对后世起着积极的影响。
“扬州八怪”中的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罗聘，都是平民出身。郑燮和李方膺虽然都作过小官(知县)，结局都是罢官回乡。李鱼单在康熙时曾供奉内廷，但后来也因作品不能迎合时宜，被排挤出来。因此他们在政治上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不满现实、傲岸不驯的特点。“八怪”中的代表人物是郑燮。
郑燮(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早年生活贫困，1736年(乾隆元年)考中进士，出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因荒年请求开仓赈济灾民获罪，辞官回扬州，卖字画为生。
郑燮号称有三绝，即画、诗、书。他在这三方面都是造诣极深，结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形成所谓“三真”：真气、真意、真趣的特色。他善画兰竹，以草书中竖长撇法作兰叶，多不乱，少不疏，秀劲绝伦。所画之竹，苍劲萧爽，疏落有致。郑燮又工诗词，一生最崇拜明徐文长(青藤)的诗画，曾刻一印：“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他写诗不拘体格，兴到即成，无论言情叙事，都是恻恻动人。他曾批评当时所流行的歌诗赋辞说：“扯东拉西，拖张曳李，皆拾古人之唾余，不能贯穿，以无真气故也。”他不屑作“熟语”，不愿人云亦云，写诗文主张要有真情。郑燮的书法，融合隶楷行草为一体，自称“六分半书”，随意挥洒，苍劲秀丽，自成一家。
郑燮为人也是十分风趣的。他直率豪放，反对假道学，蔑视权贵。豪贵之家登门求画，他常常报以白眼。他曾自定书画润笔条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在这雅谑可掬的文字后面，包含着对世俗无情的揭露和讥刺。郑燮自幼丧母，赖费姓乳母教养成长。小时候遇上饥年，费氏每天背负郑燮上街，用自己的钱买一个饼给他吃。后来费氏的儿子当了官，屡次接她回去，她都拒绝了，始终照料郑燮。郑燮和她感情很深，他在怀念费氏乳母的诗中说：“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平生所负恩，岂独一乳母”句，读来真挚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