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10月底(咸丰三年九月)，北伐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克静海、独流，前锋进抵天津西南数十里的杨柳青，清朝政府大为震惊。清朝皇帝把财物都运往热河，准备逃跑。大小官员纷纷出城逃避，北京乱成一团。在这反动统治的生死存亡关头，封建统治者调集了最精锐的军队，前往防堵北伐军。天津地区的地主富商，也出于阶级仇恨，自动组织起团练武装，以阻挡北伐军的进攻。这时正是隆冬季节，北方天寒地冻，太平军缺乏寒衣粮草，给北伐军增加了很大的困难。1854年(咸丰四年)初，北伐军进攻天津不下，便南下阜城，等待天京的援军。
当北伐军在天津受挫的消息传到天京，杨秀清又未抽调足够的援军，而只派了二万人去增援。北伐援军于1854年2月4日(咸丰四年正月初七)从安庆出发，3月(二月)在江苏的丰县抢渡黄河，进入山东境内。因为受到清军沿路堵截，援军未能和北伐军会合，即遭失败。
当北伐援军到达临清州的消息传来，李开芳、林凤祥等非常高兴。他们组织兵力于1854年5月(咸丰四年四月)初从阜城突围到达直隶东光之东西连镇，并决定由林凤祥留守连镇，李开芳率马队二千多人进入山东高唐州迎接援军。李开芳到这里才知道北伐援军已经失败。他们不但得不到支援，反而使林、李两军从此分开，各自孤军作战，力量更加单薄。但是林凤祥仍然率领几千太平军和清军展开无数次血战，坚守连镇十一个月。残暴的清将僧格林沁在连镇周围四十里筑围墙，挖深壕，包围连镇，又挖开河水灌入城内。太平军弹尽粮绝，最后以吃树皮充饥。在这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贞不屈，战斗到底。1855年3月(咸丰五年正月)林凤祥率余部突围，不幸被俘，被敌入用极刑杀害。临刑时，他怒目看伤处，满怀着对于反动统治者的深仇大恨，英勇就义。李开芳在高唐州也一直坚决抵抗清军的围攻，后来突围到荏平县的冯官屯。清军在攻破连镇后，便集中全力进攻冯官屯。僧格林沁又用老办法引运河水灌入城内，李开芳在突围中被捕，1855年6月(咸丰五年四月)在北京被杀。与此同时，北伐军全体将士也都壮烈牺牲。北伐战争终于失败了。
北伐是太平天国历史上悲壮慷慨的一页。北伐军经历了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山东六省，在没有根据地和缺乏粮食军火的情况下，转战几千里，连克州县数十个，给清朝统治以严重打击，也给长江流域太平军的活动造成有利条件。最后，北伐军以极微薄的兵力，坚守孤城达一年之久，才在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情形下宣告失败。这段历史表现了革命农民顽强旺盛的战斗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高贵品质。
杨秀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杰出贡献
杨秀清(1822—1856)，广西桂平县紫荆山里的平隘山村人。他出生在一个极为贫苦的雇工家庭中，五岁时丧父，九岁时又丧母，孤苦伶仃，生活非常艰难。长大以后，他便在山中斫柴烧炭谋生，历尽封建压迫和凌辱的苦楚。这一切使他对清朝反动统治深为痛恨。1845年，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向烧炭工人宣传拜上帝和反清的革命思想。杨秀清满怀壮志带头加入拜上帝会。他入会后，非常诚挚热心，积极从事团结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使紫荆山两千多烧炭者成为起义中最基本的队伍。杨秀清虽因贫困不曾读过书，但才智过人，实践丰富，因此虑事远，谋略深，处事很有魄力。1847年冬，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返广州营救，此时，拜上帝会在地主反动势力严重打击下，陷于混乱状态。杨秀清屹立不摇，他假托天父下凡，安定众心，鼓励斗志，赢得了广大会众的信赖。1850年，金田起义之前，杨秀清辅佐洪秀全日夜规划起义方略，积劳成疾，得了一场大病，他托言为兄弟姐妹赎病，使会众一心革命。杨秀清病愈后，便全力组织起义，指挥战守，一切井井有条，所向克捷，全军都佩服他的才能，当时都说他是天生奇才，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的说法。洪秀全对杨秀清因而深为信赖，永安建国之初，即封他为“左辅正军师东王”。位在诸王之上，将总理军政的全权付托给杨秀清。
1852年春，太平军自广西出湖南，在道州会议此后进取方针。这时，起义群众多不愿远离乡土，主张绕灌阳返回广西。而杨秀清力主北进，沿长江，取金陵(今南京)，立为根本，然后统一全国。这个远大的正确计划得到洪秀全的批准。他号令全军，义无返顾，又发布奉天讨胡等檄文，传谕天下，誓万众一心，以推翻清朝的统治。此后不过一年间，太平军围攻长沙，转进益阳，下岳州，连克武汉三镇。于是水陆雄兵十万，沿江而下，拔九江、陷安庆，1853年3月攻克南京，改为天京，定都于此。这种历史上罕见的伟大军事胜利，原因固然很多，但杨秀清总揽军政大纲，智虑精详，决策指挥正确，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卓越的。洪秀全在诏旨中说道：“东王赎病是圣灵，爷爷降托灭妖精，诛了无数死魔鬼，故能如此早到京”。对杨秀清在进军南京过程中的功绩作了很高的评价。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农民英雄们面临着艰巨的政权建设任务，军事、政治、经济、外交都亟待妥筹处理。作为太平天国领导者之一的杨秀清，以他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决策北伐与西征，以扩大并巩固革命势力；运用他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睿智，先后破获敌人打进内部的奸细、反革命叛乱集团如天京的张继庚、湖北的李裕松，予以坚决打击，肃清肘腋之患。杨秀清治军严明，信赏必罚；用人唯贤，发现有才干的人，即简拔委以要职。如犯纪律，“无论至亲爵位，有犯必究”。当攻克南京时，“号令森严，约束兵士，只准诛戮妖魔之官兵，不许妄杀良民一人”。安民令一下，无论何官何兵违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如左脚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因此，太平军都谨遵条令，每攻克一个城市，人民都是安居如常。由于广大城乡贫苦劳动人民，拥护支持，革命队伍迅速扩大。在太平天国前期，“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革命形势越来越好。虽然北伐军因应援不力而失败，但西征军却打败了凶悍的地主武装——曾国藩的湘军。再克武汉三镇，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开辟了湖北、安徽、江西广大地区，使太平天国兵精粮足，一派兴旺的景象。
当太平军在西线取得重大胜利之际，清朝政府却集中其主力围困天京，想扼杀革命首脑司令部。1856年太平军大破江南、江北大营的辉煌胜利中，杨秀清作为指挥全局的军事首领，高度发挥了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战略战术的机动灵活方针。他首先派一支精兵，由秦日纲、陈玉成等率领解除镇江之围，歼灭清军一部，击毙清朝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然后挥军北向克扬州，围六合，诱引江南大营分军来救，旋以优势兵力摧毁江北大营。这时向荣的江南大营正是兵疲粮竭。杨秀清调回石达开数万精锐，自宁国入秣陵关猛击向荣侧背，又严令陈玉成、李秀成等诸军自东北直捣向荣军大营，捻军亦应召渡江而南，天京城内守军亦九门出击，内外诸军合成巨大的打击力量，清军大败，江南大营被打破。向荣逃到丹阳，自杀身死。
1856年夏大破江南北大营之役，是杨秀清革命生涯中给太平天国立下最后一件功勋，不久，他便被韦昌辉阴谋杀害了。
杨秀清虽然是一个有杰出才能的革命领袖，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在他身上也存在严重的缺点，在进入天京以后，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农民小生产者的弱点在他的身上急剧地发展起来，影响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之间和上下之间的团结，终于爆发了不幸的“杨韦事件”，应该说杨秀清对此是负有责任的。
“杨韦事件”
1856年(咸丰六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已经三年，这对期，太平军一方面举行了西征、北伐，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一方面立法建制，安定社会秩序，巩固革命政权，革命形势是大好的。但是就在这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农民阶级的弱点和内部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终于在领导集团内部爆发了不幸的“杨韦事件”。
在当时，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除了天王洪秀全外，还有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等。他们在革命初起时，尚能团结一致，保持艰苦朴素、朝气蓬勃的革命作风。但到天京后，就逐渐起了变化。天王洪秀全在革命发动时期，表现了伟大的毅力和创造精神，但后来就逐渐沉溺于豪华的宫廷生活，很少过问政事，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中。杨秀清有着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他对于太平天国革命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自从他被封为东王后，他就成为实际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最高指挥。太平天国所以能有那样巨大的发展，其中杨秀清的领导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农民、小手工业者的狭隘性和宗派顿向，即使像杨秀清这样的英雄人物也难于摆脱这种阶级的局限性。定都天京后，他逐渐居功自傲，“威风张扬”，争夺权力，看不起洪秀全，甚至利用天父下凡的名义，要杖责洪秀全，对其他各王也加以排挤，随意斥责，对部下严刑苛罚，引起天王和许多将领的不满。另外，进入天京以后，杨秀清丢掉了艰苦朴素的作风，追求享受，衣食住行都十分奢侈，大讲排场，逐渐脱离群众。
1856年夏天，正当革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的时候，大权在握的杨秀清更加专横跋扈，要求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表面上答应了，却立即秘密派人召回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和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向他们寻求支持。
韦昌辉出身地主富商，曾捐过清朝的监生，因与当权者矛盾，被迫参加了金田起义。韦昌辉平日对杨秀清伪表忠顺，心实不满，这时他一接到命令，立即率心腹部队三千人赶回天京，1856年9月2日(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深夜，韦昌辉到达天京后，立即包围了东王府，杀死了杨秀清及其全家。此后又借搜捕“东党”为名，故意扩大事态，继续捕杀了数千人。天京城内人心惶惶，造成了一种恐怖局面。正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听到消息，连忙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这时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而石达开在京的全家老小却都被杀害了。韦昌辉这种极端阴险狠毒的残暴行为，引起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11月间，石达开在安庆起兵，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死韦昌辉。洪秀全接受了这个要求处死了韦昌辉及其死党。
洪秀全杀死韦昌辉后，任命石达开“提理政务”。但经过“杨韦事件”，他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自己的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两个昏庸无能的人为王，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于1857年6月，率领十余万精锐太平将士独立行动，造成了革命队伍的严重分裂。
“杨韦事件”和石达开的出走，使太平天国革命遭到严重损失，革命形势从此逆转，逐渐走向衰落。
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领袖陈玉成
1856年(咸丰六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的“杨韦事件”和石达开率部出走，严重地削弱了革命的力量，原来的领导者死的死，走的走，太平天国革命的重担不得不落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等人身上。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是在太平天国前期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年轻将领，有力地支撑着太平天国后期的危急局面。
陈玉成(1837~1862)，广西藤县人，出身于贫雇农家庭。他自幼失去父母，十四岁时，就跟随叔父陈承熔参加了太平军。革命战争的锻炼，很快就使他成为一个骁勇善战的革命战士和出色的军事指挥员。
早在太平天国前期革命战争中，陈玉成就表现出突出的军事才能和英勇善战的本领。1854年，他随军西征。攻打武昌时，曾亲率十几名骑兵，冒着敌人强烈的炮火，侦察了武昌城内缺粮的敌情后，便率领五百精兵，绕到武昌城东，出其不意地向清军发动攻势，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陈玉成乘势爬上城墙，高声呐喊：“天兵到了!”几千个清军吓得惊慌逃散。就这样太平军攻占了数月未能攻下的武昌城。在这次战斗里，由于他表现英勇，深得东王杨秀清的赞赏，提升他为殿右三十“检点”。(“检点”是太平天国前期朝内官职的名称，地位仅次于“丞相”)1856年2月(咸丰六年正月)，太平天国重要军事据点镇江被清军围困，陈玉成随同燕王秦日纲去镇江援救。机智勇敢的陈玉成，率领几名战士，驾着一只轻便的小船，冲破密密包围的清军水师，进入了镇江城，同城内太平军守将吴如孝取得了联系，制定了里应外合的作战计划。在太平军内外夹攻下，包围镇江的清军被打得溃不成军，从而使太平军解除了镇江之围。在以上两次战斗里，已显露出陈玉成对于革命事业的无比忠心和非凡的军事才能。所以“杨韦事件”后，他很快地被提拔为太平天国的重要军事将领，指挥江北战场。
1858年，曾被太平军击破的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又重新恢复起来，从南北两面对天京采取围攻的形势。为了解救天京之围，李秀成和陈玉成在安徽枞阳相会，约定两军配合，共同打破了“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围攻，解除了天京危机，安定了长江下游的局势。
反革命头子曾国藩为了援救“江北大营”，命其部下李续宾率湘军进攻太平军的后方庐州(今合肥)等地，并集中兵力夺取庐州附近的战略据点——三河镇。在三河战役里，陈玉成部担任主攻，李秀成部策应配合，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了这支凶狠的湘军主力，狠狠地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当时曾国藩就沮丧地说：“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由于陈玉成在三河战役里树立了赫赫的战绩，天王洪秀全封他为“英王”，这时陈玉成只有二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