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战役虽然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革命的不利形势。加上陈玉成和李秀成两支军队，各当大敌，事实上已经不能互相救援，陈玉成在江北所处形势，日趋孤立。1860年，曾国藩的湘军，经过长期的恢复和准备，集中大批兵力进攻安庆。安庆是太平军重要的战略基地，它不仅是天京的屏障，而且是联络捻军的纽带和供给天京粮食的重要地区。陈玉成为了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包围，决定直捣敌军的后方，先进攻武昌，以分散包围安庆的湘军兵力。陈玉成率军沿长江北岸进攻，所向披靡。到1861年3月，太平军已攻下霍山、英山、黄州，逼近武昌，就在太平军即将攻占武汉的时刻，遭到了英国侵略者的阻挠和破坏，结果使整个的作战计划败于垂成。陈玉成不得不挥师东下，解救安庆，因而掀起了一次激烈的安庆保卫战。安庆一城的得失，对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来说，都是整个战略成败的主要关键。所以革命与反革命军队都云集安庆周围。互相包围，层层作战，战斗异常激烈。但由于安庆守军寡不敌众，又加上城内粮食断绝，终于在长期浴血奋战之后，被湘军攻破。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率军退守庐州。为了挽救革命的颓势，他派陈得才、赖文光等远征河南、陕西，联络那里的起义人民，以扩大军事力量。这时，曾受太平天国封爵的苗沛霖，占据寿州。但他早已暗中降清，就派人诱骗玉成，请玉成去寿州主持军事。陈玉成不知实情，从庐州突围，去寿州，被叛徒所擒获。
陈玉成被捕后，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坚贞不屈的革命英雄气概。清军统帅胜保一再向他诱降，而陈玉成的革命立场异常坚定。他怒斥胜保说：“大丈夫，死就死，你休要废话！”胜保对他没有办法，就把他杀害了。玉成死时，年仅二十六岁。
陈玉成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革命英雄业绩一直为人们所传颂。在安徽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我有英王为长城，哪怕胡人百万兵；
天朝有将如英王，穷人生活有保障。
这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这位英勇的农民革命将领的颂扬与怀念。
帝国主义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由于太平天国在对外关系上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使外国侵略者认识到；要想从革命农民手中掠取更多的侵略权益，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扶植清政府，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革命，才能实现他们的侵略目的。而清朝的封建统治，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沉重打击下，正处于摇摇欲堕的局面，也急需在外力帮助下镇压人民革命，来维持腐朽的统治。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外反革命势力在共同要求镇压人民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勾结起来。《北京条约》刚一签字，法国公使葛罗就向奕诉表示：“愿为中国助剿发逆(这是反动派对太平军的污蔑之称)”，并宣称法国停泊在中国的船只和军队都可以调遣。沙皇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也提出“中国发捻(太平军和捻军)横行，均由火器不得力，欲派数人来京，教铸枪炮，一并教演”。可见，外国侵略者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了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的意图。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主动帮助，当然是求之不得而乐于接受的。这点，一个帝国主义的史学家说得非常清楚，他说：“那拉氏(慈禧太后)不得不放弃她的显著排外观点，……采取恭亲王(奕诉)……的政策。他们明白，必须与外国和平合作，才有削平太平革命及恢复满清统治的可能。”所以封建统治者极力依靠外国侵略势力，用对于外国侵略者“有求必应”的卖国行径，换取达到“借师助剿”的可耻目的。
外国侵略者帮助清朝封建政权镇压农民革命，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替反动军队装备各种新式武器。首先由法国公使带头，向清政府“自夸其船炮之坚利”，并表示如果需要，他们就可向清政府“销售”，“若欲仿式制造，亦肯派匠役前来教习演试”。后来英、美、法各国果然纷纷用洋枪洋炮装备清军，甚至帮助封建统治者开办军火工厂，制造屠杀革命人民的武器。
第二种办法是直接出面，阻止和破坏太平军的革命军事行动。如当太平军攻下常州、苏州，即将进兵上海时，外国侵略者便无理要求太平军永远不得进入上海、吴淞周围的百里以内，后来更进一步提出不得进入汉口、九江百里以内等无理要求。
第三种也是最主要的一种办法，是直接进行军事干涉。帝国主义组织的“洋枪队”，配合清军作战，就是一例。这些外国侵略军虽有新式武器，但仍然受到勇敢的太平军的沉重打击。除此之外，英国、法国的陆海军还曾直接向太平军进攻。这些侵略军野蛮残暴已极，他们惨无人道地任意奸淫烧杀，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极大的血债!
毛泽东同志说过：“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就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太平天国的英雄，坚持了革命的民族气节，和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顽强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不畏强暴的高贵品质。
太平天国革命文化所具有的特色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太平天国文化就是为农民革命斗争服务的文化，它充分反映出农民阶级反封建的革命特色。
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们，为了教育和发动群众，非常重视对人民群众和战士进行革命的教育和宣传工作，除了口头讲解外，还出版了大量宣传教义、鼓吹革命的书籍。建都天京以后，又设立了“镌(juān捐)刻营”和“刷书衙”，专门负责印刷出版工作。太平天国出版的书籍文件很多，现存的有四十多种，其中记载拜上帝会教义、太平天国的斗争历史、典章制度、军队的组织和纪律等。太平天国出版的这些书籍，不仅内容反映出革命的特色；而且在雕版印刷上也比较讲求艺术的。如《太平救世歌》、《幼学诗》等封面设计和雕刻，使人一看，就感到清新明快，秀丽大方，为人们所乐见。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后不久，还设立了一个叫做“删书衙”的机构。它的任务是专门删改儒家的经典。把“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话、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太平天国对儒家经典的删改，主要改变帝王称呼和直书孔子之名，如把《论语》中的“夫子”改成“孔某”，“子曰”改为“孔某曰”等，这种删改，实际上是以贬低封建社会中儒家崇高地位和孔子反动权威的方式，打击封建统治的反动传统。可见，太平天国对于封建文化采取了批判和斗争的态度。
为了使人民群众能够理解革命宗旨，易于接受革命思想，太平天国在文章的体裁风格方面进行了改革。他们提倡用语体文写文章，让大家一看就明白。提倡“文以纪实”。要求明白通畅地把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说明白。例如《天父下凡诏书》、《天情道理书》等就是用通俗浅明、类似口语的文体写的。因此太平天国的出版物中广泛地采用了民间文学的形式，许多重要典籍甚至奏章文告也用民歌的形式写成，深受群众欢迎。
太平天国在历法方面也进行了改革。他们废弃旧历，创制新历，把新历叫做“天历”，天历基本上是采用阳历，定每年为三百六十六天，一年十二月，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从1859年(成丰九年)开始，又把当年的气候变化、农作物生长情况记录下来，附在下一年的历书里，供给农民们耕作时参考。历书上还记载了一些农业生产知识。这反映了太平天国的历法改革，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
此外，太平天国在绘画艺术方面也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革命特色。在目前保留下来的一些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家们都着重地反映了现实革命斗争的内容。这些壁画有的是反映革命战争情况的，有的是反映天京城内繁荣太平景象的，有的是以富于战斗性的飞禽走兽为题材来表达他们龙腾虎跃的斗争意志的；也有的是以山水花鸟为题材来体现人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例如南京堂子街某王府的壁画——《望楼》，便是一幅太平天国绘画艺术的杰作。它不仅画面主题鲜明，反映现实真实；而且描绘深刻，笔调自然。使人看后感到格外的亲切。
总之，太平天国的文化虽然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掺杂着宗教迷信的色彩，但它具有着农民革命的特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
洪秀全出生于1814年广东花县一个农民的家庭。在他青少年时期参加过劳动，当过塾师，应过科举考试，从1843年以后，他愤于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黑暗和广大人民遭受奴役剥削的痛苦，决心走上革命的道路，从事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他从发动革命之始，直到1864年6月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沦陷前夕病逝，始终是这一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洪秀全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领导是多方面的。他酝酿、发动了这一场伟大的革命。1844年，他同他的最早的战友冯云山深入到广西山区，发展了最初一批革命信徒。这场革命的初期领导骨干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等，都是洪秀全、冯云山亲自发现和培养的。这场革命斗争的正式发动——金田起义，是洪秀全亲自指挥的。尽管在太平天国的前期，杨秀清专权跋扈，但洪秀全始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太平天国的许多重要制度的建立、机构的设置、人员的任用，以及经济上、军事上的重大决策，如前期决定实行照旧交粮纳税，后期在打破江南大营后决定东取苏杭，然后沿江上取武汉，都是在洪秀全的同意下进行的。太平天国革命同洪秀全的名字是不可分的，总的说来，太平天国的成功和失败，同洪秀全的领导也是不可分的。
在洪秀全的时代，中国的大地上到处是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的烽烟。而太平天国革命较之同时期的其他农民斗争有更高的觉悟性，这同洪秀全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思想理论武装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从事革命之初，就着手批判当时“陵夺斗杀”的黑暗社会，提出建立一个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的公平正直之世的社会理想；其后，洪秀全领导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更具体地描绘了他这种理想社会的蓝图，形成为有伟大反封建意义的社会政治纲领。洪秀全为太平天国革命提出的这些思想，最鲜明地体现了这次革命的精华。洪秀全利用和宣传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观念，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统治思想，否定了儒学的最高代表孔丘的神圣地位，这也构成了太平天国自始至终的重大特色。所有这些，以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共同进行的巨大的组织宣传工作，使得这次革命斗争放射出特殊的异彩，不但高于同时期的，而且高于历史上的各次农民斗争，而成为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洪秀全发动和领导了这样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这使他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杰出的地位。
然而，洪秀全领导的这场革命斗争终于失败了。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在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镇压下覆灭了。这是太平天国革命遭到失败的直接标志。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另一种含义，是洪秀全为这次革命提出的理想和农民要求摆脱剥削的愿望，还在这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前，就日益地显示了它的不可实现，并且呈现了走向反面的趋势。无论是哪一种意义的失败，从革命的主观方面来说，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和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因而起义农民不可能克服自身的弱点，是根本的原因。这在洪秀全身上也有具体的表现。例如，如前所述，洪秀全为太平天国革命提供了冲击封建统治的思想理论武器，但这种武器同时又包含了巨大的缺陷，并不能真正斩杀封建统治的根本。洪秀全批判了“存此疆彼界之私”、“起尔吞我并之念”的封建社会，但他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世道人心、见识度量问题，可说是毫未抓着痒处。他提出邪和正、人和妖等政治伦理标准，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封建社会中的邪恶现象的憎恶，但同样地，这些标准没有触及封建社会问题的根本。因此，洪秀全不可能为太平天国制定一条比较明确的阶级路线来保证农民反对剥削的愿望得以实现。洪秀全曾经为人民设计了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蓝图，但它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具有两重性。在理论上，它一方面具有否定封建剥削、反对封建制度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又企图把社会固定在落后的小生产的基础上。这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在实践上，它对于农民因其否定剥削而有积极的动员作用，又因其更在落后的基础上否定农民小私有经济而具有消极的抑制作用。洪秀全反映农民反对剥削的愿望而提出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矛盾体。它既先进又落后，它既代表农民利益又违背农民利益。在实际的政策中，洪秀全离开了这个纲领。不但离开了他空想的一面，也逐渐离开了他反封建的一面，不但离开了他抑制农民的一面，也离开了他动员农民的一面：洪秀全承认了农民小私有经济的存在，也同样承认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存在。因此，洪秀全的实际政策，同他的社会理想又是一个矛盾体。洪秀全本人就是一个矛盾体：他既一直是农民革命的领导者，但他又日益增长着封建的因素。洪秀全在革命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以后，逐渐脱离实际，脱离人民，政治嗅觉日益迟钝，对于人民的要求，特别是对于广泛存在的农民对地主的抗租斗争，不闻不问，在政策上从未加以支持。这样，洪秀全本人和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渐渐地变得和广大劳动农民不相干，而日益丧失自己的阶级基础。这种情况，说明了根源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洪秀全的思想、理论和政策，能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斗争，但不可能引导农民走向胜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