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清朝政府在平定了阿古柏入侵势力以后，派崇厚为全权大臣，到俄国索还伊犁。崇厚是一个腐朽昏愦的官僚，他自夸“熟悉”对外事务，实际上是只知媚外卖国的脓包，对当时“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惟有听俄人之恫吓欺诬，拱手承诺而已”。在谈判桌上，当俄国方面向崇厚提出赔款、通商、分界三大侵略条款时，崇厚竟视而不见，电告清朝政府，俄国“尚无图利之心”，总理衙门觉得事情不对头，一再电令崇厚不能接受，明确指出“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但是，崇厚竟然不经清朝政府批准，擅自于1879年10月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里瓦吉亚和俄国签订条约十八款，其主要内容如下。
(1)中国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并将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的中俄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
(2)俄国归还伊犁，但中国应赔偿“代守”伊犁兵费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
(3)中俄陆路贸易增开由陆路到天津、汉口、西安通商路线，俄国商人在蒙古、新疆贸易一律免税。
(4)俄人在伊犁、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增设领事。
里瓦吉亚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实在是骇人听闻。中国本来是为了索还伊犁而去谈判的，但结果赔了大批金钱，割了大片领土，丧失了大量主权，才换回伊犁一座三面受敌的空城，因此，当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对沙俄无耻的侵略行径及崇厚的卖国行为，群起反对，决心同仇敌忾抵抗侵略，清朝政府中的许多人在群众反侵略高昂情绪的推动下，也反对批准里瓦吉亚条约。清政府在人民群众和主战派官僚的压力下，于1880年1月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拒绝批准里瓦吉亚条约。
1880年2月，清朝政府又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到俄国重新谈判改约的问题。曾纪泽于7月到达俄京圣彼得堡时，俄国的态度极为粗暴，以条约一经签订，不能更改为理由，拒绝与曾纪泽谈判，几经交涉，俄国才勉强同意。在谈判中，曾纪泽要求修改里瓦吉亚条约，提出中国收复伊犁地区的土地，拒绝俄国在新疆贸易和深入内地通商。俄国谈判代表外交大臣格尔斯、副大臣热梅尼和驻华公使布策，不但拒绝曾纪泽的合理要求，而且蛮不讲理，施加压力，敲榨勒索，提出一大堆侵略要求，诸如赔偿兵费，中国如要俄国归还特克斯河流域，必须割让相当土地，作为补偿，等等。热梅尼赤裸裸地说：“无论兵费不兵费，总算是俄国要钱”，真是厚颜无耻。曾纪泽对这些无理要求一一驳斥，沙俄代表却以停止谈判和对华开战相威胁，外交大臣格尔斯凶狠地叫嚷：“必须向他们露一露牙齿”，“我们不能放弃要求赔偿，……如果中国人不愿意理解这点，……则我们只有向他们伸出拳头”，外交副大臣热梅尼更猖狂叫嚣：同中国谈判必须“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尽量从他们手里多索取几百万”。曾纪泽与俄国代表经过多次的反复谈判，在沙俄的威迫下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俄国把伊犁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一带土地交还中国，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被沙俄强行割去。
(2)中国赔款增加至九百万卢布(合五百多万两白银)。
(3)俄国商人在天山南北两路贸易，暂不纳税，在蒙古各城贸易概不纳税，并得由陆路经新疆至肃州贸易。
根据条约规定，沙俄又同清朝政府签订了以下几个界约：即1882年《喀什噶尔界约》，1883年《中俄科塔界约》，1884年《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这几个不平等的界约，又夺去了我国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英国侵略者以“马嘉理案”为借口，
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早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势力已侵入缅甸。英国为了把它的侵略魔爪伸进我国的西南地区，积极想开辟从缅甸到中国内地的陆路通商路线。1874年英国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探路队，由军官柏郎率领，探测从缅甸曼德勒至云南的通道。英国驻华使馆为配合这次侵略活动，派使馆翻译马嘉理从云南入缅甸迎接。
1875年2月初，马嘉理和柏郎未经清政府的同意，擅自带领193人的武装“探路队”闯入中国，这种无视中国主权的侵略行动，引起了云南人民的愤慨，纷纷组织起来，准备自卫抵抗。这支“探路队”刚刚走到腾越，即被当地群众包围。但是，柏郎蛮不讲理，企图依靠武力。强行过境。2月21日英国侵略分子首先动手，向群众开枪射击，打死群众一人，因而激起众怒，马嘉理被杀死。第二天，柏郎等又行凶枪杀群众数人，并放火焚烧山林，云南人民义愤填膺，把这支侵略分子驱逐出云南。
马嘉理案是英国无视中国主权，悍然侵入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其责任当然完全在英国方面。云南人民为了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对于猖狂开枪射击的侵略者，进行自卫还击，严惩杀人凶手，这是完全正义的行动。但是英国侵略者却以马嘉理被杀为借口，兴风作浪，蓄意扩大事态。3月24日英国公使威妥玛跑到总理衙门，狂妄咆哮，凶相毕露，利用这次事件向清政府提出广泛的侵略要求，并一再以断绝邦交、增派军舰等手段对清政府实行恫吓。腐朽昏愦的清王朝在敌人的无理威胁下，步步退让，洋务派官僚李鸿章不但大肆宣传战争的可怕，灭自己的志气，长敌人的威风，并且把云南人民的抗英自卫的正义斗争说成是“其曲在我(责任在中国方面)”，主张对威妥玛的无理要求“酌量允行，以慰其意”，真是认贼作父，无耻到了极点。
1876年9月，清政府终于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烟台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在广东)四处为通商口岸；(2)在中国通商口岸“租界”内，对外国进口货免征厘金；(3)外国商品运入中国内地，不论华商洋商，都只纳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4)内地及通商口岸有关英人的案件，英国可派员“观审”，(5)英国得派官员调查滇缅边界贸易情况；(6)英国得派员从北京出发经甘肃、青海、或经四川，前往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
《烟台条约》的订立，就其丧失国家主权的严重程度和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和1842年南京条约和1858年天津条约相比拟。因为这个条约大大地加强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扩大了领事裁判权，满足了英国和其他侵略国家长期以来的侵略要求，并且还把我国西南各省和西藏置于侵略者的魔爪之下，它是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具沉重的枷锁。
中法战争的爆发
侵占越南并且以越南作为基地入侵中国，这是近代历史上法国历届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贯政策。
中越两国人民间自古以来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在法国侵略的威胁面前，在反侵略斗争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使中越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侵占了越南南部后，马上把侵略矛头指向越南北部和中国西南部。1873年(同治十二年)底和1882年(光绪八年)4月，法国对越南发动了两次武装进攻，妄想建立一个包括越南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所谓“东方帝国”。英勇的越南人民对法国的武装侵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黑旗军原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广西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因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所以叫黑旗军。起义失败后，转移到中越边境。黑旗军非常痛恨法国侵略者。)应越南政府的要求，也和越南人民并肩作战，坚决抗击入侵的法军。在越中人民的打击下，法国的两个侵略军头子安邺和李维业在河内城边先后被击毙。
法国侵略者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蓄意扩大侵略战争，决心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这时清朝政府应越南政府之请，也派兵到越南。1883年12月(光绪九年十一月)，法军在越南山西向清军和黑旗军联合防守的阵地发动进攻，开始了中法战争。
战争进行了一年多，在越南战场上，法国侵略军受到越南人民和黑旗军及清军官兵的英勇抵抗，战斗互有胜负。法国政府为了呼应越南的战局，又派海军在中国沿海进行海盗式的骚扰。
1885年年初，法国侵略军得到增援之后，扑向中国边境，2月，一度占领中越边境的中国要塞镇南关(今友谊关)并在关前插立木柱用中国字写着“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气焰极其嚣张。在这紧急时刻，爱国老将冯子材出任前敌统帅，率领军队到达前线，鼓励士卒，并在关内十里处构筑工事，3月22日。法军分三路猛扑中国军队工事，中国军队英勇反击，经过三天战斗，法军伤亡惨重，法军统帅也受重伤，全线溃退。冯子材率军追敌出关，又在谅山大败法军。势如破竹地节节胜利进军。和东线大捷的同时，越南战场的西线也频传捷报，黑旗军等在临洮痛打了法军。尤其是越南各地人民的抗法起义，风起云涌，更给法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形势。就在前线胜利进军声中，卖国投降的清政府和法国政府加紧谈判，最后竟在1885年6月9日(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签订了屈辱的投降条约。中法战争以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更加深了。
为什么这次战争前线打了胜仗反而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清政府的反动和腐朽。
当时，清政府的统治机构已腐朽透顶，政治上十分反动，经济上百孔千疮，军事上也一团糟。1884年3、4月间(光绪十年二、三月间)，在越南北宁、太原、兴化的清军不战而逃；1884年7月(光绪十年闰五月)，福建官吏不采取任何抵抗行动，就让敌人的战舰开进了闽江，使中国海军遭到失败；1885年2月(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广西巡抚潘鼎新在越南谅山的大溃退，几乎使法军长驱直入广西。这些都是在清政府投降路线指导下发生的事情。
当前线官兵违反投降派的意愿，在中国和越南人民支持下英勇抵抗，大败法军，获得镇南关和谅山的辉煌胜利时，清政府不是去扩大战果，反而把前线的胜利，作为投降的资本，他们匆匆忙忙“藉谅山一胜之威”，和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前线官兵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是这样轻易地被葬送掉。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英、美等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诱降活动。他们一面装做公正人进行“调停”，一面却助法为虐，供给法军燃料、军火、粮食，替法国修理船舰，供给法军军事情报和领水人员，甚至英、美的国旗成了法军的“遮凶布”，英、美等国的军舰和商船成了法国舰队的掩护物。当帝国主义看到它们的诱降和对法援助并不能阻止中国人民的胜利时，在中国当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帝国主义分子赫德，就挺身而出，胁迫昏庸而腐败的清政府对法妥协，造成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局面。
沙皇俄国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
帕米尔，在我国古代称之为葱岭。它位于我国新疆的西部，是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与兴都库什山等交汇而成的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
帕米尔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汉唐以来，我国的中央政府就在那里设置行政机构，实行管辖。清代乾隆年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曾在伊西洱库尔湖北岸的苏满塔什地方，建立一座《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碑》(淖尔是蒙语湖泊的意思)，碑文是用汉、满、维三种文字镌刻的，内容概括地记述了清朝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经过。乾隆“御制”的这座纪功碑，就是帕米尔地区属于中国领土的又一有力证据。
侵略成性的沙俄帝国主义，对我国帕米尔地区，垂涎已久。自从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通过军事占领和外交讹诈，它强迫清朝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伊犁条约》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我国西北地区大片领土，攫得在我国新疆地区的种种侵略权益。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在侵略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方面显得格外疯狂，它为了进逼印度与英国争霸亚洲，征服中亚浩罕、布哈拉和希瓦三个汗国之后，便极力推行经过费尔干纳“进入帕米尔地区”的侵略政策。为此它不断派遣“科学考察团”和“远征队”，潜入帕米尔地区，进行间谍侦察活动，搜集大量政治、军事和地理方面的情报，为其武装侵占这一地区作准备。1888年，沙俄派遣的格罗姆切夫斯基“探险队”，就是沙俄政府武装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前奏。
1891年1月，沙俄政府派土耳其斯坦常备营上校营长约诺夫率领一百三十余人的侵略军，以游猎为名，侵入我国帕米尔地区，威胁当地居民，说他们“已属俄国百姓”。沙俄侵略者为了毁灭帕米尔是中国领土的证据，竟以卑劣的手法，劫走上述乾隆时所立的记功碑。清朝政府和新疆地方当局，对沙俄的侵略活动，立即与沙俄当局交涉，抗议沙俄“称兵越境”，要求把军队撤回。沙俄政府在百般狡辩之后，不得不暂时撤回侵略军队。
但沙皇俄国根本没有放弃侵占帕米尔的野心，它的撤军，只不过是为了等待时机、卷土重来的一种骗局。1892年1月和3月，沙皇政府两次召开了策划武装侵占帕米尔的“特别会议”。会上，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疯狂叫嚷：“只有在俄国采取坚决行动的情况下”，才能解决帕米尔问题，甚至有人公开提出：“必须占领重要的帕米尔据点，在兴都库什山麓巩固的建立我们的边境”，气焰十分嚣张。最后，沙皇发出谕旨，作出派兵侵占帕米尔的决定。
1892年6月，沙俄政府再次命约诺夫率领一千五百多人的侵略军，进入了我国的帕米尔地区。沙俄侵占帕米尔地区后，强迫清政府的驻军撤出，破坏卡伦，修筑工事，建立哨所，强行向当地居民征收赋税，从此，使我国大部分的帕米尔地区落入沙俄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