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组织的成长、发展、壮大，都与其核心人物有着莫大的关系，所谓的核心人物，要么一眼就能看出，非常高调；要么就深藏不露，非常低调。在复兴社以及后来军统的发展乃至壮大的过程中，最低调的核心人物当属唐纵，最高调的核心人物当属戴笠。这两个人，前者长于制衡，在平稳中进退自如；后者长于前进，在前进中以极大的功劳得以制衡。
最低调的复兴社成员——白面书生唐纵
唐纵在复兴社乃至后来的军统当中一直不显水不露水，但其在军统中的地位却非常重要。如果把军统比作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唐纵就相当于这个大家庭的一个老管家，虽然地位算不得最高，权力也算不上最大，但却须臾不可缺少。
唐纵面孔白皙，鼻梁上架着眼镜，谈吐文雅，彬彬有礼。平常人第一眼看到唐纵，肯定不会把他和大名鼎鼎的复兴社联系到一起，他看起来更像一位作家或者教师。因为唐纵外表文弱白皙，所以外号“白面书生”。
与大名鼎鼎的戴笠、郑介民等人不同，唐纵在复兴社以及军统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参与过各种重大事件，更没有参与过什么具体的特务行动。然而，唐纵在复兴社中的地位却一直很高。
唐纵在复兴社中地位颇高，这不仅因为他行事谨慎、心思缜密、资历深厚，更因为他虽然为人非常低调，所以一直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唐纵，字乃健，1905年出生，湖南酃县（酃县现已改名为炎陵县）人。唐纵从小最喜读书，非常用功，虽称不上头悬梁、锥刺股，却也的确饱读诗书。唐纵17岁就考进了湖南群治法政学校，22岁就考入了黄埔军校六期。
唐纵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就一直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任职，后来又奉上司命令在南京创办了《建业日报》。在创办《建业日报》期间，唐纵以老练的文笔赢得了极高的赞誉，不久后，就被任命为复兴社情报处秘书。后来，随着复兴社的发展壮大，唐纵一路高升，1932年，年仅27岁的唐纵就升任复兴社南京总社副书记。
1936年，为了掌握国民政府驻外人员的情况，唐纵被派往德国工作，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同时还接受了复兴社的一项秘密任务——那就是调查研究德国警察以及情报组织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情况，顺便搜集欧洲各国的军事和政治动向。
在德国工作的两年中，唐纵受益匪浅，他耳濡目染了法西斯社团的工作方式，以至于在回国后工作方法独特，深得蒋介石的青睐。从德国回国后，唐纵立即向戴笠建议：如果复兴社想成为一个大型的情报机构，首先就要控制警察、交通、通信、稽查等要害部门，以方便特务们展开活动，从而迅速建立起一张强大而完善的情报网。
此时，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情报知识的戴笠正为如何建立一张强大的情报网而发愁，听到唐纵的建议，便全盘接受，并命唐纵亲自督促实施。在后来的工作中，唐纵和戴笠一文一武，搭配得十分得当，把复兴社经营得如同烈火烹油般火热。所以，戴笠后来曾这样评价唐纵：“唐先生对我们发展组织有过不少的贡献，在团体中不但是元老，也是有功之臣。”
而唐纵对于戴笠这个“特工王”的评价，也非常中肯，在唐纵所著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雨农兄英明果断，机智过人，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十四年来艰苦奋斗，不遑宁息；对领袖忠诚无间，对朋友热情可亲，处事敏疾神速，约束部下森严可畏，有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在生活方面待人过严，待己过宽，故世人所最诟病；做事无计划，视其需要者而为之，故其部下莫知所从；其成功处在能选择重点，以集中之精力、最大之财力办理一事，无顾忌无畏葸！”
如果没有后来的工作调动，戴笠和唐纵很可能会把复兴社经营成一个庞大的组织。不过，1938年唐纵就被蒋介石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这次调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蒋介石欣赏唐纵，想让唐纵离自己近一点；二是蒋介石看到唐纵和戴笠配合得实在是好，汲取力行社的教训，担心复兴社会像力行社一样功高盖主，所以把唐纵调出了复兴社。而在此时，复兴社的情报网在戴笠和唐纵的努力下，基本上已经系统地建立起来了，所以唐纵离开复兴社，对复兴社的发展影响也不算大。就这样，唐纵进入了蒋介石的侍从室，成了蒋介石的高级幕僚。
侍从室的主要工作是代替蒋介石草拟、修改文告，调查各个重要部门的情况和动向以及执行蒋介石交办的其他任务。侍从室主任，是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侍从室内的所有成员均是对蒋介石忠心不二的亲信幕僚和高级智囊。唐纵任组长的侍从室第六组，则负责各个侍从室搜集的军事情报。所以，即便调到了侍从室，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中，唐纵和戴笠的地位，不相伯仲。
虽然唐纵年仅33岁就身居要职，但唐纵从未居高自傲，他始终为人谨慎小心，待人谦逊和蔼，从不因为自己的职位而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唐纵平时也少言寡语，很少与人深交，一般不与人攀谈，更不与人玩笑，他喜好写日记，这也算他唯一的倾诉渠道和排遣压力的方式吧。
唐纵写日记的习惯由来已久。当初，唐纵还在黄埔军校读书时，就每天记日记。后来唐纵的工作、职位频繁变换，但记日记的习惯一直没有间断过。
在军统以及侍从室工作期间，唐纵的日记从不示人，就连唐纵的夫人也只是知道唐纵有记日记的习惯，却从来没有翻看过唐纵的日记。
唐纵经常在日记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和总结，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一书当中，有大量的记载。
比如1942年8月，不满40岁的唐纵在日记中对自己一周的工作、生活进行了反省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当今之世，欲求闻达，行不由径者滔滔皆是，兹就其所知者列单于下：一、品格高尚为人赞扬，但攫权得势者多为小有才智，恭顺权贵，为权贵所赏识提携；二、学识渊博为人称道，但居高位者，多为善权术长机智，应变有方，处事圆滑之人；三、对上要善承意旨，不可自作主张，上之所欲者集全力为之，上之所恶者竭力避免，是非曲直不必计及，信任第一，是非其次；四、对同僚，应酬可以换取同情，同情即是友谊的保障，一切过失误会，皆可消释；五、对下操纵在手牵制得法，苛刻严峻，反为当权者得意之作，宽恕仅为儒生之谈助。”
这几句话，虽然字数不多，但是真切而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人情关系。
唐纵在1944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委，不久之后就升任国民政府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并兼任国防部保安局局长，挂中将军衔。
戴笠死后，唐纵曾一度成为国民党高层心中接替戴笠的最佳人选，但与郑介民比起来，唐纵在军统中的影响、威望和功绩还远远不够，所以戴笠之后，军统局局长由郑介民担任，唐纵继续任警察署署长。
前面已经说了，唐纵善于制衡。也就是说，唐纵善于健全和加强某个团体的组织机构，从而将这个组织紧紧地掌控在自己手中。
唐纵在担任警察总署署长期间，针对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修订了大量的法令条文，有效扭转了很多省市各自为政的情况。同时，针对当时社会上“天大地大没有警察老爷大”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警察法，并针对警察的职业特殊性制定了警察抚恤条例、奖惩制度、退休办法等一系列的警察福利条例。除此之外，唐纵还亲自制定白鸽为当时的警察标志，并亲自制定了各级奖章。所以，唐纵是当时国民党警察机构的重要奠基人。
这里顺便说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唐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溃逃到台湾，唐纵也随着溃逃的国民党去了台湾。
到了台湾后，唐纵仍旧一直从事特务工作。最初的时候，担任国民党“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主要工作是收编赴台的高级特务人员，并组织和安排特务工作。后来，唐纵又升任“总裁办公室”第七组组长，同时兼任国民党在台湾的党政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后升任国民党在台湾的内政部政务次长。1959年，唐纵升任国民党在台湾的中央党部秘书长，继续从事幕僚工作，同时主持党务。
1981年，唐纵在台北病逝，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