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大家熟识的文明古国，一直到现在仍然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你看，偌大一座拥有数万居民的城市中，居然找不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宫殿建筑，也没有令人们顶礼膜拜的寺庙大殿。使得不少人在谈到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总是津津乐道于它所独具的和平民主气氛。甚至有人称这里就是真正的“乌托邦”。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在出土的成千上万件物品中，竟没有一件可以被认定是代表古印度文明权威标志的东西。表现人、兽、万物的雕塑、图案等令人叹为观止，可是那处于人上人的王在哪里，似乎至今仍未被发现。在这里，虽然被推测出现核武器爆炸的情形，但在出土的物品中却很少见到武器一类的东西，矛尖和箭镞只占青铜器的一小部分，而在其他文明遗址中，武器往往成为青铜器或铁器的代表器物。就是在公共墓地中，我们也似乎感受到一种平等，被葬者的姿势基本一致，随葬品也没有太大的差异。而几乎就是同一时期的其他文明遗址，巨大的王陵、令人目眩的随葬品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由此，一些人便把这里描述为一个不存在专制制度的，充满和平的理想之境。他们认为，人们的差别仅仅在财富拥有的数量方面，富者高楼大宅，贫者矮房陋室。但人们是平等的，特别是那些富有的市民，对城市事务抱有极高的热情。他们出资兴建房屋和公共设施，参与经济和宗教方面的管理。宗教成为维系市民团结甚至整个城市机器运转的重要手段，人们尊奉共同的神灵，循行相同的祭祀仪式。总之，维护这个文明的基本力量不是权威和武力。透过这些现象，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整齐划一，一切就像从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连文字、度量衡也全地域统一，这种“壮观的”统一文化似乎给我们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控制着一切。
从经济角度看，印度河流域的生产活动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齐头并进。但是这里却没有发现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货币。我们至今仍无法确定地说，这种商品交换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经营活动。一位研究两河流域经济史的学者波拉尼认为，两河流域的贸易由政府垄断并由其决定价格，也许这也正是对印度河流域贸易的最好解释，如果真是这样，印度河流域就不再有一种所谓的平民管理城市的民主制度，而是存在着一个操纵着经济活动的强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一块比今日巴基斯坦疆域还大的土地统一在这里。然而，这个观点也只是一种猜想。也许，当人们有朝一日能把印章文字全部破译，或者又有新的发现时，就能够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更清楚的答案了。
印度所有地方的马路上跑的一种小三轮车叫“斯古特”，就是中国的“嘣嘣车”，2000年印度政府决心淘汰这种污染严重的车型。但是，淘汰令颁布三天之后，印度政府在游行和罢工的压力下不得不收回决定。四年过去之后，我们依然看到“斯古特”跑在大街小巷。这让记者想起前不久武汉作了同样禁止三轮车的事情，短短的十几天内三轮车从城区完全消失。印度同行者睁大了眼睛说：“在印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印度，有三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并且打赢了这场战争，取决于中国的高度集中制度。相反，印度已经失败了，议会仍然在吵架，无法决定和集中任何事情。40年过去了，当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时，他们归结于印度议会对战争的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张文木博士总结说：“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其次是“计划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达到10亿，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2045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然而，为什么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印度生育控制不力的原因是什么？
印度专家们告知，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生育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今年的竞选中，除了副总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会上喊了几句“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好”的口号外，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提过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最后是经济特区问题。一位留美博士，现为印度计划委员会高级顾问的着名经济学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最后不了了之。而中国到1980年代才开始搞，结果一鸣惊人，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来中国访问。当问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时他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lPlan’（真实的计划）。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
一位驻华的印度大使在中国工作了三年，三年后回国，发现地里三年前就动工的一座立交桥还没有修完。而北京在三年之内修了很多立交桥。他感叹中国人的只争朝夕，中国人会挑灯夜战。印度为什么效率如此之低？他们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首先，因为印度宗教和民主很多，建一条高速公路要经过无数次辩论才能做出决策，任何一个决议都要经过旷日持久的辩论，达成民主决策非常不易。第二，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条路，有可能延绵数百公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政府要与多少个地主“一对一”地谈判，没有人说得清楚。第三，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新项目的支出，但由于私人部门管理人员声称印度政府正计划“不正当地密谋国有化”，这些计划频频遭遇阻力。“印度社会是靠清晰的产权搭建的社会，于是印度走了混合经济的道路，但事实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产权才有民主，但是产权的交换是要付成本的。
在基础的建设阶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基础设施。如果产权过于细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细碎的产权条件下，是难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和实现城市化。”张文木博士说。印度人说，印度要超过中国有几个“BigIf”（重大假设），其中一个“If”是进行土改。王绍光说：“二战后有一个规律，凡是经过土改的地方，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如韩国、日本、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等，没有经过土改的，到现在都是大问题，如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1979年之前的******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王绍光认为，印度在现有的民主制度下进行土改的可能性比较小。印度经济学家也不明白为何当今有如此之多的人如此推崇印度的民主制度。他们一言以蔽之：印度民主制度具有双面性，其中包含个性自由的发展，代价是什么都干不了。拉迪普是一名IT行业的老板，他抱怨说：“这个国家有着太多的承诺，但是，50年过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我们还是那么贫穷，还在受苦。印度会向何处去呢？我感到丢脸，我真不知这怪谁，政治家、经济学家、工业界人士还是普通人？我禁不住怀疑我们社会的基础。我们真的是民主吗？所谓的‘印度了不起’只是一句瞎话，是让我们忘记每天的现实。看看周围吧，没有什么是正确的，真的什么都没有。我希望能尽早采取政治改革。”一位叫伽兹博的印度人说：“印度每个人都要发言，民主制度保证了这一点。但却阻碍了印度的进步。”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帕南迪卡在评论印度的政治制度时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它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它具有内在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