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的一句关怀，立刻让刚才还和造反派针锋相对、斗争到底的山东汉子流下了热泪，他被这股亲人般的真情感动，更不后悔自己的反抗和斗争。
到了晚上，趁着天黑，于洋悄悄地来到杨静藏身的科影，与杨静见面后，他们即连夜奔到广安门火车站乘火车转移到了天津。深夜的海河边，伴着大海的波涛，夫妻二人思绪万千。斟酌再三，于洋决定先让杨静去东北姐姐家暂避风头，日后有机会，两人都会回到山东老家，一家人团聚。
天津一别，杨静去了东北，于洋回到北京。不久，北影厂也随着社会上的各派斗争闹得四分五裂，于洋干脆回到了山东老家。虽然老家也不安生，早年参加革命的二哥此时因为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也遭到批斗，但是二哥在村里有威望，对二哥知根知底的乡亲们根本不相信他是走资派。对于洋，乡亲们就更没的说了，因为全县就出了一个于洋这样给家乡人民长足了脸、闻名全国的电影明星。
不久杨静也从东北回来了，于家人终于在胶东大地的双庙于家村大团圆了。平日里二嫂带着孩子们和于洋、杨静一起下地干活，有时间于洋也和母亲坐下来拉拉家常，远离了城市的纷乱，一家人苦中有乐，可说是一段难得的田园生活。
京城里各派争斗的热闹场面已经看不见，家乡给予于洋的只有亲切和温暖，逆境中的于洋又一次体会到了人间的真情。这一切似乎更让于洋铁下心来留在老家种地当农民了……
4.回到北京
1968年的下半年，由解放军和北京针织厂等几个工厂的工人共同组成的******思想宣传队进驻到北影，他们的任务就是领导北影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久，在军、工宣队的主持下，北影厂实现了各派组织的大联合，成立了由各派组织代表参加的“大联委”。
“大联委”成立后，马上开始给不在厂内的各职工发出通知，命令他们一律回厂参加“清队”运动。远在胶东大地的于洋也接到了回厂参加运动的电报，全家人商议后，于洋把母亲和一双儿女留在了老家，和杨静一同回到了北影。
此时的北影厂在军、工宣队的领导下，已经对全厂实行了军事化管制。职工分编成几个连队，全部集中到厂内特技棚里居住，一周只能回家一次，于洋被分到三连，全连住在制景车间的那座大工棚里，大家把被子铺在木地板上，几十人挤在一起睡觉。这样的军事制度在北影一直延续了五六年。
比起两年前运动初期的情景，北影大院已相对平静了许多。由于“清队”的主要目标是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而于洋15岁即参加革命，历史清楚，因此无人“打扰”，每天只是学习、劳动，负责烧锅炉。
但这个时候的于洋心中仍然是不安的，因为按当时不成文的惯例，凡是在解放前曾经被捕入狱的人都有“叛徒”的嫌疑。而于洋在国民党侵入长春时，也曾被抓入监狱。这在当时就得算是一大污点，真要是被审问起来遇到不讲理的，那是无法说清的。
好在军宣队一直没有提起，而且不久于洋又作为积极分子参加了军、工宣队组织的专案组。于洋的工资也恢复了，看到形势逐渐稳定，于洋把母亲和儿女接回了北京，用补发的工资买了一台缝纫机和一辆自行车。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被造反派查抄破坏的家又恢复了元气。
随着心情的放松，于洋乐观、顽皮的性格也不由自主地显露出来。《小兵张嘎》中的“胖翻译”王澍睡觉时总爱打呼噜，一打起呼噜经常吵得一屋子人都睡不好觉。一天午休，于洋悄悄用黑鞋油把睡着的王澍抹成了大熊猫眼，一直到起床铃声响起，王澍才觉出眼睛不对劲，他吓得立刻大喊起来：“怎么回事？”这下把一直等着看热闹的全工棚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虽然事后军宣队那个一脸冰冷严肃的小战士将于洋一顿好尅，但于洋的乐观却感染了大家，为当时工棚里单调枯燥的军事化生活增添了一抹欢乐。
一转眼，到了1969年5月，一年前进驻的军、工宣队撤出了北影厂，新的军宣队和新调整的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印染厂组成的工宣队共同进驻了北影厂。此前一直被审查的杨静也终于获得自由，虽然是被派去烧锅炉，但于洋一家总算是回到了相对平静的生活。
一家五口在北京团聚
“清队”仍然是新的军、工宣队的主要任务，只不过，这个时候斗争的烽火似乎已经远离了于洋，他已经不再去挖防空洞，而是加入了宣传组，平日里他刻字印刷《北影简报》，报道大家的学习情况、好人好事，或者出黑板报，像个记者一样忙得不亦乐乎。
受到如此的“重大信任”，于洋一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慢慢和军宣队员混熟了，他们有很多人都看过于洋的电影，有时就会说一些知心话，于洋终于知道了是怎么回事。那是一天于洋在小酒馆里买东西，一个军宣队代表把他叫到一边，悄悄对他说：“我告诉你啊，你的材料不错。我们去长春调查过你了，到了第七分局（即当年于洋被抓的局），看了审讯你的口供和一些关于你的材料，证明你当年没有乱说，国民党特务一直盯着你，他在材料上写着：‘近查姓于的八路崽子去向不明’。这是红材料啊，这对你有好处。当然，这次调查也不限你一个人，凡是有这种情况的，都要去调查。”
于洋听了，心中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终于放下包袱，彻底轻松了。
5.第四届人大代表
不久，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北影厂的绝大多数人员都下放到了位于北京郊区大兴黄村天堂河农场的北影“五七”干校。由于种种原因，原本要到湖北围湖垦荒的北影厂改到离京城只有几十里路的大兴黄村，这让北影人觉得十分幸运。因此，尽管是要去农村战天斗地，尽管很多人家中老的、小的需要照顾，但是北影上上下下无一人提出困难，大家想方设法安排好家中事务，齐刷刷地走进了北影厂“五七”大军的队伍。
1970年1月的一天，于洋和北影厂的20多人一起被军宣队指令打前站，他们从京北的北太平庄出发，骑上自行车直接向南奔往大兴。于洋正当年富力强，身体又不错，心中一股强烈的好胜心油然升起，他双腿用力脚下快登，一路遥遥领骑。在于洋的感染下，打前站的队伍一直气氛活跃，大家你追我赶，30多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到了。
大家看到的是几排破旧房屋，周围的环境则是脏乱不堪，光秃秃的一片荒凉。这里原来叫天宫院农场，曾经是公安部的一所劳改农场。于洋和大家走进屋子，屋内的景象同样是一片破败，除了一排排的光板通铺外，就是厚厚的尘土和蜘蛛网。
接下来大家开始动手收拾屋子，打扫院子，一直忙到大年三十，整个干校终于见了点模样。除夕之夜，于洋和大家就留在了原来的天宫院农场，用放鞭炮这唯一的娱乐迎来了又一年的春节。
春节过后，北影厂的全体人马在一片歌声中，扛着红旗来到了大兴干校。在军宣队的严格管理下，全体人员被编成了10个连队，再按连排班住宿。通常是五六个人住在一个房间，由于每个人只有一个床位大小的空间，所以睡觉时只能是人挨着人。
此时虽已过了春节，但仍是北风刺骨，天气寒冷。宿舍里更是一片冰凉，北影厂的“五七”战士们晚上睡觉时冻得浑身打哆嗦。为了磨练革命意志，军代表要求大家不生火。有人提议把地里遍地都是的稻草弄些铺在光板床上，也能睡得暖和一些，但是军代表说：“那不利于你们的自我改造。”大家虽然又累又冷，但看着军代表也和五·七战士们一起经受冰冷的磨练，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这个时候的京郊农村，正是农民“歇冬”的季节，不过北影厂的“五七”战士们是来接受改造的，因此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大家仍然是天天扛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田间，在猛烈的寒风中战天斗地。
干校的生活是艰苦的，尽管一天劳动下来，每个人都是灰头灰脑一身土，却没有热水可以洗一洗。尽管每天早上吃的是玉米面粥和大咸菜条，午饭和晚饭是窝头白菜汤，不见一丝荤腥，但是大家的心头却感到无比的宽松。经过劳动的磨练，虽然脸晒黑了，双手长满了硬茧，但是辛勤的汗水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回报，既获得了粮食的丰收，大家又充满了活力，精神面貌改变了。
没有了心理包袱的于洋更是下定决心要在干校好好改造自己，坚定地走“五七”道路。他和大家一起早出晚归行进在田间小路上，用自己的双手和大家一起平整土地、播种施肥、育秧插秧，干遍了各种农活。
赶起大车，于洋不次于村里熟练的车把式，他也开着拖拉机奔跑在田间。在臭烘烘的大粪池前，更多的人是停住脚步不再往前，于洋却毫不犹豫地第一个跳下没膝深的粪池里挖了第一锹……
打谷场上，于洋干起活来更是不惜力。他同年轻的小伙子们比赛扛麻袋，从打谷场将一包130斤重的粮袋扛在肩上运往粮仓，每运一个来回加10斤。运上几个来回后，于洋的肩上已经扛上了两个麻包。当他扛着两个麻包奋力走上高高的粮仓时，身后的年轻人已经呼啦啦坐倒了一大片。
这就是于洋，一个英勇坚强，不畏艰难，在困难面前从不服输的于洋。而正是凭着这份顽强的拼命精神和一贯的真诚待人，于洋获得了天宫院农场“五七”大军的一致认可。
于洋的威望在一天天提高，很快，于洋担任了三连二排排长。虽然已经管理着四五十人，但他仍然踏踏实实干工作。经历了一阵暴风雨的冲刷，于洋用自己的实干和真诚重新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
不久，于洋被推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单位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北影厂“五七”大军对于洋这个时期工作的最有说服力的评价，也是于洋用艰辛的汗水得来的最真实的荣誉。
这一年，于洋家中还有高兴的事，在当年东北炮兵部队于洋结识的老首长宋承志的帮助下，女儿静江终于穿上了她向往已久的橄榄绿军装，如愿参军了。静江的部队在山西太原，于洋和杨静特意请假回城送女儿上火车。
夜晚10点，女儿乘坐的火车终于开动启程了。待于洋和杨静走出前门火车站时，天空已经飘起了大雪。因为军宣队有言在先：可以准假送女儿，但必须在当晚赶回干校。所以夫妇俩连夜顶着鹅毛大雪骑车奔往大兴。
雪大路滑，俩人连摔带爬，一路骑车急行，赶回干校时已是深夜2点。躺在床上没有几个小时，一早他们又照常跟随劳动大军出工了。虽然是带着满身的酸痛和疲劳下地干活，他们却没有丝毫怨言。因为女儿能够参军，他们很欣慰。而顶着漫天大雪赶回大兴吃了不少苦头也算不了什么，毕竟按军宣队的要求按时回到干校，没有违反纪律。
还有一件让于洋和杨静都高兴的事，就是恢复了自由以后的杨静终于得到了一次义务献血的机会。在这以前受运动的冲击，于洋和杨静根本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因此这一次能够让杨静献血，他们不仅觉得无尚光荣，也认为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
1971年的春节，于洋和杨静回到了家中，和母亲、儿子晓阳团聚在一起。女儿参了军，于洋当上了人大代表，杨静也得到了组织的信任，于洋一家高兴地庆祝解脱劫难的欢乐，度过了一个喜庆的佳节。
6.无畏的坚守
春节过后，整个干校已变了样。一张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干校的各个角落，一场暴风雨又来临了。首先是杨静被诬陷、“问罪”，然而在于洋的鼓励和支持下，杨静终于坚持了下来。
在暴风雨来临时，于洋始终坚决支持妻子勇于面对，不说假话，表现出他们共产党员的坚定革命立场。这也是于洋一贯英勇坚强，敢于捍卫真理的人生本色。于洋这种不畏强暴、敢于说真话的作风，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遭到了猛烈的围攻。
从大规模的全干校的揭批大会，到排里召开的小型会议，全都在不指名地逼迫于洋承认莫须有的“罪名”，然而于洋丝毫不为所动，他的信念只有一个，一定要坚守，不畏强暴，不说假话，捍卫共产党员的尊严。
此时的于洋，坚持不说假话、无所畏惧的立场十分坚定。人们常爱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于洋说：“我就是不要命了，大不了把我拉出去枪毙！连这点考验都经不起，在敌人面前三皮鞭子就得叛变。我就不信，我的问题会搞不清？
只有在想起母亲和一双儿女的时候，坚强的硬汉于洋落下了眼泪，想起母亲把自己抚养长大的艰辛不易，想起女儿会受到牵连，还有刚刚11岁的儿子晓阳，他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亲人。想到这里，于洋更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咬着牙也要坚持到底。
于洋坚持不说假话，不屈服不低头的正直和坚强终于赢得了很多人的敬佩。为表示敬意，他们在遇到被押解下田干活的于洋时，就稍稍停下脚步，用手抹抹头上的草帽边，即代表“立正敬礼”，以向于洋致敬。更有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勇敢地贴出了大标语“向坚持不说假话的共产党员致敬！”
后来，一个军代表也对于洋的硬骨头表示出敬意，他实实在在地跟于洋交心说：“老于啊，你不愧是老同志，那个阶段我们的工作太热了，你能够坚持住，不简单，我们急于求成，希望你能正确对待。”
于洋以无畏和坚守坚持不说假话，维护了党的尊严，受到了人们的尊敬。而“不说假话，说一句假话，可以抵消一万句真话。”更成为于洋的人生座右铭。在风风雨雨的磨炼中，不说假话的于洋经受住了考验，是当之无愧的共产党员，更是一代中国电影艺术家生命中灿烂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