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中开箱打门的举动依然是民众建立在万物交感、人神相通的信仰心理基础上的巫术意味浓厚的行为，试图通过行为的模拟，促使孕妇生产时骨缝大开，减少痛苦。而祈神求符干脆把这一人们自认为难以掌控的生死攸关的大事寄托于冥冥神灵，寄托于带有魔力的符咒。
中国民间信仰的一大特征便是神系复杂，民众基于实用的功利心理，是见庙烧香，遇佛叩头，不管是佛是道还是土生杂神，一概在有所祈求时献上虔诚的祭拜，其实不见得是对神的虔诚，只不过对自己所求之事比较在意、比较执著罢了。
娘家通过送小儿衣物和催生食品的做法来祝愿出嫁女儿顺生早养，所送食品也多有巫术意味蕴含其中，比如催生面，取其细长利口以象征生产顺利，催生肉又被叫作快便肉，尤其讲究切得方方正正，也是祈望生产顺利的吉祥象征，而鸡蛋，恐怕是使用范围最广、场合最多的祝吉祥物。催生礼中的熟鸡蛋，显然跟鸡蛋形状近圆容易滚动、母鸡下蛋方便容易相关联，人们企图借此来比拟孕妇生产，求个容易、顺利。镜头中让孕妇在产房门槛上（拟产门）吃蛋，正是这种心理的典型体现。更深一层，还是前面已经说过的蛋（卵）历来被人们信奉为生命胚胎的观念。
除了催生礼在孕妇产前的搬演外，此时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即接生（或称接喜）准备。催生礼也是一种接生准备，这里主要指的是产房的准备。
《清俗纪闻》中的产房图。关于产房的讲究，体现着人们对生育之事既重视又厌弃的矛盾心理。自远古以来，人们对孕妇生产就有或严或松的种种规定，有些民族在妇女临产时，要在远离居住地的野外给孕妇搭建临时小屋，使其与正常生活状态下的众人隔离。这种建立在“分娩不洁”信仰基础上的隔离举措，在传统中国社会，也有不少。比如镜头中提到的不能在上房（正房）生产，便是其中之一。因为正房一般供有祖宗牌位或神佛塑像，即使有内外室之隔，也难免会污染到这些不可触犯的神、祖。有些地方还忌讳女人在娘家生产，认为会招致娘家败落、子女不吉，因此，即使孕妇临产期住在娘家，到分娩时娘家也一定会派人将她送回婆家生产。有些地方不另外准备产房，而是让孕妇到牛羊猪圈中分娩，前述周文王母太任诞生文王便是在猪圈之中，据说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新生儿像牛羊猪一样的健壮。
所有这些产房的刻意安排，可统归于人们对“分娩不洁”的信仰观念，这种信仰源自原始社会人们对妇女生理现象的不正确认识与理解，但在后世变本加厉地发展，不仅民间俗信牢固地传承，连佛家也宣扬生男育女秽天地，而随着佛教的普及、深入人心，无疑更加强了人们这一传统观念。男权社会的长期统治，又使本源于对妇女生理现象惊恐、畏惧的心理带上了更多的歧视妇女、男尊女卑的色彩，由此形成的一系列产妇禁忌，自然体现着传统社会性别歧视的文化内涵。
人们一方面用尽手段乞求女人生孩子，一方面又把担负生子大任的女人划入不祥之类。而在孕期尤其是临盆待产的时刻，这种期待和这种贱视都发展到了极致。也许，人本来就是一种善于在矛盾中寻求平衡的动物，所以无论怎样矛盾，人类还是生生不息地在地球上努力地生活。不止是男人，也包括女人。尽管她们背负的责任和枷锁都非常重，但或者无怨无悔，或者有怨无悔，甚至有怨有悔，她们一直还在这种文化、这种习俗中承受着、享受着。
3.同喜同贺寄大愿
作为人生第一大礼的诞生礼，在经历了求子、孕育期之后，随着婴儿的呱呱坠地，如今真正进入了它的中心部分。或许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花样百出的求子仪式，还是束缚重重的孕期习俗，在严格的意义上都是在为婴儿的诞生作准备，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正因为有了前述那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刚刚诞生的肉体生命才可能在面临他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关口时顺利地通过。当然，执行通过任务的并不是婴儿本人，而是他（她）的家庭、家族、亲族乃至街坊四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这些人体现出来的礼仪文化。
狭义的诞生礼是伴随着婴儿的降生开始的，并随着新生命的成长而延续，报喜、洗三、满月、百天及周岁等形成了这一礼仪过程几个重要的关节点，除了报喜一项更多的关乎是夫妇双方家族及亲朋之外，其余几项算是真正地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新生命身上了。
镜头十：报喜贺生
“哇、哇”，随着产房内传出的一阵阵响亮的哭喊，守在门外、焦燥不安的男人立刻被施了定身法似的僵立在那儿：“生了！到底是男是女？情况如何？”他的心七上八下，一双眼睛紧紧盯着几步之外的产房大门。
门并没有关严，窗户也开着缝，他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女人声嘶力竭的惨叫，心随着这叫声揪起又放下，再紧紧地揪起，可他不能进去，只有无助地门外等待。如今，听见孩子落地的哭声了，可女人的声息却再也听不到。他在一喜的同时放不了那一份担忧。
很快，产婆从门里探出头来：“恭喜恭喜，生了个大胖小子，母子平安。”
男人心里的一块巨石彻底落了地。围在门外的家人纷纷过来道喜。
被包围的男人仰首向天，忍不住想大吼一声：他当爹了，还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心里无比畅快轻松，又无比兴奋激动。他终于只是长长出了一口气，把心底复杂的情绪一股脑发泄到承载着多得数不清的像他一样的人的空间之中。
娘安排好媳妇、孙子，兴冲冲地跑进灶房，一连声地喊着：“老大，把咱准备的鸡蛋都拿来。”
一锅又一锅的鸡蛋煮好，捞出来，娘在妹妹的帮助下，一只只染红，又一份份分好。
“老大，你别在家呆着啦，大人孩子都用不着你管，有你也帮不上啥忙，跑正事吧，到亲戚家报喜去。”
“哎！”男人已经看见了自己的儿子，他被包得严严的，在摇篮中睡着。女人已经缓过劲儿来，偎在床头充满甜蜜地看着刚出世的儿子。
很快，娘已经把报喜用的红鸡蛋包好，连同一只捆住了翅膀和爪子的活公鸡，一齐塞到他手里。
“先到你丈人家。”
一路上看见男人捧着红鸡蛋、提着大公鸡的乡亲四邻纷纷向他道贺，他一一地应着，脚不停歇地往丈人家赶去。
丈母娘听见院门响就开了门。
男人憨憨地笑着：“娘，生了，是……”
丈母娘没等他说完，就截住了他的话头。回过头来冲屋里喊道：“他爹，丫头生小儿了！”
老丈人从屋里赶出来，看见女婿手里的公鸡，忙接过来：“好，好啊。”
男人有些不解，他毕竟是头一回当爹，头一回经历这种事。
“爹，娘，我还没开口说是男是女哩，您咋都知道是个小子？”
丈母娘乐得嘴都合不拢：“傻姑爷，你不明白，你娘可明白着咧，让你带只公鸡来做啥用？还有，你娘让你带的红鸡蛋一共几只，你知道不？”
男人摇了摇头：“娘包好的，我没数。”
“看清楚了，一共十只。为啥不叫你拿九只？”
“有讲儿？”
“那当然，咱这儿的规矩，生孩子报喜用不着说话，就看姑爷拿的东西就够了。要是男孩，拿的一准是公鸡，红鸡蛋一准是双数；要是个闺女，拿的是母鸡，红鸡蛋是单数。”
男人恍然大悟。
丈母娘又问：“是准备给孩子做九天、还是做十二天，还是做满月？”
“哦，俺娘说了，现在天还不算暖和，怕大人小孩都禁不住，咱做满月。”
“妥了，改天我去给亲家贺喜。”
男人答应着。
“不留你吃饭了。当爹了，这两天该你辛苦，还得到别的亲戚家去吧？”
“哎。爹，娘，那我走了。”
男人接下来跑舅家去姨家拜姑家串叔家，他特意留心了一下，果然给每家送的鸡蛋都是十个，尽管他不再带公鸡（后来他才知道，只有岳家才能享受这份厚礼），但看见他的这些长辈亲戚忙忙地去看红鸡蛋，他还是忍不住先说出实情：“一共十个，双儿！”
既然兴不直接说生男生女这个规矩，他再接下来跑的亲戚，干脆一进门就喊：“给您老报喜了，送十个红鸡蛋给您。”
果然，这些亲戚们马上就会笑逐颜开，“好啊，回头去看小子去。”
男人一家家地跑着，一回回地感慨着，这习俗的力量是大，只有多懂得规矩，才能在这种氛围里清楚地活着，默契地交往。
男人还在各家跑着报喜的时候，家里已经开始接待来贺生的客人了。
先来的是小孩的舅爷舅奶，提了一大兜子鸡蛋，进门就道贺：“鸡蛋100个，收好了。”男人的娘高兴地接过鸡蛋，招呼哥嫂坐下，客套几句。
舅爷说：“把孩子抱出来我瞧瞧。”
孩子抱出来了，一点也不怯生。“你看这眉眼，这鼻子，像、像。”一边夸着，舅奶一边把一个装着钱的小红包塞到孩子的棉衣里。嘴里还念叨着：“乖，放好，别把咱看丑了。”
这一幕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再地重复，100个鸡蛋，看孩子一个红包。
已经忙活完了的男人在帮着收拾鸡蛋的时候，忍不住问：“娘，咱送鸡蛋送10个，亲戚们还礼都得送100个？”
娘乐了，“不是这么说，老规矩，生男孩就兴送100个鸡蛋。”
“那要是女孩呢？”
“少一个，99个。”
“都是亲戚，不年不节的，干啥都给孩子红包？孩子都生出来了，还真能看丑了？”
“孩子小，禀性弱，本不宜见人。可来贺喜的都不是外人，给个红包压邪气。说怕看丑了不过是客套。”
看男人似有所思，当娘的又说：“我估摸着你丈母娘快来了，你再看看那送的礼，才叫全活儿哩。”
说曹操，曹操到。丈人、丈母带着小姨子、小舅子都来了。
男人有些发傻，以至于忘了去搭把手往屋里搬东西。
一整袋面，一大盆白米，米盆里堆满了鸡蛋（不用说，也是100个），每个鸡蛋头上还点了黑点。
一床大双人被，两个抱被，从里到外全套的小孩衣服，虎头鞋、婴儿帽。
怪不得娘刚才说，媳妇娘家送的礼真叫全活儿。
镜头中的报喜贺生礼俗，大致在今河南开封一带流行。俗话常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开封生子报喜用双数鸡蛋象征男孩，用公鸡象征男孩，而在其他地方，反而以单数鸡蛋象征生男，有些少数民族如彝族，生了男孩报喜送母鸡，岳父母回赠一只公鸡，利用相反相成的原理，和一般报喜同类同性的象征有所不同。若是不明就里的外人，又不清楚报喜女婿是在去岳父母家还是从岳父母家回来，凭他手里提的鸡怕是猜不出他究竟是得子还是得女。不过，因为有早已约定俗成的规矩，当事人是丝毫也不会觉得隐晦的。
两个娃娃托着的是什么？如果复原它们在生活中的使用情况，上面应该有一根灯芯——被冠以“孩子灯”的美称，被作为祈子的吉祥物品。“灯”与“丁”的谐音使它们具有了别样的象征意味。人们对子嗣的期盼是孩儿灯以及更多类似的吉祥物诞生并存在的坚强基础。由于众多地方重男轻女思想的社会势力极强，许多人家在生了女孩后并不四处报喜，一来他们不认为生了女孩是值得炫耀的喜事，二来怕招致旁人的嘲笑和冷眼。这种心理早在先秦就已形成，弄璋之喜是大喜，弄瓦之喜是小喜，生男是添丁，生女则只算添口。我们前面已经从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自然经济基础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心理的社会根源。这种重男轻女的心理对广大民众的浸染极深，以至于凡涉及到子孙后代的时刻，它就会自然地从人心底浮起，求子时如此，怀孕盼生男时如此，子女降生后更如此。
除了报喜之外，民间还有在家门口张挂诞生标志的习俗。东北地区，谁家生了男孩在产房门口挂上柳木做的小弓箭，并且用红布扎起来，标志“大喜”，若是生了女孩，就只在门上挂条小红布，标志“小喜”。学者多以为这是古风遗存。据《礼记·内则》记载，先秦时谁家生了男孩在门左边挂上弓，生了女孩，就在门右边挂上佩巾。弓是男性象征，左代表男性方位；佩巾是女性象征，右代表女性方位。可见这种对性别角色的区分很早就被列为礼教文化的重要内容，并且对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行下效，也是在所难免，只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地区、各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诞生标志，有像东北地区那样较忠实地传承古代礼俗的，也有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如晋西北生男孩贴葫芦（象征男性）剪纸，生女贴梅花（象征女性）剪纸。镜头中娘家送鸡蛋涂黑头表示生男（相应的，生女送鸡蛋涂成红头，并在数量上减少一个）则是中原开封地区的特点。
虎头鞋，既是实用品，又颇具观赏性，不过，花费功夫精心制作的动因却是希望借虎之雄威来保儿佑儿。报喜与张挂诞生标志男女有别的特点，渗透着传统社会对男女两性特点的认识和性别角色的期望，并深刻地揭示出传统中国对两性社会地位的刻意倾斜安排的牢固观念。
如镜头中所写，报喜首重女方家庭（族），贺生赠礼最重的也是女方家庭（族）。这是因为传统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婚姻关系看重的并不是个人之间的感情，而是两个家族的某种别有意味的联系。对于女方家庭而言，自家的女儿能否真正确定在夫家的地位，全赖于能否为夫家生育能传宗接代的男丁。如今，瓜熟蒂落，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赠送最重的贺生礼，首先是为了体现姻亲关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真诚的恭贺，其次，是为了给女儿做脸，是对女儿未来主妇地位的期许和肯定。当然，也不乏希望女儿做好月子、吃喝充足的现实考虑。
总之，在传统社会，生育男孩，对男方家庭是真正的喜事，对产妇的娘家也是真正的喜事，在报喜贺生这一短暂的时间，双方家庭关系的微妙调适是大事。产妇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也许是生理的需要，产妇进入月子；也许是社会文化的安排，产妇已经完成了生子任务，她可以退场，或者说应该退场，把面前这个舞台让给刚刚降生的婴儿。对于婴儿而言，他将一步步被推到舞台的中心，从今以后，他将成为人生仪礼的绝对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