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略图、蓝图、纲要、草图以及某种尽最大可能简化的抽象画法，是抽象、分析思维的顶点。我们对世界的丰富性则可能作为罚金失掉了，除非我们学会了尊重存在的认识、带有爱和关心的知觉、流动的专注力，学会了尊重所有那些使经验丰富而不是使它枯竭的东西，世界的丰富性才不致失掉。“科学”不应当扩展到包括两类认识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
健康人汲取无意识和前意识的能力，运用和尊重初级过程而不逃避它们的能力，承认冲动而不总是控制它们的能力，能够毫无畏惧的自愿复归的能力，这些都是培养创造性的主要条件之一。从而，我们就能够理解心理健康同创造性以某种普遍形式联系得如此紧密的原因（除了特殊的天赋以外），以致使某些人几乎将它们通用。
健康与理性和非理性力量（意识与无意识、初级过程与二级过程）这两者之间的整合联结，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心理健康的人更有享乐、热爱、笑、逗乐、幽默和遐想的能力。而且一般在普通情况下，他们容许、尊重和享受高峰体验。而上述这一切，使得我们对于学习，特别是对于那种尽信书式的学习是否有助于儿童向健康前进，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人类生活以及心理学和教育的一个中心部分是美的理解和创造以及美的高峰体验。这是确实的，因为所有高峰体验，都是个人内部的分裂、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世界内部的分裂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分裂的整合化。既然健康的一个方面是整合，那么高峰体验也就是向健康的前进，也就是健康本身，即瞬间的健康。而且这些体验是对生活的确认，它们使生活富有价值，这些肯定是对“为什么我们不全都自杀”这个问题回答的重要部分，另外还包括高峰体验自身便是有价值的，等等。
妥善地调节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并不意味着超越人类的所有问题。冲突、忧虑、挫折、悲痛、创伤和内疚，在健康人身上几乎都能被发现。一般地说，日益增进成熟的运动，是从神经病的假问题到真实的、不可避免的、实在的问题的运动，这些问题是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即使是最理想的生活，问题也不可避免。尽管他并不是神经病患者，但他也可能被现实的、合乎需要的、必然的内疚而不是神经病的内疚（这种内疚不是合乎需要的和必然的）所折磨，即被一种内在良心（不是弗洛伊德的超我）所折磨。即使他已经不会再形成问题，这里也仍然保留着存在问题。我们应当忧虑的时候而不忧虑，这可能是疾病的预兆。有时，自命不凡的人不得不受些惊吓才能恢复明智。
自我实现不是全然一般性的。自我实现是经由女性或者男性完成的，这对一般人性来说是优先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首先是健康地实现了女性的妇女，或健康地实现了男性的男子，然后才可能自我实现一般人性。
也有一点证据证明，不同的体质类型，以稍微有点不同的方式实现他们自己（因为从实际来说，他们有不同的内在自我）。
努力摆脱儿童在他弱小时为了适应强大的、无所不能的、神一般的成人而使用的技巧，是完美人性健康成长的另一关键方面。他必须用坚强而独立的技巧，并且自己也成为父母，从而来取代这些儿童式的技巧，特别是抛弃独占父母的爱的愿望。要学会爱其他人，他必须学会满足自己的而不是父母的需要和希望，他也必须学会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父母来满足这些需要，必须放弃出于畏惧和为了获得父母的爱而形成的伪善，必须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去做好事。他必须发现他自己的良心，并且放弃作为唯一道德指南而被他内化了的父母的良心。他们必须成为负责的而不是依赖的，必须有享受这种责任的能力。所有这些依靠软弱适应强大的技巧，对于儿童来说都是必需的，但在成人身上被认为则是不成熟的和发育不全。他必须用勇气取代畏惧。
由此看来，社会或文化一方面可能促进成长和自我实现，而另一方面也可能阻碍抑制成长。成长和人性的根源从本质上看是在人体之内，而不是由社会创造和发明的，社会只能促进或者防碍人性的发展，正如园丁能够帮助或者阻止蔷薇生长一样，但是他不能强迫它变成一棵橡树。纵然我们知道，文化对于人性自身，例如语言、抽象思维、爱的能力的实现，是绝对必不可少的，这仍然是真理；然而这些根源，是作为潜在性、在人的种质中先于文化而存在的。
那比较社会学由于超越和包括文化相对论而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较好的”文化能满足所有基本人类需要并容许自我实现。“较贫乏的”文化则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对于教育同样是真理。促进自我实现成长的教育，是“好的”教育。
在我们将文化理解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时，“顺应”的概念成为“好的”和“坏的”文化的一个问题。我们必然要问：“什么类型的文化或亚文化能‘妥善地调节人’去恰当的适应呢？”很清楚，顺应与心理健康不是必然的同义语。
自我实现（在自主意义上）的完成，使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意识和自私更有可能了。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它使人更容易成为人类的一员，即他把自己作为一个部分并入比自己更大的整体之中。充分自主是最完美的人化状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也是一样，即一个人只有经过成功化的经验（儿童似的相依性、热爱、关怀别人等）才能获得自主。谈论人化的水平（越来越成熟）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区别“低级人化”（畏惧、弱点和倒退）和“高级人化”（英勇、完美、自信、自主），“低的涅般木”和“高的涅般木”，趋向没落的统一和趋向上升的统一。
由下述事实引出一个重大的存在主义问题，即自我实现者（高峰体验者）有时会游离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生活，也就是生活在外部客观世界中，生活于内部心灵世界之中（这个世界由心灵规律支配，而不是由外部现实规律支配），即生活于体验、情绪、需要、畏惧、希望、爱、诗意、美、幻想的世界中。这与生活在非心灵的现实中并适应这种现实是不一样的，这个非心灵的现实，是按照他不理解的规律前进的，而且这个现实对他的本性来说不是必需的，尽管他依靠它生活。他毕竟还能生活在其他类型的世界上，如科学幻想小说所创建的世界。不畏惧这种内部心灵世界的人，能享受它达到这样的程度，使这个心灵世界，在与更为艰难劳累的、承担外部责任的“现实”世界、奋斗和竞争的、正确和错误的、真理和谬误的世界的对比中，能达到类似天堂的状态。这是真实的，即使比较健康的人也能比较容易和愉快地适应“现实的”世界，而且历经了较好的“现实的考验”，但却始终没有把它与他们的内部心灵世界混淆起来。
很显然，一旦使内部现实和外部现实混淆起来，或任何一个现实和体验产生障碍，都会造成严重的病态。健康人能够把它们二者都综合在他的生活之中，因而没有抛弃任何一个现实，并能够主动前进和后退。如果我们不能摆脱世界的束缚，那整个世界就会变成贫民窟，那么，似乎矛盾而实际并不矛盾的事实是，那些患病的、病态的和“最低的”东西能变成人性中最健康、“最高”方面的一部分。陷入“疯狂”不过是由于无法确信自己是否心智健全的人受了惊吓的原故。教育应当帮助这种人同时生活在上述两个世界中。
心理学中行动的作用可由上述主张导致不同的理解。有目的、有动机的竞争和奋斗，有目的的行动，是心灵世界和非心灵世界产生对话的一个方面或副产物。
人必须去适应外部世界，因为缺失需要的满足是来自外部世界而非内部世界。例如，考察现实、认识外部世界的性质，学会区别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了解人和社会的性质，学会延迟满足，学会把将成为危险的东西掩盖起来，认识这个世界哪些部分是令人满意的，以及哪些部分对于需要的满足是危险的和无用的，学会受赞许的和被允许的获得满足的正当途径和满足的技巧。
世界本身充满了趣味、美丽和吸引力。探索它、操纵它、同它竞赛、仔细考虑它、欣赏它，全都是被激发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行动（认识的、运动的和审美的）。
但在初始阶段，有的行动却与外部世界联系很少甚至毫无关系。纯粹有机体的本性、状态、力量是存在的表现，而不是努力的表现。而且注视和享受内部生活本身，不仅自身是一种“行动”，而且是在外部世界中的行动的对立面，即它导致肌肉活动的平静和停息。等待的能力是能够推迟行动的一个特例。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传统会在人身上发挥作用。我们应当从成长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中，认识到未来也以理想、希望、任务、课题、计划、目标、未实现的潜力、使命、命运等形式，体现在现实的人身上。对于人来说，一个没有未来存在的状态，是一种凝固的、绝望的、空虚的状态，对他来说，时间很可能是无限“延伸的”，当大多数活动的组织者努力失败时，会使人陷于无结构和非整合的状态。
如果现实地生活而不要奢求，因为该来的终究要来，那么这时形成过程就暂时停止了，而它的期票就以最终形式兑现为酬金，即高峰体验了。在这个高峰体验中，时间消失了，而希望则实现了。
正确看待挫折、威胁、冲突
动机概念包含着精神病病因以及挫折、冲突、威胁等性质的一些重要启示。
挫折和冲突的概念促进了精神病病因的引发以及持续理论的揭示。某些挫折的确导致病态，另一些并非如此；某种冲突也同样导致病态，另一些却也并非如此。要想解开这个谜，则必须求助于基本需要理论。
在讨论挫折时，很容易错误地将人分割开。也就是说，仍然有谈论一张受挫折的嘴、一个受挫折的胃、或是一种受挫折的需要的倾向。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决不会是一个人的某一部分。
搞清楚这一点，就理所当然明白了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重要区别。挫折的通常定义只不过是得不到所渴望的东西、一个愿望没有实现或一种满足受到妨碍等。这样一个定义未能区分开两种不同的剥夺：一种对于机体并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换，极少导致严重的后果）；另一种则同时是对于人格，也就是说，对于个人的基本需要——他的生活目标，他的防御系统，他的自尊心，他的自我实现——的一种威胁。我们的论点是：只有威胁性的剥夺才有类似于一般意义上挫折的许许多多后果（通常是让人反感的后果）。
一个目标物对于个体来说可以有两种意义：首先，它有着内在的意义；其次，它也可以有一种延伸的、象征性的价值意义。这样，某个被剥夺了想要吃冰淇淋卷的孩子可能只是失去了一个冰淇淋卷；但另一个受到同样待遇的孩子，就可能不光是丧失了一次感官上的满足，而且还会觉得被剥夺了母亲的爱，因为她拒绝给他买冰淇淋卷。对于第二个孩子来说，冰淇淋卷不光有着自然物质上的价值，而且还可能承载着心理价值。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被剥夺了作为冰淇淋的冰淇淋，很可能是无所谓的；这种情况甚至连是否可以用挫折——其他具有更大威胁性的剥夺为特征的挫折——来称呼都有待探讨。只有当目标物代表着爱、名望、尊重或其他基本需要时，将它剥夺才会产生通常挫折的种种恶果。
在一定情况下，在某些各类的动物中能清楚地证明这种个体的双重意义。例如，当两只猴子处于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时，一块食物既是充饥物，同时也象征着一种支配地位。这样，如果处于从属地位的动物试图捡起食物，他立刻就会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的攻击。然而，如果它能解除食物的象征性支配价值，那么，他的支配者就会允许他食用。这一点，他通过一个顺从的姿势可以很容易地办到，即在接近食物时做顺从性表演，这仿佛是说：“我只想要这块食物充饥，我不想向你的支配地位挑战。我甘愿服从你的支配。”同样，我们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朋友的批评。通常，一类人觉得受到了攻击和威胁（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批评常常都是一种攻击），于是他的反应便是怒火中烧，暴跳如雷。但另一类确信这一批评不是一种攻击，也不是对他的排斥，而是友爱的帮助，他就不仅会倾听批评，而且甚至可能会对它心存感激。这样，如果他已经有许多证据来表明他的朋友爱他、尊重他，批评便只代表批评，它并不会同时代表着一种攻击或威胁。
忽略这一区别就会造成精神病学界很多意外的混乱。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挫折的许多后果，如寻衅和升华等，全都是或者有些是由性剥夺所引起的。大家都知道，在许多情形中，独身生活并不会带来精神病理上的后果。然而，在另外的许多情形中，它却有不少恶果，什么因素决定将出现什么结果呢？对精神正常者的临床检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性剥夺只有在被个体认为是代表着异性的拒绝、低贱、缺乏价值、缺乏尊敬、孤立、或者其他对基本需要的阻挠时，才会成为病因。对于那些并不认为它有这种含意的人来说，则可以比较轻松地承受性剥夺。当然，很可能会有罗森茨威格所说的需要的坚持性反应，但这些反应虽然令人烦恼，却不一定是病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