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法流行时，一个分析专家每周要在8个病人身上共花费40小时，不少病人会这样向医生打听：“你还收新病人吗？你已经‘客满’了吗？”在这样的情形中，要是医生同意一个人来作初诊，那他前往时，通常预料自己是被医院当作病人收下的。现在人们对精神病专家还是这么看，许多内科医生和其他同行打电话问精神病专家能否同意“收”一个，这时，他们总是期待着不是肯定就是否定的回答。但更加恰当的回答应是：“这要看情况而定。”这得取决于问题的性质。一两次咨询门诊能使精神病医生有机会对病性作出评价，并与患者共同决定应该做些什么。
虽然治疗是从病人决定作出努力来帮助自我的那一瞬间开始的，但最初的几次就诊必须被看作是带有咨询性的。直到医生有机会认识病人，了解病情，他才可能决定该采取什么途径，该向病人作何忠告。
一次就诊时间长短不一。有60分钟一次，50分钟一次，还有45分钟、30分钟、甚至15分钟一次的。还有3分钟的电话咨询。有在3年之中每周三次前来就诊的，但也有同样多的病人在为期三个月的治疗中总共只来十几次的。重点应放在灵活性上。病人应按其所需次数前来就诊，来完成他特定的治疗目标：解除抑郁，理解造成抑郁的原因，调整病人对付抑郁的方法以及对自身的看法，从而使患者尽可能从自己所患的抑郁症中取得最大受益。一次急性抑郁反应在几周之内可能就被成功地治愈，但如果抑郁症是慢性的，特别是如果在患慢性抑郁症的情况下，病人已为自己布下了陷阱，治疗就很可能长达数年之久。
医生与病人根据情形需要共同建立起治疗的格局与模式。当然在这一框架内，随着治疗的进展，会作些变动、调整与更改，病人对此应有思想准备。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就诊的次数、每次的时间长短上，还体现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上，以及医生治疗时采用的方法与技能上。
在治疗初期，精神病专家可能不向病人表示自己感情上的反应，这样能使医生多少保持一种中立的身份，便于病人将自己的体验投射到医生身上，并形成情感转移。但是当治疗进展时，医生可以进一步坦露作为一个人的自我，在有利于病人增强内省力的前提下，与病人分担自己的感情与反应。例如，倘若病人就诊迟到已成习惯，在医生心里激起了不耐烦的感觉，因为这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某些重要领域的学术研究，他便可以以自己的行为，以自己因病人经常迟到而感到的不满，与病人正面交锋。病人这种拖拉的倾向很可能在别人心目中同样引起愤慨与被冷落感，而在医生身上产生的这一反应，很可能为病人提供一个直接的机会，来理解并改变这种于己不利的行为模式。
抑郁如何影响病人思维与感觉的方式，医生通常是可以预测的。一般来说，病人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自己的抑郁感以及盘踞在他们心头的忧患上。
在抑郁症患者同样常见的是念念不忘自己“也许”会失去什么东西，这种念头破坏力很强。丧失财政保障常是担心的原因，无论这一危险是真是假。例如，股票市场跌风盛行、利率直线下降时，一位年轻的企业家惧怕某些贷款必须偿付，从而使他失去维持自己新企业必不可少的流通资本，甚至使他无力支付自己住房的抵押款，这一担忧是情有可原的。他感到思想压力不胜负担，开始变得暴躁与抑郁。他睡不香，爱发火，蛮不讲理，思想上老压着唯恐蒙受损失的忧患，使他想不出任何办法来防止这一损失。
精神病医生向他指出，他对问题的担忧剥夺了他处理问题的能力。他恐惧的根源是害怕失去控制权，而他想保住控制权的努力反而越来越弄巧成拙。他那惊恐的怒气已使好几位同事疏远了他，本来他们也许能助他一臂之力。治疗专家放手调查了他问题中的实际情况，包括财政境况。他同意病人的看法：风险确实不小，但接着他便向病人揭示一些有利因素，这些因素病人自己不曾注意。在他的帮助下，病人开始获得明辨是非的能力。他强调病人那种为重新掌握控制权铤而走险的做法对自身起了不良作用。由于对最紧迫问题的注意力被分散了，病人的恐惧与绝望得到了缓解，使他不仅感觉良好，还可以考虑更实际的抉择。
在分散抑郁焦点的过程中，医生往往不得不采取一种典型姿态——承认患者特殊的担忧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便能成为患者的同盟军。然后，医生才能超越眼前的问题，探索病人的情绪如何使病人丧失应付能力、并使之日益恶化的原因。
感情的发泄，负罪感的释放，自尊心的回归，是对抑郁症患者进行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课题。
在精神治疗中，一定量的幽默感是一种极其关键的资本。精神病理学家劳伦斯·库比警告说，在精神治疗中不要轻率地使用幽默，他担心这会伤害患者，使患者消沉的自尊心更加消沉。但他同时指出，幽默也能“表达真正的温暖与感情”。关键的区别在于与对方一块儿笑还是嘲笑对方。“在有经验的治疗医生手中，幽默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工具”这里，库比告诫人们必须警惕一种特殊的幽默，它不是贬低医生，便是贬低病人，特别是当一位新医生使用它时，或是一位医生将它用于用作发泄自己敌意时，尤其如此。这与弗洛伊德关于“敌意是妙语的基础”这一论断是相一致的。尽管如此，幽默是对某些处境一种关键的和必不可少的反应，对于抑郁更具有一种重要的抵消作用。幽默使人恢复并扩大视野。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神治疗会发生什么情况，很难用言词来描绘一幅精确的图画。这样一来，公众很容易对治疗的过程产生误解。他们以一种多少有些简单化的方式抓住精神治疗的若干方面不放，认定这一些就是精神治疗的本质：譬如，使病人消除性的负罪感，帮助病人能外向地、及时地表示自己的愤怒。这两个目标实质上都是与治疗抑郁病人密切相关的，但是公众却以为一个治愈的人应能与任何人一起跳上床睡觉。这是他从禁忌中获得解放的结果；或者认为他应该能够随心所欲地向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怒吼或嘶叫。这未免离题万里了。
一般来说，抑郁病人在受到挑衅时，表达内心愤怒确实存在障碍。有时因为紧张，心情十分暴躁，对事物的反应常采取发脾气的方式。在治疗过程中，医生鼓励他寻找更好的新方式来处理敌意——这些方式在必要时能理智地保持自我控制。如果病人完全不熟悉自己的感情，那么通过治疗他就能够在自己体验某种感情时更加意识到自己体验的是什么感情。如果发怒有正当理由，那么他就开始懂得如何以发怒来为某种实际的目标。
只要时机得当，并实实在在受到了挑衅，那么因此而引发的愤怒就能为重要的目标服务。但是治疗并不是旨在使原先感到抑郁的人成为一包炸药。病人逐渐意识、并在治疗中宣泄的大量怒气，是由于起先未能正确对付抑郁而储存起来的，或是曲解了周围的事件而产生的。许多抑郁症患者对于从环境中获得的正面反馈有很大的依赖性，因为这些反馈能一次次支持自身价值的完全感。学校是这类反馈的理想环境。如果足够聪明的话，年轻人能努力学习并获得好分数。如果有体育才能，他就能全力以赴，把自己培养成篮球明星或足球明星。求学的岁月一旦流逝，一个人想从环境中获得自身价值的证据就难得多了。如何测量？根据挣得的钱吗？根据每一天妻子或丈夫对自己说“我爱你”的次数吗？根据收到的社交活动的请柬数目吗？
当正面的反馈机会逐渐减少时，遭受拒绝的机会增加了。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繁忙了，它无心顾及人们正当的敏感心理。对那些比一般人更需要自我印证的人来说，它更加漠不关心。抑郁患者的自我关注使他将冷淡看成是冷落，而冷淡有时实际上是相当程度的尊敬与爱。因此他容易受伤害，容易疑心遭人冷落而发怒。
在治疗过程中，关键在于能使敏感性的愤怒得以发泄，不过医生当然不会鼓励病人在别处撒野。治疗的重点放在帮助病人更准确地决定自身价值。病人往往身不由己地依赖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议论。而治疗就是要将其自尊心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样，伤害减少了，发怒的机会也随之减少了。
与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决裂
抑郁症患者有一种拖延耽搁的倾向，这不仅表现在活动与决策时，还表现在对刺激的反应上，这便成了又一个沮丧与怒火的发源地。
治疗是一系列反思，是用新眼光再度评价感情与经历。当包围着急性抑郁症的感情湍流退潮时，病人与医生便有机会来共同探讨病人看待本身经历时所依存的核心依据。一种由阿德勒发明的技术可用来迅速发现这些原因，并能释放一部分附于此上的情感。这种技术是问病人生活中最早能记起的是什么，此时此刻他能回想起来的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精神病医生必须小心地在如何满足病人对医生的依赖性不能造成过分的依赖性之间确立起一种平衡。不然只会延长恢复过程，并使之复杂化。任何人在害怕或感到束手无策时必然比平时更具有依赖性。由于他们要求医生帮助解除自己的痛苦，他们很可能将依赖需求投射到医生身上。治疗的本身结构——按时与一位理解自己、能给自己帮助的人见面——加上有机会集中精力解决伤脑筋的问题，这两者都能导致一定程度的自发的依赖性。
病人每周就医次数与逐渐增加的依赖性之间是有联系的。一位每周就诊一两次的患者对医生的依赖性不会高于每天就诊的病人。认真确定病人与医生一起相处的时间数量——一小时还是半小时——能给以安全感，并限制可能增长的依赖性。
前后自相矛盾，态度暖昧不明，会损害任何联系，包括精神治疗在内，这时依赖性也被破坏殆尽。有位女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地更改与医生的约见，并且往往在最后一分钟取消约见。她下意识地不让自己过深地卷入精神治疗中去。矛盾的是，她却在制造新的不稳定状态，这进而加剧了她的恐惧感，从而使她感到更加束手无策。
开始时，一般的抑郁病人每周就诊一至两次，而就诊时间一般规定为45分钟。一旦良好的气氛充分地建立起来后，接下来的就诊频率便可依据有多少事情可谈、病人生活中仍有多少****、病人还剩下多少内省力而定。在治疗的全过程中，由于病人容易对自己依恋的人产生强烈的需要，因此抑郁症患者常常要同自己想多看几回医生这一欲望作斗争。另一方面，他也必须得与尽早结束治疗的冲动作斗争。
治疗专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鼓励病人与那种危害自身、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决裂。这就要求医生必须进行大量的规劝，需要高度的耐心。有些病人一旦意识到某一种行为危害性很大，便会停止那种行为。但是许多人往往一拖再拖，因为他们还没看清医生忠告的意义，或者因为他们不愿舍弃一种错误的想法：这种行为会带来某种满足。
一个医生仅仅建议病人改变自己的行为常常是不够的。他必须向病人指出，这种改变会诱发一些抑郁，但是同时能宣泄感情，这些感情可经几次就诊加以解决。例如一位病人一贯强迫自己发生一系列毫无感情的性关系，他可能正在隐瞒内心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强烈不安全感。
许多抑郁症患者可以成功地恢复健康而不需要他们家人过多卷入。但是，如果病人及其家属同意治疗专家能与家庭中关键成员见见面，让专家来决定家属与病人之间关系中的某些性质，这样做总是有帮助的。毕竟，家庭是一群相互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他们能够使病人感到抑郁，也会受病人抑郁的影响。没有人会在封闭的真空中得抑郁症。病人通常代表了整个家庭的病理状况。他的康复必然会引起波动——整个家庭集团的价值观与权力平衡的变动。
通常有两种情形使得治疗专家更加积极地参与病人的家庭。一是接受治疗的患者因婚姻方面的纠纷造成了抑郁，或者由抑郁引起了这方面问题。其二是治疗青春期少年。在这种场合，一开始便与家庭进行一些接触，对于评价环境、掌握问题的全部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医生治疗患抑郁症的青少年时很少与家长商讨，因为病人自己更愿意倾听医生这位不寻常的成年人的意见，医生与家长多接触就会慢慢地、无可挽回地危及病人对于医生的信任与信心。如果与家长接触过多，丧失这种信任的危险性就太大了。必要时，家庭成员往往被介绍到一位社会工作者或者治疗专家的同事那儿去进行商讨。
但是医生与抑郁病患者的妻子或丈夫合作则是很常见的，这样不仅能使病人的配偶明白怎样更好地与患者相处，同时还能够调整可能最初造成抑郁的态度与行为模式。偶尔，在病人的抑郁症消除之后，夫妻双方可以再共同就诊几次。
有时候患者亲属根本不愿出场，当婚姻开始恶化、濒临离婚的地步时，产生这种阻力是常有的事。有时，患者的配偶觉得有些事他不能或不愿泄露。他也许会以为自己在某一方面应对病人的抑郁负责，从而，往往毫无根据地感到羞辱和内疚。他也许害怕医生也会在他身上“找出毛病”。也许他不愿意放弃婚姻中那种“我一切正常，你不太正常”的优势。在许多场合，他们并不懂精神治疗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当然也不懂自己干嘛非要卷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