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交代过，藏族是唐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民族”。唐以前没有“藏族”。陇南白马藏族的由来却显得非常偶然。
唐代以后，原陇南的白马氐有的被汉化，有的被吐蕃化，也有部分白马氐人为躲避战乱，移徙到陇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艰难地生存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次偶然的际遇，却逐渐演化成为对一个消逝了近1500年的民族探源的开端。
如今，在甘肃文县铁楼乡和四川平武白马人聚居区，广泛流传着一段十分有趣的佳话：据四川平武县白马乡的老劳模尼苏回忆说，1964年10月，她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期间，毛主席接见少数民族代表时，有人向毛主席介绍说，她是四川平武的藏民，当注意到她头上插着鸡翎的白毡帽时，毛主席却爽朗地笑了，说她不是藏族，是氐族。并嘱咐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对这个民族进行很好的研究。
现在，当事人都已作古，对于这段佳话的源头似亦已无考。我们只能了解到，众口一词的说法是“报纸上登的”，但具体是哪一种报纸，人们又都说不清楚。
好在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在论及“坪武藏人”时，也谈及这件趣事，这使得一段美好浪漫的传说有了文本证言，同时，费孝通先生关于白马人等我国少数民族识别问题指导性的见解，对我们断定民族族属等工作，至今仍是大有裨益的。
在川甘边境，大熊猫的故乡周围，四川平武及甘肃文县境内居住着一种称为“平武藏人”或“白马藏族”的少数民族有几千人。解放前受当地番官、土司、头人的奴役。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该地；尔后，惨遭国民党的屠杀，仅存五百余口，隐族埋名，依附于松潘藏族大部落，和附近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西番”。解放后，1951年原川北行署派民族工作队访问该地，听该地区的上层说，这部分少数民族也是藏人，因此暂定名为藏族。1964年，国庆十五周年该族的尼苏同志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问她是哪个民族，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别人代答：“是四川白马藏族。”大型彩色纪录片《光辉的节日》有她两个特写镜头。喜讯传遍了尼苏的故乡，欢欣鼓舞之余，对这个族名却发生了怀疑，因为他们从祖辈传下来的史事和现实情况都说明他们既不同于阿坝州的藏族，又有别于茂汶的羌族。据最近调查，他们自称“贝”。他们的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语法范畴及表达语法范畴的手段上有类似于羌、普米等语的地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比较原始，崇拜日月山川，土坡岩石，而无主神，虽部分地区有喇嘛教的渗透，但不成体系。
从这些事实上不难看到，“平武藏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原来究竟是什么民族呢？有些历史学者根据关于这地区的历史记载认为有可能是古代氐族的后裔。但是魏晋之后的史料就缺乏有关这地区氐族的记载，几百年的空白还不易填补。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0年第1期。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奉单位领导之命主编《陇南地区党史大事记》一书，在陇南地区档案处查阅有关档案时，一份档案材料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那是1980年11月6日，文县铁楼人民公社革委会请示成立白马藏族（氐）自治公社的报告和1980年10月20日文县革命委员会请示武都行署《关于铁楼、博峪两个公社改为藏族人民公社的请示报告》（注：该报告为［文革发（1980）145号］）。
铁楼公社的请示报告说：
根据我社藏族的特点和地区的需要，迫切成立区域自治机构，因我社藏族人民有史以来是一个勤劳、勇敢、朴实、有一定智慧的民族。但是生活习惯（焦注：原文误写为“贯”）服饰、语言和草地的藏民完全不同，根据《文县县志》所传“文县西南五十里，是古白马氐地”。五一年四川省川北行政公署组成民族工作检查团，前往南坪、平武、松藩等县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发现这一带的藏族和别的藏族各方面有所不同，当时根据上层人士的意见暂定为藏族。因为平武白马藏族和南坪下塘地区的藏族和我们的生活习惯、语言、服饰完全相同，逢年过节相互走亲。四川省委近几年来对该地区的藏族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几次来我社进行考察，根据《民族研究杂志》80年第3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孙宏开同志关于“历史上的氐族和甘川地区的白马人”的长篇论文，我社广大藏族人民群众要求省、地、县政府对我社的白马人是藏族还是氐族，很有必要尽快组织人员进行考察确定族属。因为我社白马人在旧社会是与世隔绝的民族，解放前夕处于快要绝种的状态。可惜三十年来连族属都不明，如何能很好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再加之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严重破坏，我社藏族人民公社现在的生活是相当贫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汉族相比是处于落后状态，这是我社藏族人民和藏族地区的最大实际问题。……我社根据藏族地区的特点和实际存在的问题，结合广大藏族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这份档案材料的发现，再次唤起了我对中国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一个伟大而又古老民族——氐族的严重关注与深深的思考。（焦红原：《白马纪行》）
上述两份材料，无一例外地说明，陇南文县的藏族，是1951年“暂定名为藏族”的。又因为文县藏族大多生活在白马峪河畔，当地人俗称其为白马人，加之正如《文县县志》所说，“文县西南五十里，是古白马氐地”，后来又有孙宏开先生关于《历史上的氐族和甘川地区的白马人》的长篇论文，为了有别于“草地藏族”，人们便把甘肃文县白马峪河谷的藏族称之为白马藏族了。
至于文县铁楼乡白马峪河畔的白马人是否就是古白马氐人直接或间接的后裔？现如今的白马人，他们的生活习俗是怎样的？他们的房屋建筑是怎样的？他们的服饰、语言、宗教信仰和婚丧情况又是如何呢？
诸如此类问题，笔者在本书其它章节或有简要回答。未尽事宜，将在《追寻失落的文明：氐民族的兴衰史》及《神秘的白马人》等系列丛书中，作专题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