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认知加工早期与注意偏差
抑郁症是否与增强的自动感知觉有关，这一问题已经通过使用较低的情感强度和快速呈现的阈下材料进行过研究。有些研究曾使用无序的特定材料或者与情绪相关的材料进行过此类研究，例如情绪的面部表情。尽管在焦虑症研究中，大量不同任务的研究发现，焦虑症患者对阈下刺激的加工会出现偏差（Bradley，et al.，1995；Mathews，et al.，1996），但很少有研究在具有临床意义的抑郁被试中的阈下刺激中发现类似的偏差（Mathews & MacLeod，2005）。
抑郁与非抑郁被试对情感词和中性词的知觉阈限的研究，是这方面较早的研究。Powell和Hemsley（1984）使用中性词分别校准测量知觉阈限的呈现时间，并且随后呈现中性和消极词汇来测量知觉阈限。结果抑郁被试对中性词的识别比控制组所用时间更长，但对消极词的反应时间两组被试没有差别。此外，抑郁被试对消极词的识别率要比对中性词的识别率高。Mo gg等人（1993）同样使用了一个改编过的Stroop任务，并呈现了焦虑相关词、抑郁相关词、积极和中性的词汇，这些词汇要么以阈下形式（掩蔽词紧随其后），要么以阈上形式呈现。在这个情感Stroop任务中，焦虑症个体对恐吓威胁词的反应时比对中性词的反应时要长，这一结果表明，他们的注意被恐吓威胁词所“抓住”。然而当焦虑被试在阈下和阈上条件下暴露的持续时间一样时，对所有消极词的颜色命名都较慢，在阈下情况下抑郁被试与控制组没有差别（Lim & Kim，2005）。Yovel和Mineka（2005）对抑郁大学生的研究也没有发现阈下呈现的抑郁相关词出现的Stroop偏差和自我报告的抑郁特征之间并没有关系。重要的是，Bradley等人（1995）使用情绪Stroop任务并发现，仅患有广泛焦虑症（GAD）的患者对消极词存在加工偏差，同时患有广泛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患者与控制组相比并没有差别。
接下来，许多研究者使用点探测任务，通过快速呈现掩蔽的情绪词来研究抑郁症的自动加工偏差。不过，研究结果也没发现抑郁症患者存在早期加工的注意偏差。
不过，1996年，Mathews等人发现了这种加工偏差的证据，并且这种偏差只在当刺激呈现时间相对较长时才会出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Mathews等人使用的不是抑郁相关刺激而是焦虑相关词。Mogg等人（1995）也作了相似的报告，焦虑症的被试在阈下条件下的点探测任务中存在加工偏差，但抑郁症被试则不存在。Mogg等人（1997）进一步使用抑郁相关词和焦虑相关词，但没有发现词的分类对抑郁组的表现有什么影响。最后，Bradley等人（1997）报告说，尽管诱发的或者自然产生的悲伤情绪会增加对长时间暴露的消极词的注意，但是当词汇被短暂地或者隐蔽地呈现时并没有出现加工偏差（Donaldson，2007）。不过，关于抑郁症和和焦虑症的注意加工偏差的研究之间有一个不同点，用于焦虑研究的刺激不仅有词汇而且有图片，而绝大多数的关于抑郁的阈下Stroop研究和点探测研究仅仅使用词汇作为刺激材料。目前已发表的点探测研究很少检测抑郁症患者在阈下呈现的图片和表情刺激下的偏差加工，如果采用上述这些材料作为刺激，也有可能导致不同结果。
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出现，当研究使用词汇判断任务（被试必须对刺激是否是一个词作出判断），词汇判断任务之前会以阈下形式呈现一个启动刺激，抑郁症的早期加工偏差便会出现。采用这种设计的研究大多数都获得相同的结果。不过也有为数较少采用这种设计的研究得出了一些较复杂的结果。例如，Matthews和Southall（1991）发现，在对抑郁患者进行阈下启动时，中性词存在启动效应，而积极或消极词则没有。相反，Bradley等人（1994）在阈下启动后进行词汇判断任务后发现，自我报告具有较高消极情感水平的非临床抑郁被试比消极情感水平较低的被试表现出更高的阈下启动，而且抑郁相关词比中性词更能引起这种启动。此外，阈下启动效应与焦虑水平相比，它与抑郁水平具有更大的相关。
最后一些研究者使用双耳分听实验来评估抑郁症对负性材料的自动加工。例如，Ingram等人（1994）发现，当消极或积极词汇呈现在不需要注意的通道时，暴露在消极情绪诱导下的缓解期抑郁被试更容易做出隐蔽的错误（表明对需要注意的信息进行处理时存在干扰），而没有诱发出消极情绪的被试那里这一效应并没有被发现。McCabe和Gotlib（1993）将双耳分听任务与一个辅助任务结合起来：被试在进行双耳分听任务的同时，他们对一个光探针刺激的反应时也会得到评估。相较于积极和中性的词汇，当消极词汇呈现于被注意的通道时，抑郁的被试对光探针的反应时更长。有趣的是，当抑郁发作缓解时，这种效应便消失了。
研究人员还通过情绪的面部表情来研究抑郁被试是否更倾向于感知到悲伤。情绪的面部表情是一种代表社会环境显著特征的强有力刺激（Hansen & Hansen，1994）。个体通过面部表情来观察其交际伙伴的情绪反应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Salovey & Mayer，1990）。误读面部表情尤其是对那些微妙的难以捉摸的表情的误读，会对一种情形的解释产生较大的影响，并且会影响到情绪调节策略（例如重新评价策略）的选择和效果。尽管有些研究者已经发现抑郁个体对所有面部表情（例如富于情感的或者中性的表情）的加工存在缺陷（Carton et al.，1999），但其他研究者却无法验证这一发现（Ridout et al.，2003）。很多研究者发现，抑郁症与在处理某些特殊类型的情绪性表情时的消极偏差有关（Rubinow & Post，1992）。所有这些研究都与高强度的面部表情有关。抑郁症是否对情绪性表情具有早期感知这一特点，一些使用细微表情的研究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抑郁症主要与识别细微的积极情绪表情方面的困难有关，抑郁个体更不容易识别低强度的悲伤（Joormann & Gotlib，2006）。
总之，抑郁症与对情绪相一致的材料更快的识别有联系，或者与对负性刺激更快的指向有联系，但是所有有关的实证研究是比较复杂的。这些结果与Williams等人的看法一致，Williams等人提出，抑郁的人不存在早期加工的偏差。相反，Williams等人认为，焦虑症具有早期的自动注意加工偏差。这一领域的大多数研究，要么使用了修订版的Stroop任务，要么使用了注意分配模式（例如，点探测任务）。但是，点探测任务中延长了情绪刺激暴露的持续时间。有意思的是，同样，很多研究都没有发现抑郁症中类似的偏差（Mogg et al.，1993）。大多数使用Stroop任务的研究都没有发现抑郁被试与控制组被试有何不同，即使刺激呈现方式是以阈上的形式（Holmes & Pizzagalli，2008；Mogg et al.，1993），例如，Bradley等人（1995）发现抑郁与增加了的Stroop干扰无关，而且，在焦虑症中出现的干扰效应，在同时患有抑郁症的焦虑症患者身上并没有出现。几个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阈上刺激的点探测任务来研究抑郁症的加工偏差（Mogg，1995），结果也没发现早期注意加工偏差的存在。另外，最近在一项采用高兴、悲伤、愤怒以及中性的四种表情的呈现时间都分长和短两种情况的注意任务中，Koster等人（2006）并没有发现抑郁症状或者焦虑症状与早期注意偏差的相关。
第二节 认知加工后期与注意偏差
尽管目前没有证据支持抑郁患者在认知加工的早期阶段存在注意偏差，但如果据此认为抑郁患者在加工的后期也没有注意偏差的话，这种结论可能还为时尚早。例如，使用点探测任务的一项最近研究报告了对抑郁症中选择性注意的研究，但这一研究仅仅在刺激长时间呈现的条件下。Bradley等人在点探测任务中报告了一个与情绪一致的偏差，当刺激呈现500或1000毫秒时，诱导产生和自然产生的焦虑会导致这种偏差，但当呈现时间较短（14毫秒）时则不会出现偏差。在一项以情绪性表情为刺激的点探测任务的研究中，Gotlib等人（2004）发现，当面孔表情呈现1000毫秒时，临床抑郁病人对消极表情具有注意偏差（Donaldson，et al.，2007）。在最近的两项研究中，Joormann和Gotlib（2007）重复了这些研究，他们研究的样本是长期郁闷的成年人以及具有抑郁高风险的无抑郁症状的女孩，这些女孩都有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母亲，两个研究分别被进行。这些研究表明，注意偏差不仅仅是抑郁症的一个症状或者先前抑郁发作的一个后遗症，而且增强了抑郁症的易感性。
总之，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与控制组相比，抑郁个体并没有将注意力更频繁地指向消极信息，但是一旦消极信息占据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就会出现摆脱消极信息的困难。把注意力从消极材料中摆脱出来也存在与上述相似的困难，而且这一结论在一些使用其他注意任务的研究中已被证实。例如，Rinck和Becker（2005）报告说，抑郁个体在视觉搜索任务中，并没有表现出对抑郁相关词的检测有所增强，但是更容易被消极词汇分散精神。Eizenman等人（2003）使用了眼跟踪技术，不断监测被试的注视点。抑郁个体在看表示悲伤和沮丧的图片时比非抑郁个体所用的时间更长，并且对这些图片扫视的持续时间也比控制组更长。同样，Caseras等人（2007）在一项眼追踪实验中发现，抑郁个体比控制组个体更不愿意把注意力转移到消极刺激上，但一旦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消极刺激上，他们会比非抑郁个体花明显更多的时间去看这些刺激。
总之，这些研究表明，抑郁个体对消极信息具有选择性偏差，但这种偏差的实质与焦虑症研究中的偏差是不同的。抑郁个体或许不会自动地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环境中的消极信息，但是，一旦消极信息成为他们注意的中心，他们在摆脱消极信息时或许会有更大的困难。因此，抑郁症似乎具有摆脱消极刺激的困难。综合考虑，这些研究表明，抑郁症对消极信息存在选择性偏差，但是这种偏差并不是存在于注意的所有方面。研究表明，选择性注意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是由几个相互关联的成分组成，（a）注意对刺激的最初朝向；（b）对刺激的注意投入和（c）对刺激的注意分离。笔者采用改编后情绪负启动任务实验范式对大学生抑郁个体和临床抑郁症患者进行了研究，发现大学生抑郁个体和抑郁症患者都存在对负性情绪的抑制障碍，结合负启动任务的性质，笔者认为，抑郁症患者存在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并且这种注意偏向与选择性注意中的中晚期成分有关（如分离、维持成分）。
对于抑郁症负性信息注意偏向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刘明矾（2007）认为可能与实验任务和刺激呈现的时间有关，呈现时间的长短影响到对刺激注意的加工深度。当研究中刺激以阈下值呈现时，抑郁症患者无法和焦虑症患者一样对情绪刺激产生明显的朝向反应，也因为时间较短不能对注意的中晚期成分进行加工。因此，在注意的早期成分加工（如朝向）阶段抑郁症患者没有产生注意偏向。一些使用刺激呈现时间较长的点探测任务研究证实了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而在刘明矾（2007）研究及Joormann和Goeleven（2006）的情绪负启动研究中，实验范式本身说明了这种偏向发生在注意的中晚期成分加工阶段。一旦干扰词是与自我相关的刺激，就会影响到抑郁个体对注意维持的时间或注意解除的能力，从而产生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
抑郁症患者对负性信息注意偏向能解释一些问题。首先，注意偏向导致了抑郁个体对负性信息的持续加工，如过分思虑和关注自我。重要的是，对过分思虑的解释已暗示了注意过程之间的联结。如过分思虑反应已被解释为过分关注个人抑郁情绪以及这种情绪产生的可能原因和结果的行为或思想。抑郁个体不仅过分关注外在的刺激，而且也维持了对自我的关注。其次，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在知觉和解释事件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最后，注意调节的缺乏本身就是消极的，因为它导致不可控制的感受并产生诸如思维抑制等非适应的控制策略。
目前，没有系统的研究去调查选择性注意加工中每一个成分在抑郁症患者信息加工中所起的作用。了解其基本机制有利于改善当前针对信息加工的心理治疗。因此，未来在对抑郁症患者进行负性信息注意偏向的研究中，应对选择性注意的基本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了解各个成分（如定向、维持、解除和分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第三节 母亲患复发性抑郁症的青少年儿童的注意偏差
母亲患复发性或慢性抑郁症的学龄期儿童和青少年是否和成人一样可能存在消极刺激的注意偏差？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在受到消极情绪影响的情况下，母亲患抑郁症的孩子比母亲没有患抑郁症的孩子表现更多消极认知偏差（Taylor & Ingram，1999）。母亲患复发性抑郁症的9-14岁女孩存在对悲伤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差，而母亲没有患抑郁症的女孩存在对快乐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差（Joormann et al.，2007）。此外，最近一项没有情绪因素的点探测研究中，Gibb等人（2009）运用相对长时的刺激时间，通过图像刺激和负性情绪诱导发现，母亲患长期抑郁症的8-12岁孩子比那些母亲没有患抑郁症的孩子表现出对悲伤面孔的逃避。
这些发现提出了许多问题。首先，虽然处在抑郁发作危险期的学龄期孩子和青少年，在点探测任务中存在对悲伤面孔的注意偏差，但是这些偏差（例如更多的注意对抗逃避）的实际意义尚不清楚。除此之外，研究者没有调查，这些注意偏差是否能在母亲患抑郁症的更年轻后代中识别出来。抑郁危险标志的早期识别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这可能给抑郁症早期干预/预防提供更多机会（Pine et al.，2009）。最后，童年女性抑郁发作的比率比男性急剧性增加，究竟是什么机制促成了这样的不同风险还不太清楚（Hankin & Abramson，2001；Hyde et al.，2008；Nolen-Hoeksema&Girgus，1994）。有一些证据表明，认知风格的性别差异产生在青春期之前。例如，童年期的女孩比男孩回忆更多的情绪记忆，这表明在情绪信息的加工中存在早期差异（Davis，1999）。此外，一项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抑郁认知的纵向研究发现，一些认知素质，包括身体外貌的理解、自我价值，女孩比男孩在这些方面更稳定，并且早于抑郁发作的性别差异（Cole et al.，2009）。虽然女孩没有表现高水平的抑郁认知，但是结果指出这些认知风格在女性身上更持久，从而导致抑郁发作的性别差异。检查男女性别上的认知风格，可以有助于对青少年和成人抑郁发作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
青少年和儿童的这些偏差的发展趋势以及是否能在更早期儿童身上识别至今为止还不清楚。为了检验是否注意偏差能引起处于危险的年幼儿童的抑郁症，最近，Autumn等人（2010）对母亲患有周期性或者慢性抑郁和正常母亲的5—7岁的男孩和女孩进行点探测任务。通过情绪指导，儿童对悲伤和快乐面孔的偏爱进行评定。结果发现，注意偏差可能在更早期儿童身上识别，并且可能作为抑郁症的特征性标志。这也为认知偏差的性别差异明显早于人群中抑郁症发病的性别差异提供了证据。
第四节 抑郁症与记忆加工偏差
从现有的大量关于抑郁症记忆的研究结果来看，抑郁症的记忆加工偏差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明（Mathews & MacLeod，2005）。事实上，在抑郁研究文献中一个最有力的发现便是，相对于积极材料，对消极材料的回忆具有优先性（Mathews & MacLeod，2005；Mattet et al.，1992；Williams et al.，1997）。在一项对抑郁症的记忆加工偏差的元分析研究中，Ma tt及其同事发现，患有严重抑郁症的被试记住的消极词汇比积极词汇多10%。相比而言，在25项研究中，非抑郁的人对积极信息表现出记忆偏差的就有20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记忆偏差一直在自由回忆的任务中出现最多，它在明确记忆任务中或许会被限制。使用认知或者模糊记忆测量的研究结果前后很少能达到一致。Watkins（2002）在对抑郁症内隐记忆的综述中阐明，在抑郁被试对情绪材料进行编码或者回忆时不存在偏差，并且这些材料完全以感知过程为基础。例如，如果抑郁被试被要求在编码时去数情绪词汇的字母或者被要求依据回忆去补全词干或者破碎的词汇，此研究并没有获得存在内隐记忆偏差的证据（Watkins et al.，2000）。然而，如果被试被要求用词汇去评估他们最近的经验，或者想象他们自己在一个涉及编码过的词汇的情景，并且被要求自由联想一个信号词或者提供一个与所给定义相符的词汇时，所获得的内隐记忆偏差更加一致。这些关于编码和回忆的后续研究，要求语义性的而不是完全的材料知觉过程。这就表示，抑郁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情感材料阐述和解释的不同。
抑郁症不仅与负性事件的强化回忆有关，而且与过度概括化记忆的回忆也有关。在自传体记忆测验（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est，AMT）中，抑郁被试通过他们对一类相似事件的总结性记忆对积极和消极线索进行反应。重要的是，这个研究已经表明，过度概括化的记忆与问题解决的困难性、想象未来具体事件的无能以及与抑郁发作持续时间的延长都有联系（Raes et al.，2005）。此外过度概括化的记忆具有对产后抑郁发作后再次患上抑郁症的预测能力（Mackinger et al.，2000），以及预测紧随学生生活事件和体外受精失败而来的抑郁症（Minnen et al.，2005）。Brittlebank 等人（1993）发现，自传体式记忆中过度概括的回忆，尤其对于积极记忆的概括回忆，能预测到严重抑郁症在七个月的后续评估中不会完全康复。相反，Brewin等人（1999）发现，自传体式记忆中过度概括的回忆没有预测抑郁症的康复，而对生活事件闯入性的回忆能够预测抑郁症的康复。此外，个体对过度概括化记忆的回忆程度能预测情感性障碍的延迟恢复（Dalgleish et al.，2001）。Williams （1996）提出，过度概括的记忆是情感调节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个体试图通过堵死通向这些记忆的细节或者通过一种不精确的方式检索这些记忆来减轻与悲伤记忆相联系的消极情感。Williams等人（2007）进一步提出，个体在认知控制上的不同，特别是在抑制功能紊乱上的不同，可能构成了抑郁症中过度概括回忆的基础。因此，在情绪调节的背景下去理解抑郁患者的过度概括化记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目标。总之，记忆的负性偏差似乎是抑郁个体的特点。实际上，抑郁症不仅容易受负性材料的影响，也与抑郁症患者对过度概括化记忆的回忆有关。
第五节 抑郁症与理解加工偏差
有一个共识是，焦虑个体对模棱两可的刺激喜欢消极的解释并且在任务中也是这样做的。这表明，这些偏差是在自动水平上操作的（Mathews & MacLeod，2005；Zinbarg & Yoon，2008）。例如，惊恐障碍的个体将身体感觉的性质解释为灾难性疾病的症状（Clark，1988）。并且，诊断为社交恐怖症的个体高估了消极的社会事件的可能性以及这些事件的消极后果（Foa et al.，1996）。由于早期的研究严重依赖于参与者基于他们的解释的自我报告，其结果可能混淆了反应偏差或者需求问题（MacLeod & Cohen，1993）。为了克服这些局限，研究者们通过一种主要基于启动模式的替代技术，用来评估解释上的偏差，而不是要求参与者发出或认可替代性反应选择。最近的这些研究证实了焦虑的参与者们的确存在消极的解释偏差（MacLeod & Cohen，1993；Yoon & Zinbarg，2008）或者不存在积极的解释偏差。
抑郁症是否具有解释上相似的自动偏差，关于这一点，研究结果变得越来越模棱两可。例如，Butler和Mathews（1983）给临床抑郁患者呈现模棱两可的情景时，发现抑郁个体把消极解释列于比其他可能的解释更高的位置上。有一项研究利用被试对目标词的延迟反应来评估解释偏差，这些目标词在模棱两可的句子之后呈现，Lawson和MacLeod（1999）发现抑郁个体并没有解释偏差。使用类似的任务，Bisson和Sears（2007）也发现，即使在负面情绪诱导之后，抑郁症也不存在解释偏差。Lawson等人（2002）测验了抑郁与非抑郁被试对某种意象的惊吓反应的严重程度，这种意象是由模糊的情绪文本引诱出的。使用这一程序，Lawson等人发现，抑郁样本比非抑郁样本有更多的消极解释，并认为，以往研究未能发现这一偏差的原因，是他们把延迟反应作为了一个因变量。Rude等人（2002）发现了一个测量解释偏差的方法——杂乱句子测试，能够预测大量本科学生的抑郁症状在4～6周后有所增强，特别是在认知负荷管理下的情况。最后，Dearing和Gotlib（2009）最近的报告说，在其母亲患有抑郁而其自身从未患过抑郁症的女儿身上发现了消极的解释偏差，这一研究结果为这些偏差会增加抑郁症的发病风险提供了证据。显然，还需作进一步研究以系统地探讨抑郁症的解释偏差。
第六节 抑郁症的抑制与认知控制
在上一节抑郁的注意偏差中，抑郁患者将注意力从负性材料中摆脱存在困难，或许反映了抑郁症存在抑制性控制的障碍。抑制是一种对优先反应的去除以及对抢占注意力的无关材料的加工进行控制以应对形势的核心能力，这一核心能力使我们能够灵活地作出反应并且调整我们的行为和情感反应以改变周围的形势。认知控制是与可执行的控制加工功能相联系的，例如，工作记忆中的抑制。工作记忆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系统，这一系统对信息进行积极的维持和操控，并且对注意力进行控制。它是个容积有限的系统，这一系统对一系列优选的表征提供临时通道，这些表征存在于当前的认知加工过程当中。工作记忆能反映注意的焦点以及作为意识内容的表征的临时激活。鉴于工作记忆容量有限，工作记忆内容的更新效率就显得很重要了，这一更新任务是由可执行的加工过程控制的。可执行的加工过程必须对通向工作记忆的路径进行选择，以此来保护它不受来自无关信息的侵扰，而且必须丢弃那些无关的信息。事实上，已经有研究提出，存在于无关表征中增加的干扰就是低工作记忆容量的一个来源（Engle et al，1999），并且这种缺陷被用来描述各种人群，包括老年人、注意缺陷障碍的儿童、强迫症病人以及精神分裂症患者。
许多研究者提出，抑郁症与执行功能障碍相联系（Hertel，1997；Joormann，2005）。事实上，有新的证据表明，抑郁症具有抑制与自身情绪一致材料的困难，这一困难会导致对表征信息中消极的和目标无关的加工延长，从而阻碍从消极情绪中恢复，并且导致作为抑郁症特征的持续的消极情感的出现。理论家们提出，在抑郁症的记忆和注意偏差中，认知抑制性障碍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并且认知的抑制性障碍为负性事件和消极情绪状态的沉思设定了一个阶段（Shuqiao & Mingfan，2010）。目前已研发出具有研究抑制功能的实验范式有负启动模型和定向遗忘模型，在下一章中笔者将会重点讨论负启动范式。
情绪负启动任务（NAP）是用来评估对情感信息加工中的抑制性。Joormann（2004）发现，焦虑被试和有过抑郁发作历史的被试对消极材料的抑制性降低。因此，在先前的启动试验中要求被忽略的消极分心材料呈现之后，被试对之后出现的消极目标材料的反应更快。正如所料，对积极目标材料的反应不存在群体差异。相关研究发现，对抑郁沉思的自我报告得分与情感分心材料加工的抑制能力降低有关，这一发现对于缓解期的抑郁个体仍有意义（Joormann，2006）。并且，笔者在其博士论文中（2007）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果，与非抑郁被试相比，抑郁被试表现出对悲伤表情较差的抑制能力，而对快乐的表情则能进行有效的抑制。相较于中性表情，从不抑郁的个体对悲伤和快乐的表情都表现出较强的抑制。负启动任务只能评估抑制的一个方面，即对相关材料和无关材料进入工作记忆的控制能力。大多数的理论都假设，抑制机制不是一个一元结构，而是一个包含着诸如反应抑制、认知抑制和情感抑制等几种成分的结构（Friedman & Miyake，2004；Nigg，2000）。此外，认知抑制在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作用，例如，阻止把目标信息进入工作记忆或者降低曾经有关但由于目标的改变而变得无关的信息的活性。然而从负启动研究的结果看，抑郁症是否也与从工作记忆中移除无关消极材料的困难有关，这一点还不够清楚。对以前是但现在已经不再是相关的消极材料加工的抑制存在的困难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消极情绪状态和反复出现的消极生活事件会作出反复的不可控的无意识的消极思维反应。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Joormann&Gotlib（2008）使用一个改编后的Sternberg任务评估对无关的积极和消极刺激的抑制，这个短期认知任务要求被试忽略先前记住的一列词。在这一任务中，两列情感词同时被呈现。两列词被记住之后，有一个线索表明哪列词是与认知任务接下来显示的词相关的，然后让被试判断所呈现的探测刺激是否来自相关的词列，来自不再相关的词列的探测刺激必须被消除，就像对待新的探测刺激一样。对干扰探测刺激（如，来自无关词列的探测刺激）的反应时间不同于对一个新的探测刺激（如，一个新词）的反应时间，这意味着工作记忆内容剩余的激活效力不再具有意义，从而能评估个体将无关刺激移出工作记忆的能力（Oberauer，2005a，b）。研究发现，抑郁症的被试从工作记忆中移除无关刺激时存在困难。具体来说，相较于从未抑郁过的人，抑郁被试对干扰性探测刺激（例如来自无关词列的探测刺激）比对一个新的探测刺激（如，一个新词）表现出更长的判断潜伏期，这点说明工作记忆内容剩余的激活效力不再有意义。重要的是，这种结果在关于积极材料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
总之，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抑郁症与情感材料加工的抑制性障碍相联系，具体地说，与从工作记忆中清除无关消极材料时存在的困难有联系。最近Nee和Jonides（2008）通过改进的实验范式重复了这些研究，在同一任务中可以评估抑制能力的两个方面：一是进入工作记忆的能力；二是摒弃工作记忆中无关材料的能力。非常有趣的是，在实验中，抑郁被试与非抑郁被试相比，保持无关信息不能进入工作记忆的能力并没有差异。然而，我们发现在摒弃工作记忆中消极材料的能力中有组间差异，而在加工中性或是积极性材料时，两组无差异。在抑郁被试中，消除消极材料时的困难跟自我报告的沉思相关。最后，Joormann（2009）在一项实验中，要求被试调用工作记忆中的材料，结果发现，患有抑郁症的被试在操作工作记忆中的消极材料时表现出困难，这一缺陷同他们自我报告中的沉思倾向有联系（Oberauer，2005a，b）。
认知控制障碍可能不仅通过影响人们从无关材料上摆脱注意力的能力从而增加人们不必要的多余想法，而且使得忘记这些不必要的想法对于他们来说变得有困难。理论家们认为，在记忆中对目标项目进行选择性检索和对外部环境中的对象进行选择性注意，这两者具有相似的加工过程（Anderson & Spellman，1995）。因为，如果在抑郁个体的选择性注意任务中发现了抑制性功能障碍，那么这一障碍也可能在记忆任务中被检测到。抑郁症与这种可执行控制障碍有关，这样的假设已经在定向遗忘任务中进行了检测。在这一任务中，被试被要求在试验进程中的某个时候忘记先前学习的材料，然后，对需要记住的材料以及需要忘记的材料进行回忆的检测（Bjork，1972）。在一项使用中性材料的研究中，Cottencin等人（2008）报告，抑郁症对需要忘记的词汇的回忆有所增加并且对需要记住的词汇的回忆有所减少。Power等人（2000）使用消极和积极的词汇进行了这个实验，发现抑郁被试和非抑郁被试的定向遗忘效应有所不同。具体地说，抑郁被试在执行“遗忘”指示后，对消极词的回忆产生了促进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形容词以自我相关的方式进行处理时，这种效应才会出现。Joormann和Tran（2009）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他们认为，在沉思自我报告上得分较高的被试对任务中的消极材料忘记较少。尽管有些消极词汇在学习阶段并未呈现，被试对这些消极词汇的回忆有所增加。当抑郁得分作为共变量包括在内时，以上结果仍保持稳定性。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抑郁被试更有可能对消极材料（这些材料在学习阶段从未被呈现过）作出回忆（Joormann，2009c）。
Hertel和Gerstle（2003）发现，焦虑的学生对消极词汇的抑制也是降低的。在研究中，焦虑和非焦虑的学生学习单词配对，每一词对都由一个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形容词和一个中性名词组成。在随后的练习实验中，当情绪形容词作为线索呈现时，被试回忆目标词或者抑制目标词（例如，努力不去想）。在测试的最后阶段，将测试对所有词汇的回忆。Hertel和Gerstle（2003）发现，焦虑被试对指定的抑制练习的回忆力更好，他们对需要抑制的消极词汇有更多的回忆。此外，遗忘的水平很大程度上与沉思的自评得分有关。同样，这些结果表明，自评报告沉思与抑制困难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通过使用一个对Anderson和Green（2001）的实验稍加修订的版本，Joormann等人（2005）通过对消极词和积极词有意遗忘的研究发现，抑郁被试和控制组被试已经学会将中性名词联系起来。与定向遗忘研究相比，研究者为被试者提供了一个多重机会去练习对项目的有效抑制，以便发现随着抑制性训练遗忘是否会增加。重要的是，抑郁被试通过训练能忘记消极的词汇，这表明，干预在这一研究中具有复杂的含义（Joormann et al.，2009e）。
总之，抑郁症与信息加工过程所有方面的偏差都有关，但是它表明抑郁个体与非抑郁个体在认知功能上有着明确的不同。抑郁症不一定具有一般的认知缺陷，也不一定具有对消极材料加工过程的高水平警觉。相反，鉴于焦虑患者对威胁刺激的快速检测和迅速指向，抑郁症对消极材料的自动加工则是模棱两可的。一旦注意力指向了消极材料，抑郁个体就会倾向于对材料进行复杂的解释，并且会存在停止和抑制消极材料的困难。这一具体困难可能推论出抑郁人群从消极情感中的恢复能力，因此，或许表明了认知和情绪失调之间的重要关系。
第七节 抑郁症的认知偏差与情绪调节策略
持续的消极情感是抑郁症的一个核心特征。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人们从消极情感中恢复过来，这些因素包括有效的策略知识以及实施策略的动机（Campbell-Sills & Barlow，2007）。然而，消极材料加工过程的偏差或许特别有害于消极情绪状态的调节能力。事实上，在人们的情感中，认知扮演着很关键的角色。根据情绪认知理论，认知评价决定着一种情感是否被体验过，而且如果被体验过，那么是哪一种情感。因此，认知是情绪调节的主要途径。所以，认知功能的偏差和障碍会影响人们调节情感和情绪状态的能力，并且有可能增加人们处理情绪障碍的脆弱性（Joormann et al.，2009）。认知功能的个体差异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情绪调节。例如，对引发情绪的情境进行重新解释的能力和快速转移注意力的能力直接影响情感体验。然而，其他一些认知过程并没有直接影响情绪反应，但是，个体可以利用情绪调节策略使反应变得缓慢。例如，认知控制的个体差异能影响人们对事件的再评估能力。特别是注意和记忆的偏差可能导致呆板而自动的评估，使人难以使用灵活的再评估策略进行情绪调节（Siemer & Reisenzein，2007）。实际上，这样的偏差能够让人使用不适合的调整策略。例如，对创伤性事件细节的内隐记忆可能导致一个人选择或逃避某一种具体情境，虽然这种情景可能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令人厌恶并引起消极情感。虽然认知灵活性和认知偏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情绪调节策略，这些加工过程并不会对情绪产生直接的影响。然而，检测它们在情绪调节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能够影响各种调节策略的选择和有效性。
出乎意料的是，很少有研究检测抑郁症的情绪调节策略。此外，这些研究中的大多数依赖于自我报告的数据，并且这些研究的被试是在抑郁情绪得分很高的人而不是诊断为抑郁症的样本。另外，研究结果认为，抑郁和焦虑更多地使用一些策略，如情绪压抑、现实路径、灾难化，而另一些策略如再评估、自我揭露更少地使用（Garnefski & Kraaij，2007）。另外，最近的研究表明，受损的情绪调节能力会随着抑郁症状的缓解而明显恢复（Ehring，2008）。
正如我们以上提到的，抑郁症与对消极材料的注意力摆脱存在困难有关，与抑制控制功能障碍有关，也与记忆偏差有关。所有这些异常都潜在地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效果以及更加自动化的调节过程的效果。忽略引起情绪的情境线索的能力或者迅速脱离这些线索的能力，在情感障碍的预防和情绪反应的调节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摆脱注意力的困难很可能阻碍人们使用注意重定向或者注意分配作为一种情绪调节策略，这反过来增加了某些评估随后发生的可能性。鉴于抑郁的人对消极材料的摆脱存在困难，他们利用注意分配作为调节策略的能力很可能受到损害。事实上，一些研究已经证明，注意偏差与压力情境下的情绪变化存在联系。例如，Compton等人（2000）提出，脱离注意力的能力下降与对一个悲惨的电影短片增加的反应有关联。然而，注意力定向的个体差异还未被发现是与情绪反应有关的。同样，Ellenbogen等人（2002）报告说，当人处在紧张的任务时他们从消极材料上转移注意力的速度更快，这种注意力的转移与面对应激源时更加消极的情绪有关。在一项相关的研究中，这些作者认为，从阈上呈现的焦虑图片刺激中脱离的能力，与在后续压力任务中的消极情绪测试得分的较少改变有关，但是没有影响神经内分泌的反应。相比而言，从隐蔽的威胁图片刺激中快速脱离，会影响对压力的而不是对情绪的神经内分泌反应（Ellenbogen et al.，2006）。Beevers 和Carver（2003）证明，对消极的而不是积极词汇的注意偏差的改变，是伴随消极情绪并与生活压力相互作用而发生的改变，这种偏差预测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出现，而且MacLeod和Hagan（1992）发现，对负面信息有最明显偏差的女性，稍后当她们得知被诊断为宫颈癌时，表现出了最多的悲痛。因此，有证据表明，抑郁症在摆脱消极材料时存在困难，而且这种困难是与受损的情绪调节相联系的。
记忆偏差或许也通过重要途径影响情绪调节。例如，记忆偏差或许会影响人们对某一特定情境的感知，改变他们的评估，并且把他们的注意力导向情境中特定的方面。特别是偏差的回忆如果取决于内隐记忆，那么会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对在创伤性事件过程当中出现的刺激的内隐记忆，可能会导致人们无意地选择（或者回避）具体情境，并且评估相对无害的情境为对生命的威胁，这种情况正如创伤后应激障碍所频繁表现的情况一样（McNally，1997）。记忆中信息的易接近性可能影响情绪的反应，并且影响有效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和应用。例如，与愉快事件相比，对不愉快事件的记忆消退得更快些，这种差异与幸福感有关。此外，对积极的自传体式记忆的回忆能够纠正被诱导产生的消极情绪状态（Joormann & Siemer，2004），而且记住积极事件和忘记消极事件与一生中所增加的福利有关（Charles et al.，2003）。因此，选择性回忆不仅可以影响其他的情绪调节策略，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直接改变情感和情绪状态的有效策略。事实上，研究者证明，在对消极情绪诱导刺激的反应时，情绪一致性回忆常被用作一种情绪修复策略（Rusting & DeHart，2000）。
在抑郁症中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应用及应用效果的研究表明，相对于非抑郁个体，抑郁个体没有能力使用积极的自传体式记忆去调节被诱导产生的消极情绪状态。焦虑和沉思是决定情绪一致性记忆修复发生的决定因素（Joormann & Siemer，2004）。虽然非焦虑被试的情绪评定结果在分心条件下和情绪一致性回忆指导下得到了改善，分心似乎缓解了他们的悲伤情绪，但是焦虑被试并没有从对积极情绪的回忆中获益。一项最近研究重新检验了上述结果，有趣的是，先前抑郁的被试在利用积极回忆纠正他们的消极情绪时表现出了相类似的困难（Joormann et al.，2007）。总之，这些研究结果大体上与情绪调节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Rusting & De-Hart，2000），并且支持了对消极情绪诱导刺激的反应中，情绪一致性回忆被用作一种情绪调节策略的观点。这些结果表明，抑郁症与利用一个普通而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的困难有关，并且这种困难或许是与抑郁症的记忆偏差有关。
再评估也是一种重要的情感调节策略。认知加工可能会影响个体有效使用这种策略的能力，这种认知加工包括注意和记忆偏差和认知控制的个体差异。因为对某一情绪状态或者情感的体验通常与工作记忆中情绪一致性表征的激活有关，控制工作记忆内容时的困难应该会影响情绪调节（Siemer，2005）。另外，有效地再评估或许取决于一个人转移（自动的）注意的能力以及某种解释偏差，这种偏差导致了对情绪引导线索不必要的评价。因为以供选择的评估取代自动性评估需要认知控制，对工作记忆内容的控制能力在情绪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工作记忆中的情绪一致性内容变得无关时，无力适当地排除这些内容将导致难以对新信息进行注意和加工，会导致沉思和其他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对显著但无关的想法和记忆的抑制存在困难同样会阻碍更加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的应用。
正如上文所述，抑制过程的障碍在沉思的反应中可能发挥了中心作用。根据Nolen-Hoeksema及其同事的观点，沉思是一个对消极情感非常有害的反应，并且它阻碍了人们从消极情绪中恢复，延长了抑郁发作时间（Nolen-Hoeksema et al.，2008）。能够描述沉思的特征并能将它与消极的自动想法区别开来的观点是，沉思是一种思考风格而不仅仅是消极的内容（Nolen-Hoeksema et al.，2008）。因此，沉思被定义为反复出现想法和观点的过程（通常被描述为反复循环的想法），而且没必要定义想法的内容。在一项具有大量程序的实验性的相关研究中，Nolen-Hoeksema及其同事研究了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沉思，并且研究了这一反应风格如何加剧悲伤情绪并预测未来的抑郁发作（Morrow & Nolen-Hoeskema，1990）。在以非临床样本为被试的研究中，自我报告的沉思水平能够预测增高的焦虑水平，即使在最初不同的抑郁水平得到控制之后（Nolen-Hoeksema & Morrow，1991）。此外，沉思能够预测更高程度的抑郁症状和严重的抑郁发作及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异（Nolen-Hoeksema2000；Nolen-Hoeksema et al.，2007），沉思也能够增强认知偏差。因此，被诱导去沉思的焦虑被试对假定情境具有更多消极的解释，产生了更低效的问题解决策略（Lyubomirsky&Nolen-Hoeksema，1995），并且对消极的自传体式记忆表现出更多的回忆（Lyubomirskyet et al.，1998）。同样地，Singer 和 Dobson （2007）发现，症状缓解的抑郁病人在消极情绪诱发期间被指示去沉思，他们与被指示使用分心策略的被试相比具有更高的抑郁情绪水平。Davis和Nolen-Hoeksema（2000）报告说，好沉思的人比不好沉思的人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WCST）上出错更多。因为WCST测量可执行控制能力和认知灵活性，这些结果为沉思与工作记忆中的可执行控制成分相联系提供了证据。此外，Joormann（2006）报告了沉思与负启动任务评估的认知抑制障碍的相关性，并且Joormann和Gotlib（2008）发现了沉思与从工作记忆中消除无关的消极材料的相关性。这些结果表明，可执行控制和抑制功能的障碍与对消极材料的持续加工以及沉思具有联系性，这一障碍反过来维持了消极情绪并阻碍了从消极情感中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