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华中科技大学孙秋云教授
徐杰舜
徐：值此世纪之交，我们想邀请一些学有专精的人类学者、民族学者畅谈一下我国人类学的发展现状和前景。您是受邀的学者之一，不知您意下如何？
孙：很高兴接受您的邀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在您的主持下这几年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鼓与呼，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个人非常欣赏您的创意，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徐：那我们就言归正传。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术背景。
孙：我于1983年7月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史学学士学位。大学期间曾接受过陈国强教授的人类学民族学启蒙，拜读过林惠祥教授的人类学论着和容观夐教授的人类学讲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其他人一起协助吴泽霖教授从事民族学博物馆的筹建工作。1987年9月师事吴泽霖教授和张正明研究员，攻读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0年6月毕业后留校在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遗憾没有国外留学的经历，我认为这对我的研究视野有较大的影响。
徐：在学术上对您影响最大的人类学家是谁？
孙：吴泽霖教授。他是我国老一辈的着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一生着述宏丰、学贯中西。从1983年8月至1990年8月，在跟随他老人家身边7年的时间里，通过他的言传身教，无论在做人还是为学方面我都深感受益匪浅。体现在学术上主要有两点：（1）注重实地调查。吴泽霖教授在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美国社会学、人类学注重实证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学风对他影响很深。他自己也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大夏大学内迁，在三年贵州、五年云南的生活中亲身接触到十几个少数民族后才开始认识和研究我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因此，他一直要求我们不要惟书，要经常和反复地进行田野调查，从自己的实际调查中建言并检验前人的结论。这方面他对我们的教诲很多。（2）培养踏实的学风。我跟随吴泽霖教授的几年也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逐步走上以科研成果的多寡（主要是论文数量）为主要标准来评定职称的时期。吴泽霖教授是反对我们轻易写论文的。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习作投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部请他老人家帮助审稿，他把我叫去问我撰写该文花了多长时间，查阅了多少资料，目的是什么，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做学问有两种人，一种功夫扎实，一步一个脚印，着作虽不多，但其学说和观点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如清末的王国维；另一种人较浮躁，写的东西很多，但错误不少。做学问不应赶时髦、图名利，要像王国维那样才好。这些话至今回想起来还如沐春风，印象至深。
徐：对您影响最大的人类学着作是什么？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
孙：在我所阅读过的中外人类学着作中，印象最深的是费孝通教授的《乡土中国》。这是一部只有80多页的小册子，它不是调查报告，也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述，而是用从具体社会中提炼出来的一些概念，来阐释1949年以前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理论性着作。这部书我先后读过四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受。当然这可能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浙江北部一个平原农村度过的，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孩子出身，对我国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等有较深的了解和感受，这也是我长期以来比较愿意研究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原因。从我个人的感受来看，我认为费孝通教授对我国传统农村乡土社会的体悟以及将这种体悟用深入浅出的理论和平易生动的笔触描述出来所体现的才智和灵气，在国内民族学界和人类学界目前尚无人可以匹敌。几年前《中华读书报》上有一篇文章称他是“乡土的精灵”，我认为说得很好。其他我比较喜爱的人类学着作还有本尼迪克特（Ruth Fulton Benedict）的《菊花与剑》、《文化模式》，李亦园的《人类的视野》，弗雷则（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马林诺夫斯基（Brownislaw Kaspar Malinowski）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有关中国宗族的着作以及费孝通教授的《生育制度》、《社会调查自白》等，在此不一一例举。
徐：您从事人类学研究以来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哪些？有什么创新之处？目前您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孙：自1987年以来，本人先后在《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新亚学术集刊》、《贵州民族研究》和《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民族学人类学论文40余篇，与人合作出版学术专着两部：《中国文化历史》（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1997年版）、《社会的映像--民间社会有关文化事象的阐释》（民族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创新嘛还谈不上，特点一是注重当代少数民族青年社会生活方式的研究，如瑶族青年社会生活方式变迁方面的系列论文等；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我国古代民间的一些文化事象和观念，如发表在《文史知识》1991年～1996年《文化史知识》栏目中及其他刊物上独撰或与人合作的几篇文章。目前我的研究方向是土家族农村传统社会组织对其当代社会建设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宗族问题。这也是我所承担的国家民委“九五”社科重点课题和湖北省“九五”社科重点课题的主要内容，目前已完成了2／3。
徐：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崛起，您以为如何？您对人类学在中国的现状如何评价？
孙：目前人类学的着作出版得比以前多了，谈论、标榜和引用人类学观点的人也比以前多了，人类学的研究机构和学会也出现了，这是事实，也是好事。但这并不表明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崛起，原因很简单，人类学在中国还未得到广泛的认同，学科地位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难点就是学科地位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大问题就解决了。我个人不这么看。我认为我国人类学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如何为社会服务的问题。为社会服务有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的区别。远期当然没有大的问题，任何知识对任何社会都会有用的，只不过作用有大有小，我要说的是近期的问题。假如一门学问、一门知识自甘徜徉于社会进程主流之外，安然于去论证什么原始社会有这个没那个，或倾全力去搜集、描述各民族的奇异风俗，或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能帮别人作注释和点缀，与现实社会有很大的距离，那这门学问和知识与自编自导自娱自乐的卡拉OK或五子棋之类的游戏没什么区别，不会有什么学科地位的。人类学要发展要崛起，要主动地积极地置身于社会发展大潮之中，用自身独特的方法和视角前瞻性地研究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政府的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即为社会服务，成为社会的“思想库”。只有做到这一点，我国的人类学才会有自己的学科地位，才谈得上崛起。其实这一点我们的前辈费孝通教授就做得很好。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和1980年2月在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夫斯基奖大会上所作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讲话，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现在我国人类学界有一些中青年学者已在往这方面努力，可惜人数还不够多，成就也不够突出。因此，要解决人类学的学科问题，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徐：人类学本土化是全世界人类学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请您谈谈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如何“化”法？
孙：我认为人类学本土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没有必要去刻意渲染或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达国家人类学研究的园地殖民地没有了，人类学家只好去研究自己的社会，而本土社会与殖民地是不同的，不本土化能行吗？就我们而言，人类学是研究我们中国社会，我们的社会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区别，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同，别人在自己社会中所创造和发明的理论与方法只有与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经过反复检验和实践，才能为我所用。因此，本土化也是很正常的自然过程。这或许就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能说有美国化或西欧化的数学，但却绝对会有中国化或印度化的人类学。当然，本土化不应该以个性去否定共性，更不应该成为我国人类学界闭关自守的挡箭牌。
徐：我国是一个历史文献典籍极其丰富的国家，您认为人类学应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学术财富？
孙：我国的历史文献典籍可谓汗牛充栋，这是我国的人类学家可以连贯地研究我国各民族、各人类群体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文献中对各民族、各群体的记载有许多不具有连贯性，有的还存在着一定的误记、讹记、乱记现象，这就要求我们的人类学者在利用文献资料时，必须具备较好的史学修养和去伪存真的鉴别能力。同时，历史文献资料的利用只能是辅助手段或手段之一，不能成为主要手段，否则我们的人类学研究与历史学和社会史的研究就没区别了。
徐：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功之一。请您谈谈您在这一方面有什么体会和经验？
孙：田野调查是人类学之所以成为人类学的学科特征之一，也是人类学工作者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从1986年迄今，我先后在广西罗城仫佬族地区、浙江畲族地区、湘南桂北瑶族地区、海南岛黎族地区、鄂西土家族地区等农村进行过为期长短不一的田野调查。时间长的一次为4个多月，短的一次20多天，主要视调查目的和经费而定。我的职业是大学教师，依我个人的体会，要严格按人类学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田野调查时应与被调查者一起不间断地生活一年以上以便参与观察和详细记录，这在我国很难做到。原因嘛各人不一定相同，但大致有三：一是经费难以为继，二是尚有其他工作缠身，三是家庭压力大。我觉得同一个课题、同一个调查地点反复多次地去似乎更合适，当然这样每次去的时间就不一定要那么长。鉴于人类学工作者做田野工作时大多是以个人或小集体作业的方式进行的，所调查的对象又是活生生的人或群体，彼此之间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行为方式、思维观念等均有较大的差异，不要说不同学者之间的田野工作经验不完全一致，就是同一位学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民族中的田野工作经历和感受也不一定相同，因此要在这里谈经验是不合适的。不过有几点体会倒是愿意抛砖引玉：
第一，充分做好调查前的准备。这种准备一是资金和物质方面的，二是文字材料方面的。资金和物质方面的不用多说，文字材料方面指的是对将要实施调查地点的全面了解。
第二，确定调查主题，编写调查提纲。这种调查提纲不管你采用什么形式，一定要详细、可操作。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第三，调查时一要参与观察，二要勤于访谈，三要注重收集与本课题有关的当地的文书和器物，四要勤做笔记。
第四，一定要做好吃苦耐劳、耐得住寂寞的思想准备，并克服实际中遇到的困难。
第五，一定要与被调查者做到有机地结合，即“先交朋友后聊天”，力所能及地为当地做些不影响你调查客观性和公正性的事，要尊重和保护被调查者的权益和隐私。
第六，无论是在调查中还是在调查结束后，都要给当地群众留下一个诚而有信的好印象，为以后或后人的调查打好的基础。
田野调查是一门大学问，我自己也还是一个初入道者，更愿意向同行方家求教。
徐：您今天谈的问题有一些很有意思，今后我们还可以详加讨论，今天先谈到这里，谢谢您。
孙：不客气，其实应该感谢您才对。这种形式较活泼、自由、开放，我比较喜欢。希望以后多进行这样的活动。再见！
原载《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